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自身能力有限，莫说不能成功，失败也是常有的。年轻时代初次踏上北九州的土地之时，得知有一种被写作“严木”而读作“keuragi”的停车场。当时我想，这里的“keura”莫非不是表示一种清净且神圣的树木所在之处吗？与天草上岛同名的村落里，这个词被写作“教良木”，而被写作“京良木”的部落之名在东方也有几个，其他的，例如在甲州富士川沿岸古代驿站的名称中，有被称为“教良石”的地方，结合起来看，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拥有伴随着信仰的传说的树木和石头的所在地，于是我仓促整理了思路，在《乡土研究》上发表了研究成果。这样的特殊情况虽说无伤大雅，然而仅凭这些，就无法解释近江的“紫香乐”和肥后的“百济木”。虽然“kiyora”和“umara”是一直到南岛都通用的古老的形容词的常用形态，然而从另外扩大了用途的“yasuraka”“akiraka”等至今仍然没有衰落的词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在“ka”行导入之后，曾有更加了不起的事物出现。研究日本这个国家的地方语言，仅将一些老掉牙的过时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由于种族还较为年轻，他们来到岛上的时期还较早，在那之后，固有文化也不断地发展变化，而其发展阶段在每个地方都有所不同。其中，语言是与人的情感最为接近的部分，因此，语言与技艺一样不断地发达起来，并且与环境变化的步调保持一致。第二，在中古时期，建国且并存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巨大，而且没有任何途径可以避免其中优秀者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是在陆地连接或者是沿海的邻国，虽然难以避免持续不断的侵略，不论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会得到来自海洋的洋流和风的恩惠，如果不稍稍做一些成形的计划就无法出入国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近畿地方首先成为了文化远征的目标，以此为根据地的人们的智慧和技术首先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地方上延伸。其中，撰文均是委托给一些拥有能力的人们，公私的记录基本以汉文翻译为原则，即使是偶然想要仿照并传承一些已经存在的国语，其标记方法也主要依据汉字，其音韵的判别也出人意料得精准。如果在沿海的百越地带仔细寻找，那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些与这样的国家状况相似的例子呢？如果只是进行比较，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从这方面着手呢？证明单词现在的形态并不是偶然的一致已经让人殚精竭虑。当然，语言在一千年间的发展变化非常显著，尚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判断哪个形态才是其古老的最初形态，加上在语法的领域，我们也可以推断在漫长的过渡期里，存在着许多忌讳与忽略。这一点，与后来逐渐得以日本化的我国的假名文字初期被称为女性文字，以及女性成为日本文学的先行者这两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她们的经历受到了极度的限制，其兴趣和感觉也比任何人都要敏锐。毋庸置疑，和歌、书信以及日记等反复推敲的文字并不能代表在那之前的日本人的语言。连歌师都称不上的人们以此为基础，编纂词典、讲述国语史，甚至思考出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做法恐怕都为时过早，受到责难也在所难免吧。

然而愚钝如我，却还未有论述这个问题的任何经验。在这里我必须要主张的一点是，“M”和“N”这两个辅音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比现代要更为接近，有时候这两者甚至可以通用。这一点在有关“虹”的地方语言变化中已经被证明，在古代的《徒然草》中也有“minamusubi”“ninamusubi”的说法。然而南岛现在的发音中，就像过去被称为“myakisen”的“今归仁（nakijin）”这一地名现在被称为“nachijin”一样，再比如“庭”字的“niwa”被称为“mya”等，有很多与本土情况相反的例子。就算我们判定“mimiraku”的尾音“k”这一辅音是离开岛屿之后才追加上去的，“nira”变成了“mira”也可以解释为词语本身的性质。与“mimiraku”重叠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然而现在的地名写作“三井乐”，古代的《续日本后纪》中的“旻乐”则读作“minraku”，加上其中所包含的代表彼世意味的传说非常古老，因此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该词的真正含义。即使如此，这个词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们可以根据它来推测，它正是意味着故去之人前往并居住的远离此世的“隐里”，或者意味着“遥远”的古老的“根之国”，同时也是神灵和祖先现在居住的“本之国”这一传说，目前还并未完全消失踪迹的一个证据。稻子是来自那个“nira”之岛，在遥远的古代传播到此的神圣的作物，这一点与现今的考古学者们的共同认识相违背。然而，至少这一点曾被人们信仰，且在那个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想要对这一问题做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