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日本的上一代学者们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深知两种植物的差异，并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只是他们像最近的分类学专家一样，不再急于为它们命名。例如，兰山先生此前出版的书籍中记载，目前“薏苡”有可食用者不可食用者两种，后者属于宿根草类并自生于荒野，果实硕大且皮硬，果实正中有孔，可穿入绳子做成贯珠。也就是说，该书中明确指出，作为“juzudama”等被广为人知的正是书中描写的“薏苡”。由此，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三个问题。首先，为何可以认定列举出的在享保年间传入我国的可食用的，并且尚未出现在药铺中的植物就是真正的“薏苡”呢？《延喜式》的典药寮式中记载的来自大和、近江等地的原料的杂药中也出现过这个名字，此外，在其前后问世的一些文献中，也仅有用法完全相同的文字，其主要的用途是入药或者作法，偶尔也会作为食物疗法的原料。也就是说，当初这一汉字名称传到日本之时，在其原产地它也尚未被详细分类，也有很多地方上的叫法还不为人知。

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可食用类的“薏苡”。自古以来，这种植物在京都周边的农村就一直有人栽培，它拥有“toumugi”以及“朝鲜mugi”等名称，或许随着时代的变迁，植物的外形有所改变，这种植物无论是果实的形状还是外皮的硬度都与当地的“zuzudama”非常接近，只是其苗与根茎在秋后会一同枯萎，这一点与现在所谓的“hatomugi”相同。在这里我尤其想要了解的是，这两种特质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播种人的保护下，其根茎的自我生存能力逐渐衰退了的结果。这一点对于了解水稻普及的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然而目前还毫无头绪。能否断定最初这种植物与人类有了交集后，其首要用途依然是食用，做法用、药用以及装饰用是之后的事，这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作用开始的顺序是否依每座岛屿而不同，或者人们是否将其中某一种作用视为首选，说到底，我们还是应该去探寻已经被埋没的人种迁移的足迹，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虽然我并未见过实物，却依然想要尝试叙述小野氏用汉名“竿珠”称之的第四种不可食用类，即山伏修验的教徒用来制作“irataka”数珠的“onijuzudama”，尤其想要记录有关产地的保存状况以及传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