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记忆无误，最初将在朝廷的“大尝”祭祀“天神地祇”之事实公之于众的，应是《令义解》[28]神祇官一条中的“大尝谓尝新谷以祭神祇也，朝则诸神之相尝祭，夕则供新谷与至尊也”一句。这里的“神祇”必然是“天神地祇”，而并非特指某个“大神”。在天武天皇五年十月丁酉一条中，有“奉币帛于相尝新尝诸神祇”一句，中间仅隔一百五十余年，祭祀之事就发生了变化，其中至少是“尝”字的语感较之前有所不同。“尝”即“kikosimesu”，也就是天子首尝当年的稻谷，这指以其为中心的前后进行的所有仪式，而此后向国内各神社进献“币帛”则被称为“祭”。“祭”这一汉字在中国，古今一贯指奉祀“地之神”。而它只有在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敬祭”，并适用于所有“matsuri”“maturahuwaza”等发音，恐怕也是这一误解导致的。

然而上述“职员令”中的内容原本只是列举神祇官的职位，神祇官原本就是皇祖以来的神祇行政，也就是负责总览并统合国内信仰的人。虽不知后世的“卜部”[29]何时开始出现，但至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能够去干涉皇室“御亲”之祭的长久以来的传统。虽然“悠纪”“主基”二殿内部的仪式与陈设等并不具有可称为“秘仪”的庄严性，但是，就因为这一祭祀的无上尊贵，普通的庶民因而无从知晓详细情况。因此在政治动乱长期持续的年代，尽管必定有许多来自外部的影响，然而着实难能可贵的是直到现在，尚有许多古老的形态流传下来，这至少是应该设置特定的方法使学习一国古事的人们深入了解的重要事实。例如，在“大尝”之日的神殿深处迎接的大神只有一位，也为其准备了“御褥”“御枕”和“御沓仗”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神”与“君”同为祭祀的中心，同时进行“御食事”的极其单纯朴素的仪式，已经不是能够与将其供在一社又分为数座，并分别向他们进献币帛的所谓“天神地祇”的“敬祭”同日而语的祭祀了。一些颇负盛名的近世学者众口一词，认为这个时候全国各种神灵的祭祀活动都有举行，这种观点起因于某种学风的盛行，即主要依据神祇官系统的文献，而文字以外流传的记录却没有被考虑进去。另外，也由于某种必须同化于制度的统一，换言之，同化于某个国家已经完备的制度这种政治思想的弊端。像《古事类苑》这样的记录虽然体量很大，但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见闻记忆，也都是为了今后的某种机会而试图将各自扮演角色的体会记录下来的内容。而为何这种罕见的习俗会流传并被保存下来，而且对内外、古今的解释有如此大的变化而感到不可思议并试图去一探究竟的记录或许曾经存在，但如今已经难寻踪影。将没有被忠实记录下来的内容忽略，并助长了后世人们的误解，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学者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