这次新的尝试不仅能让我们的假说更加成熟，还能让人们单纯从文字之中汲取多姿多彩的古老历史，这实属幸福之事。这个民族的“新尝”习俗，先在其中心点经历过几个阶段的变迁。在经历了采纳“唐制”这一有意识的巨大改革之外，“新尝”习俗还曾有过一些未曾震惊于世的各种被省略与追加的内容，这超越了那种“不可能”式的古板的判断，越来越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前述的《令义解》中有“朝则诸神之相尝祭”云云，而后世举行“相尝祭”的日子比记录中早了十二天，延喜的“四时祭祀”仪式中，只有这一日向近国[30]的七十一座神进献的贡品的名目和数量有特别的规定。这些现象有种种不可思议之处，“相尝”这一名称的意思也难以判断。“相尝”与“相飨”以及“共饌”相同，只能看作神与人同时食用同一种食物的意思。如果像《玉胜间》所说的那样，只是简单的“御相伴”[31]的意思的话，那么“新尝”当日的“亲祭”就成了第二次仪式，因此就不再是（新）“尝”了。然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可能存在。《神祇令》的条文中有“仲冬上卯相尝祭”一句，在《令义解》中被解释为“大尝”当天的清晨，这或许是一个误解，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虽然晚上的“御馔”才是“尝”，但是，在此之前无论多么尊贵的诸国神灵都不可能提前与之“御相伴”。经观察可以发现，这是由于京畿及其附近的神社，在这个时候也举办同样种类的祭祀活动，而这些祭祀活动或许也被称为“相尝”的这一事实被无心地记录在官方的文书当中而引起的某种混乱。也就是说，上述观点认为当时这种水稻收割之后的信仰仪式在城邑之间已经广泛分布。如果知道用当地的语言如何称呼则会对我们的研究大有帮助，然而至今还无从知晓。总之，就算这一祭祀与皇家祭祀并非在同一季节、同一日举办，也至少在其前后，稍稍将出发的日期提前，则赐予的贡物也能赶上，祭祀也就能成为更加令人感慨且心生愉悦的事情。因此，与之相对的是，或许因为“新尝祭”当日的案上案下的币帛数量少，不足以应付各神社的祭祀，只是专门以让朝廷顾念这件事为目的，因此与其他很多“例币”一样，很多人干脆不去领取，使得这种币帛越来越难以处理。

向七十一座神进献的“相尝祭”的贡物，在种类和数量上有些许的异同，这背后应该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如今我没有思考这一问题的能力。只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其中除了布帛、食品、器具之外，还备有酿酒用的稻米五斗或者一石，却从未有人见到用作烹制米饭的那类稻子。也许只有这种稻子是从属于各自神社的“神田”中收割的，并不一定用于祭祀，而扮演“相尝”中尊贵角色的“神主”们原本也一定是来自那些管理田地的、被称为“户主”“乡长”或者“人konokami”的农民当中。虽然将上天赐予人间的所有田地都视为“公田”的这一原则从未动摇，但这一原则的制定也总有个开头。虽然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推断，但是在一个距离现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天之长田”这一重要的水稻栽培地曾属于皇室，且每年并不需要占卜吉凶，所谓“大新尝”与后世各地的“相尝”之间的关系也比现在更近。将两种祭祀的社殿并排建造，是朝廷的“大新尝”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如果“悠纪”意味着“斋忌”而“主基”次于“悠纪”的话，那么这应该是根据天地阴阳二极的思想而重新设定的制度吧。如果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断言，那么最终只有这一点将成为永远遗留给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