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所谓的神祇政策由来已久，《日本书纪》最先对其有所关注并将记录流传下来。皇祖天皇第一次被遣往“中国”[21]之时，已经有许多此前到来的居住者建立了城邑并拥戴各自的首长。从“大祓”[22]的祝词中可以窥见，国津神在文化上的地位略低，然而大概是由于语言上大致相通，因此得以相互理解彼此的信仰，也并无必要以激烈斗争的方式获得统一。势力的此消彼长自然不可避免，但是通过长久的通婚以及其他的交流方式，自然的感化与同化不断发生，到了《延喜式》的时代，神名以外的对立已然消失，双方都已意识不到这一差别，因此，“天神地祇”这一原本庄重的称呼，却化为了单纯的华丽辞藻了。

然而另一方面，为了取消“天社国社”的差别对待并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几个惯例。在平安迁都前后，频繁出现在记录中的有关“神阶”[23]的“陛叙”[24]可以说是某种失政。它们短时间内就到达位分的顶峰并就此停止，滑稽地停在“稻荷正一品”的名义上，甚至产生了许多弊害。然而与之相应的“官知”的特典与社格的等级制，只是稍稍改变了形式就留存了下来，且在明治新政时期得以复活。然而就我们的观察，这无非是币帛进献的方式以及数量品目等的差别而已。神灵降临于世，惯常的临时奉币时常断供，因此代替惯常奉币的祈愿奉币就会竞相登场，很多人将之与“第二宗教法会”[25]等混同，判断朝廷逐渐开始亲自执行祭祀典礼，但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官祭”一词的诞生也不是最近的事，其最初的含义只是“官知”之祭，表明这一祭祀对世间的意义很大，它是一种在固定的时日派遣由神祇官抑或由各国的国司组成的队伍带着惯常的币帛供品前往进献的规定。“币帛”原本是汉语，也经常在中国的古书中出现。这一词原本多指诸侯间财物的互赠，或许进而由此产生了一种表示尊敬与关心的固定用法。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能够将之解释成代替祭主而亲自掌管祭祀仪式的某种巨大转变的原因。

然而日本的币帛之所以此后成为了仅用于神事的贡品，除了由于有了这种用法，人们开始在其他场合避讳这一名称之外，应该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特殊情况。日本人的“nusa”或者“sasagemono（捧物）”[26]都尽可能是清净而没有污秽的东西，原本是一直行进至神灵御座最近之处的，有时会将它们系在标示肉眼看不到的灵体所在之处的树枝或“斋串”之木上，至今仍会在乡下见到这样的习俗。虽然用花或芒的叶子等自然物作为标识并非属于这种情况，但使用木棉、麻、帛、白纸等则是将“shide”与“nusa”混同起来的，且有时会兼用。纸张到了近世以后逐渐容易获得，人们将其剪成细长的形状并使之垂下，并用作“shide”供奉于神灵的习惯在形成之前，仍有两个分界点需要明确。而“gohei”这一新的日语词的诞生反而使得识字之人感到迷惑。尤其使人困扰的是，特殊的“mitegura”——系上了币帛的“斋串”——受到人们的重视，也许是因为它被称为“toyomitegura”“uzunomitegura”，所以从《日本书纪》中的傍训[27]将币帛标为“mitegura”开始，到平安初期的许多书言家都一致承认这一对应关系而深信不疑，因此直到近年都一直不断出现令人难以信服的词源说。认为古人不会犯错，他们所写的汉文必定无误，这一点在从《万叶集》到《古今著闻录》再到《后撰》的百余年间是尤其可怕的误解。这一期间与日本最近的一个世纪一样，人们过于倾心于外国文学而冷落了国语的变迁。这次的研讨会计划中或许还有其他内容，但是对这一个新的问题引起重视，对于一般的学问来讲，将会起到有力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