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对农业的破坏

希腊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且是小规模的农业。正常年景下，大多数农民也只能维持温饱，一旦遇上天灾和战乱，将对农民的生产造成直接破坏。希腊人的战争习惯，对农业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一般是夏初出兵，此时农作物刚刚开始成熟。入侵者采取的基本策略，是进入敌人领土中最好的土地，破坏那里的庄稼，或者掠取庄稼作为自己的给养。虽然粮食生产在次年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葡萄藤和橄榄树都需要多年生长才能挂果。一旦它们被砍伐，则恢复的期限需要数年乃至10年以上。可是，大多数农民家里的储备，根本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庄稼歉收甚至绝收。正因如此，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希腊农业走向衰退的催化剂。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持续，加重了固有的衰退趋势。

由于资料缺乏，这里只以雅典为例略做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连年入侵阿提卡，每次进军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通过破坏庄稼，砍掉葡萄藤、橄榄树，烧掉房屋以迫使雅典决战。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扫**阿提卡全境。此后的年代里，除雅典发生瘟疫的数年外，斯巴达人几乎每年都会出兵阿提卡进行破坏。对于斯巴达人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缺乏具体资料，难以准确估价。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战争初期雅典人不满伯里克利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无法耕种土地，并眼看着自己的土地和庄稼被破坏。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阿卡奈人坚决要求对斯巴达人进行报复，原因就是他们的葡萄藤和橄榄树被砍，庄稼被破坏。作为史料，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向来以夸张严重和歪曲著称，历来为学者们怀疑，但这里的说法，正好印证了以可靠著称的修昔底德的记载，或许能多少反映一些农业遭受破坏的现实。公元前425年以后，雅典人以派罗斯被俘的斯巴达人为人质，逼迫斯巴达暂停了对雅典的入侵；公元前421年《尼奇亚斯和约》的签订，让雅典人赢得了6年左右的和平，农业可能有所恢复。但公元前415年发动的西西里远征，让雅典损失了大批精壮人口。对于阿提卡的农业来说，它肯定影响巨大。雪上加霜的是，公元前413年后，斯巴达军队常驻狄凯莱亚，几乎破坏了所有阿提卡的农作物，使雅典根本无法利用阿提卡的土地。底比斯人不断的抢掠，优卑亚的暴动（战争期间不少雅典人把牲口送到优卑亚），使不少人丧失了重建其经济基础的能力，有些人可能不得不放弃其仅有的土地，或许连家中仅有的房子也被拆除出卖。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对大批公民的驱逐与财产没收的行动，虽主要限于富人，但贫穷公民也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民主派回城后，规定原所有者的财物如已被拍卖，他必须向现所有者付出赎金方可收回其财产，估计能够在和解后收回其财产者仅是少数。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的生活可能处在贫困线以下，其收入仅仅能够糊口。虽然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说明，但有迹象表明，公元前4世纪人口较多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反映了农民的贫困，第四等级公民的数量，由于不可能在盟邦占有土地，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充，很可能较公元前5世纪有所增加。根据琼斯的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大约2万名公民中，固然出现了帕西翁、德摩斯梯尼的父亲那样相当富有的人，但相对富有的不过60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维持温饱水平，只有最为富有的1200人，或许能够维持相对优裕的生活。[2]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口数量的基本停滞，国家财政的紧张，帝国雄心屡遭挫败，也说明与前一世纪比较，雅典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已经有5000人丧失土地。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富的社会中，居然有近1/4的人根本没有土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公元前4世纪，总体情况似乎并无根本改观。当公元前322年安提帕特将公民权局限在拥有20明那（1/3塔兰特）财产的人中时，能够拥有公民权者不过9000人，可能不过雅典原有公民的一半。[3]

不过在雅典，由于民主政治通过多种手段支持贫穷公民，如不对公民征收常规的直接税，偶尔征收的临时战争税的主要对象是富人；富人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义务，如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资助戏剧演出等；继承制度相对有利于维持公民家庭的延续，特别是规定，如果一个公民死后无子而仅有女儿，则该女儿会成为该家庭的继承人，招赘女婿，其孩子首先保证招赘家庭的延续。诸如此类的措施，让雅典财富的集中比较缓慢，很少有所谓田连阡陌的大地产出现，即使在富有阶级中，财富的分布仍然相对平均。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地产的价值大多在2000～3000德拉克马之间，也表明财富集中的程度，在民主政治下相对缓和。雅典也因此成为公元前4世纪最为稳定的城邦，从不曾有人提出没收财产、重分土地的口号来发动革命。连在国家危机时期解放奴隶的主张，都在公民大会上被击败。[4]

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农业也同样受到战争严重的影响。科林斯战争期间，科林斯成为主战场，斯巴达人连年的入侵给科林斯农业以巨大影响，以致一部分人准备发动政变，重回伯罗奔尼撒同盟。比奥提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受益者，通过廉价购买阿提卡的逃亡奴隶，抢掠阿提卡而发了财，但从公元前378年起，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几乎连年入侵，每次入侵，必不可免地会带来一些破坏。即使是斯巴达，也在公元前369年遭遇底比斯入侵。色诺芬提到底比斯及其盟军沿途破坏庄稼，抢掠财物、黑劳士，庇里阿西纷纷逃亡，斯巴达受到惨重打击，美塞尼亚的独立几乎使斯巴达一蹶不振。阿凯亚、阿卡狄亚、阿哥斯等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乎未受到破坏的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都曾数度被入侵。就希腊大多数公民来说，其经济始终处在糊口的水平，一年的歉收就可造成饥荒，一年的绝收则可能使其完全破产，连续数年的打击，其情形就更加严重。如果说希波战争后的和平曾使希腊的小农经济达到繁荣，公元前4世纪绵延不断的战争，又使小农经济陷入破产，其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各邦公民重装兵人数的下降。以雅典为例，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伯里克利声称雅典有13000名重装兵，可到公元前4世纪末，拥有2000德拉克马者不过9000人；斯巴达的情形更加严重，它的公民到公元前4世纪中大约仅有1000～1500人。麦加拉、科林斯等邦的公民人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社会冲突加剧

小农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原本大体平等的公民集体的分化不断加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柏拉图声称，希腊所有城邦都被分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战争。为了避免冲突，他的《理想国》中的第一、二等级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在《法律篇》中，私有财产虽被承认，但有严格的措施限制贫富分化，以避免过分的不平等；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声称，整个希腊都陷入巨大的社会冲突之中；亚里士多德专辟一章讨论城邦内部的冲突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在科林斯盟约中做的规定：不得违背各邦现行法律判处公民死刑、没收财产、流放公民、取消债务、重分土地等。不得为革命的目的而解放奴隶，典型地反映了希腊城邦内部斗争的激烈。

希腊城邦内部的斗争本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从古风时代以来就时常爆发内部冲突。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这类冲突相对少见，也较为温和。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强邦各自控制着自己的盟邦，各邦大体平稳，十分剧烈的社会冲突相对较少。但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城邦内部平民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张，而且愈演愈烈。最显著的例子是科西拉。公元前427年，亲雅典派与亲斯巴达派展开权力之争，大批公民被杀；公元前411年、公元前374年、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61年，冲突又先后爆发，每次都造成双方大批人员的死亡和流放。最为稳定的雅典，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两度发生寡头分子的革命，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1500人被非法剥夺生命。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内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公元前382年，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部分民主派未经合法审判即被处死，另有约300人被迫逃亡；科林斯战争期间，号称寡头统治典范的科林斯发生革命，大批贵族被杀，部分人逃到斯巴达；阿哥斯的革命使千余名富人丧命，最后连发动革命的人民领袖们也被杀；特盖亚的革命迫使800名寡头分子逃亡斯巴达；菲利乌斯的寡头派利用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的支持，对民主派进行清算，并促使斯巴达出兵，致使城邦几乎解体。甚至一向号称稳定的斯巴达，内部也发生了基那东密谋。

内乱的发生，严重削弱了城邦公民集体，使城邦陷入严重的分裂。流亡者与敌人一道战斗，企图打回国内，重新掌权。留在国内的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惜借用外来的力量。其结果，公民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城邦自治的原则日益遭到破坏。无论是旧有的政权继续掌握权力，还是流亡者返回，都会造成一批新的流亡者，他们又请求其他城邦支持，导致新一轮的战争，结果形成了内争—战争—内争—战争的恶性循环，流亡者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布敕令，规定各邦召回自己的流亡者。据说当敕令在奥林匹亚宣布时，前来听取的人数达到数万。而敕令的发布和部分流亡者的回归，直接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城邦新一轮的内部斗争，成为拉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5]前已指出，希腊城邦缺乏强有力的对内专政机器，稳定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帮助。然而，小农经济的破产，让公民集体本身开始走向瓦解，而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又恶化了公民内部的关系，导致从前相对和谐的公民团体，如今不复存在。建立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城邦制度，随之出现危机。

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唯一例外的是雅典。三十僭主的统治曾使大批民主分子流亡国外。但民主派返回后，并未像寡头分子们那样滥杀无辜，而是实行大赦，且很快在雅典恢复了和平，公民集体以重建。亚里士多德因此高度称赞说：“无论在公务和私事上，雅典人对于过去灾难的处理都表现了历史上任何民族所未有的最具充分荣誉的和政治家风度的精神，因为虽然条约上规定在城内的和在皮莱欧斯的两方各自偿还，但他们不仅不追究既往的攻讦，而且还用公款归还那三十人为战争向斯巴达人借来的钱。雅典人认为，这是取得和谐的一个首要的步骤，而在其他的国家里，那些建立民主政治的人不但不肯从他们自己的财产中付出任何东西，而且甚至还要重新分配土地。他们并在克塞奈涅图斯做执政官的时期，即在移居到埃琉西斯的人迁徙后两年，与这些人也和解了。”[6]但我们不应忘记，雅典拥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制度基础相对雄厚，公民的政治素质相对较高，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仍有重建昔日帝国的雄心，但欲重建昔日的光辉，必先重建公民集体，所以雅典民主派未向富人报复，但某些人想把无地公民排除在公民队伍之外的企图也遭到失败。此后，雅典的内争虽未公开爆发，但雅典的富人愈来愈对民主不满，政治热情下降，不愿承担公益捐献，法庭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公民兵不愿外出作战，部分公民外出充当雇佣兵等，都反映了雅典公民内部的不和谐。不过由于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使寡头政治在雅典完全丧失了人心，才未使富人把他们的不满付之于实际的政治行动。所以，像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同样面临着公民集体不断分化，内乱加剧的趋势。

三、军队成分的变化

伴随着希腊城邦的形成，由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城邦公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水师政策又把其第四等级公民投入了战场，大大增强了雅典的军事力量。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在希腊的陆、水师中，公民兵占有绝对优势，重大战役都在公民兵之间决定胜负。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到公元前4世纪，在陆军中，重要的战役如纽克特拉、曼提奈等，虽然仍在由公民组成的重装兵之间展开，但轻装兵、雇佣兵日益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德摩斯梯尼在斯法克特利亚成功地运用轻装兵打垮了斯巴达的重装兵；科林斯战争中，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指挥的雇佣兵又打败了斯巴达的重装兵。相较于业余的公民兵，雇佣兵因为长期参战，以战斗为业，具有相当的职业素养，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公元前4世纪战争日益频繁，攻城技术、军队调动、多兵种之间的配合、多种器械的使用，到公元前4世纪日益复杂，非经过专业训练难以达到。而小农的破产，让部分公民选择外出充当雇佣兵谋生，为雇佣兵提供了广泛的来源。于是，雇佣兵迅速在希腊各邦扩展开来，雅典、斯巴达、佛奇斯、叙拉古等都广泛使用雇佣兵，水师中招募外邦公民为桨手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不仅如此，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邦还把自己的公民兵当雇佣兵派到国外赚钱。雅典将领曾多次受雇于波斯和埃及，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在80岁的时候，还到埃及充当雇佣兵为斯巴达赚钱。

雇佣兵的流行，使军队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公民兵，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平时是公民，务农是主要活动，只有战争时才临时听候征召组成军队。一旦转变成为雇佣兵，则近乎职业军队，主要目的是谋生和赚钱，军队与城邦间的血肉联系被削弱，城邦对军队的控制也相应减弱。同时，作为军官的公民，往往也被金钱所左右，雅典将军卡布利亚斯、卡莱斯、提摩特乌斯、伊菲克拉特斯等人都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抛弃雅典，而到埃及、波斯等地当雇佣兵。德摩斯梯尼经常谴责说，雅典的雇佣兵不会把雅典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甚至攻击自己的同盟者。雇佣兵为钱打仗，很多时候根本不管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他今天可以受雇于雅典攻击斯巴达，明天或许又会受雇于斯巴达而进攻雅典。雅典人色诺芬先是参加了小居鲁士为争夺王位招募的雇佣军，返回希腊后，竟然加入斯巴达一方进攻雅典，被雅典缺席判处死刑；希腊军队曾经受雇于波斯，进攻反对波斯的塞浦路斯人；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自己的军队中有不少希腊雇佣兵。在波斯大王的军队中，同样也有数万名希腊雇佣兵。更有甚者，雇佣兵还被用来对付本邦的公民。当叙拉古公民暴动反对老狄奥尼修斯的僭主统治时，雇佣军公然听命于僭主，进攻叙拉古公民。雅典三十僭主也曾经利用雇佣兵对付本国公民。而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的情形非常少见。

尽管如此，希腊各邦因财政原因，不可能长期、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兵。大规模长期使用雇佣兵者，是像叙拉古、佛奇斯、马其顿等有特殊财政资源的城邦和地区。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有些城邦如底比斯等，仍然较少使用雇佣兵。但雇佣兵的兴起以及公民脱离本邦而到外邦当雇佣兵的现象，表明公民、士兵、土地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城邦结构已有所松动，无疑是城邦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君主制的复兴

君主制曾经是早期希腊普遍流行的政体，随着公民集体的形成，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如马其顿、伊庇鲁斯等地，以及希腊人的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库列涅等，君主制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残存，更不用说一直与希腊人打交道的波斯帝国的君主制了。所以，即使在城邦制度的盛期，希腊人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君主制。只是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以及随后城邦制度的鼎盛，让希腊人拥有了某种优越感，总把君主制与蛮族、奴役相联系。公元前4世纪，随着城邦公民集体的解体、社会矛盾的加深，在希腊世界的某些地区，君主制重新抬头。西库翁的欧吕弗隆、色萨利的耶逊和亚历山大等人是希腊本土各邦的显例。欧吕弗隆长期执掌西库翁权力，后因遇刺身亡才被取代。菲莱的耶逊和亚历山大一度掌控色萨利。他们在国内都掌握着绝对权力，把自己作为城邦的象征。在希腊世界的周边地区，西西里的叙拉古、马其顿、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等，更是君主制有利的试验场。叙拉古的老狄奥尼修斯利用僭主惯用的手段，以讨好人民登基，后依靠雇佣兵镇压公民的反抗，并在与迦太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来，他基本统一了西西里东部，一度把势力伸展到南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顺利把僭主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小狄奥尼修斯，从此在西西里树立了一个家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先例。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西西里的居民四处迁移，处置被征服地区城市和居民的命运，对待自己的属下完全是一幅专制君主的嘴脸，任意把他们撤职、流放乃至处死。虽然小狄奥尼修斯时代的动**最终让该家族丧失了统治权，但君主制的传统实际在叙拉古已经扎根。马其顿的君主制传统更加悠久，其王室自称源自希腊城邦阿哥斯，享有众多特权。到腓力二世时代，王权获得极大强化，成功统一马其顿，并于公元前4世纪末击败希腊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面对境内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混杂的形势，利用希腊人的传统和当地西徐亚人的制度，成功维持了近200年的君主制统治。无论希腊人是否愿意，他们都被迫与这些君主打交道。斯巴达曾经与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合作，共同对雅典和底比斯作战；马其顿曾经是希腊众多城邦求助和对抗的对象，公元前350年以后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史，基本被马其顿的崛起左右；博斯普鲁斯是希腊世界的粮仓，雅典的粮食大多来自该地区，其他希腊城邦也不得不讨好斯帕托西家族的君主，以求让自己的运粮船满载而归。这些地区君主制统治的成功，似乎让本土的希腊人看到了城邦的希望，并对希腊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思想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君主制重新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制度受到重视，并得到某些思想家的首肯。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把君主制当作十分丑恶的制度。柏拉图的精英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对希腊那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体制的反动，期望以颠覆希腊城邦的传统体制，让城邦获得稳定。但在他的理想国中，能够掌握哲学并指导国家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王。他曾经三次前往西西里，希望把他的政治哲学付诸实践，把小狄奥尼修斯改造成他心目中的哲学王。可惜他的理想碰到实践时，不免让他头破血流，他本人几乎被僭主卖为奴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老师那样绝对，曾经在为民主政治辩护时说过非常具有哲理的话，但他同样并不厌恶君主制，反倒认为，如果一个城邦中有那么一个美德和智力都超群的人，那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此人，否则就是不公正。他还把那种由一人掌权且为全城邦着想的人作为最为理想的三种正宗政体之一。伊索克拉底早年还幻想斯巴达和雅典能够联合起来共同领导希腊世界，但在自己的希望破灭后，他的思想也转向了君主制，期望塞浦路斯的尼科克列斯等能够领导希腊人入侵波斯。马其顿崛起后，伊索克拉底犹如找到救世主，期望腓力能够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和领袖，以把战争引向亚洲，把幸福带回希腊。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派还注意公民团体的统治，则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强权和个人。

综合上述，到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城邦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与文化上，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变革。这些变革是否意味着城邦制度的危机，尚有待讨论，但它至少暗示，当时城邦制度确实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7]而问题的出现，源自城邦基础固有的脆弱性：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公民集体虽然在短时期内大体保证了公民间的平等，但贫富分化、战争的破坏、制度上的缺陷，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它的稳定，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连续不断的冲突，大大加快了这一趋势。面对危机，希腊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或者固守城邦制度，或者走向联邦制，或者转向君主制，进行着成败程度不等的试验。

五、对危机的反应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个坚持传统的希腊城邦，那么非雅典莫属。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城邦民主制度，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末成为捍卫希腊独立与城邦民主最为坚定的城邦。表面上看，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与伯里克利时代几乎没有差别，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大会以法令的形式决定，所有问题都须由议事会提交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修正，最后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所不同者，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在通过法令时更加谨慎，一般不得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如果有人认为公民大会通过的某个命令与现行法律抵触，则可能遭遇违宪提案起诉。如果提案人遭遇失败，则可能面临罚款和监禁的处罚，他提议的命令也会随之被陪审法庭取消。雅典国家的日常事务，如前一世纪一样，由抽签选出的各类民主机构处理。绝大多数官员经由抽签产生，所有官职都是集体职务，且一般不得连任。一个公民，如果他愿意，一生中可以出任多种官职，如议事会议员、陪审法庭成员、执政官等。一般来说，各类官职都仅对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开放。但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四等级的公民实际上可以担任各种官职。所有官职都有薪给，以补偿任官者因不能工作造成的损失。只有将军一职仍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且可以连选连任。为了吸引更多的公民参政，公元前399年决定给予出席公民大会者以津贴，开始为1奥波尔，后逐渐增加，到该世纪后期，一般会议为1德拉克马，非常会议为1.5德拉克马。但仅限于一定的数量，最先到达会场的若干人可以享受这种津贴，后到者则得不到津贴。由于公民大会的津贴制，公民参与会议的热情有所提高。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人们需要被沾有赭石粉的绳子往会场上赶，到公元前4世纪，沾赭石粉的绳子则被用来证明某人来得过晚，因此无法得到津贴。

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与公元前5世纪相比也没有大的变化，10德拉克马的以下案件通常由乡村法官审理，大多数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其成员达几百甚至上千人。法庭只听取双方的论辩，证词、证人由原、被告自己提供，所有案件都必须当天审结，判决由简单多数票裁定。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案例是公元前399年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件案子的合理性迄今仍争讼未决，苏格拉底被控败坏青年，不信仰城邦的神和引进新神。这些控告并非无理寻衅，苏格拉底的门生阿克比亚德斯、克利提亚斯、柏拉图、色诺芬等大多是民主的敌人，他们或曾直接给雅典造成严重伤害，或加入敌人一方对雅典作战，或从理论上抨击民主政治。他对当时的宗教和习惯，包括雅典的诸多制度，也多有微词。审判他的陪审员有501人，最后以60票的多数裁判他有罪（281票对220票），法庭本无意判他死罪，要他选择一种较轻的惩罚，他玩笑式的声称他应被授予最高荣誉，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供应，与原先建议的死刑之间相去太远，法庭以较大的多数判他死刑（361票对140票）。此时他仍有机会逃出雅典，但他无意于此，在一个月后被处死。在今人看来，以思想罪判处某人死刑，不免过于残酷，苏格拉底因此成为希腊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但当时希腊城邦的一般做法就是如此。公元前415年雅典渎神案中有许多人甚至未经审判便被处死，斯巴达等邦则不大可能容忍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活动，且苏格拉底之死，他本人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全部归罪于民主制度。

雅典制度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雅典组织了一个立法委员会，清理自梭伦以来雅典所有的法律，颁布法典。该工作在三十僭主时期一度停滞，民主政治恢复后加紧工作，最终于公元前399年完成。新的法典成为雅典的根本法，具有永久性质，被称为诺摩斯（Nomos），公民大会颁布的关于某些特别问题的法令被称为普色菲斯马（psephisma），意为命令。命令可能因为违法而受到起诉并可能被撤销。因而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颁布的命令远远多于法律，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则相对较少。二是公民大会的主持者，原由议事会当值部落的五十人主席团组成，公元前4世纪时改由10人主持。除当值部落当日的总主席外，另9人抽签从其他9部落中各选1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接受程序单后检查议程，提出讨论事件，担任投票检查人，指挥一切其他事务，并有权解散会议。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担任两次总主席，但是他在每一届主席团期中可以担任一次主席”。[8]在担任主席期间，他与议事会主席团1/3的成员一起留居议事会大厅内，负责保存国家金钱和档案庙宇的钥匙。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变，大概是为了保证议事会提出的法令草案更具代表性。三是负责财政的观剧基金管理者的地位日益提高。由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财政缺乏帝国收入的补充，但开支似乎并未减少，因此负责理财的官员逐渐重要起来，有时甚至左右了雅典的内外政策。欧布鲁斯、莱库古和德摩斯梯尼等知名政治家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对他们的监督，相应也有所削弱。有些学者认为，该世纪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效率开始牺牲民主。

雅典民主政治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将军的角色。在公元前5世纪，将军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统帅与政治领袖集于一身。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大约由于战争比较经常，职业军人逐渐出现。他们长期出任将军，却不一定会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典型例子是德摩斯提尼和拉马库斯等。两人显然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军人，多次当选为将军，并曾担负重要职务。但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他们不曾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任何演说，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但他们大多会忠实执行雅典国家的命令。与此同时，雅典出现了克莱翁、克列奥丰等只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制定政策的演说家，但他们不大担任将军职务和指挥军事行动。到公元前4世纪，将军与政治家日益分离，将军成为职业军人，不大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并提出命令草案，如伊菲克拉特斯、卡布利亚斯等。政治家则通常是些演说家，在很多情况下不担任任何职务。他们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各种命令草案与建议，供公民大会讨论与参考。他们的代表是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基涅斯等。两人只是作为使节多次出使外邦，他们的对抗与命运，和雅典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但他们都不是合格的将军，德摩斯梯尼甚至可能在战场上逃跑。公民大会对他们的监督仍十分严密，将军在每届主席团时都须向议事会提交中期报告，接受信任投票，离职时须提交终审报告，说明财务收支情况。演说家们如果应当提出建议而拒不提出，或者提出的建议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往往会受到惩治，轻者罚款，重者流放乃至被判处死刑。

大体说来，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由于国家对贫穷公民的支持仍然生机勃勃，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相对稳定与繁荣。雅典的水师，也仍是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未被动摇，政治运作大体如常。但由于失去了帝国财政的支持，富人对他们承担的社会义务日益不满。伊索克拉底等人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部分富人从政治中的退出，都显示在表面的平静下，雅典公民内部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公元前5世纪相较，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显然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雅典自身无力解决的。

如果说雅典选择以内部调整来应对城邦在公元前4世纪遇到的问题，另有一些城邦则在联合上试图走出新路。如众所周知，希腊大小城邦千余个，绝大多数属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邦，有些城邦的公民仅有数百人。在古代希腊那个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的世界里，这样的城邦很难自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存在，只能以部分牺牲独立性为代价，或托庇于雅典、斯巴达之类的大邦，或组成若干城邦的联盟。求得大邦庇护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大邦一旦觉得自己地位稳固，就可能侵犯盟邦的利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都有盟主之邦欺凌盟邦的事实。公元前4世纪，这类联盟依然存在。雅典组建的第二海上同盟，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都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同盟。但它们都仅是城邦之间的联盟，加盟各邦仍是独立城邦，其公民保留本邦公民权，仅在对外政策上有某些共同行动，根本不成其为联邦国家。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同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奥提亚同盟，就其为底比斯主导和控制而言，与雅典、斯巴达的同盟类似，不过它有自己的特色。它形成时间较早，公元前6世纪末可能已有雏形。当时普拉提亚因不愿加入该同盟，寻求雅典庇护，从此成为雅典最坚定的盟友。该同盟可能包括比奥提亚地区除普拉提亚外的所有城邦，它的主导者是底比斯。但与雅典和斯巴达组建的同盟不同，比奥提亚同盟所有城邦的公民似乎都享有同盟的公民权，同时拥有本邦的公民权。它的中心是底比斯，设有议事会及比奥提亚同盟官员，但议事会议员和同盟官员并不都由底比斯人担任，而是按照比例，由不同城邦的人分别担任。这确是对城邦制度的突破，向着更大范围的联合迈出了一步，是改进城邦体制的有益尝试。然而该同盟因底比斯在希波战争中投靠波斯，战后受到希腊同盟制裁，盟主底比斯陷入低谷，同盟可能也随之瓦解。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斯巴达帮助下，底比斯成功吞并了宿敌普拉提亚，拔掉了雅典安插在比奥提亚的钉子，它对比奥提亚的领导权大约又建立起来，其组织形式可能仍模仿了最初的比奥提亚同盟。加盟城市为10个，划分为11个区，各自派出一人为同盟长官，另派60人为同盟议事会议员，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联盟法官。每个区的义务，是需要提供1000名重装步兵，100名骑兵，并缴纳数量相等的税收。区的划分暗示，底比斯对比奥提亚的其他城市并非传统的希腊式征服，而是将各个城市吸纳进同盟，把它们作为平等的盟员对待，因此可以相信，各个加盟城市的公民共同享有联盟公民权。但区的划分也显示了底比斯的优势。在11个区中，它独占4区（底比斯自身两个区。普拉提亚两个区由底比斯代表），相应地，底比斯有4个比奥提亚同盟长官和与此成比例的议事会议员。同盟的中心是底比斯，比奥提亚长官和同盟议事会的活动中心都在底比斯的卫城卡德米亚。比奥提亚长官可能是同盟最为重要的职务，由11人组成。他们的主要责任，是统帅军队，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做出决定时，每个长官一票。纽克特拉战役前夕的讨论中，有6位长官参与，赞成和反对决战的意见打成平手，只是在第7位长官同意决战后，埃帕米农达的意见才获得通过，于是有了打破斯巴达霸权的纽克特拉之战。联盟议事会不是一个，而是4个，可能各自在一年1/4的时间里担任主席团。通过议案时，一个议事会预先提出建议（可能是担任主席团的议事会），其他3个议事会依次讨论表决，只有4个议事会全部同意，建议方算通过。比奥提亚同盟长官的决议，可能也需要得到议事会同意。议事会可能具有接待外来使节、代表同盟的职责。比奥提亚同盟的组成，似乎为希腊城邦走向地区性的统一探索了新路。它有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机构，而且拥有统一的对外政策、军队和财政，并能就事关全同盟的问题做出决定，颇有近代联邦政府的风味。[9]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底比斯与斯巴达发生冲突，双方成为死敌。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依靠波斯帮助，宣布《大王和约》，强令所有希腊城市独立，解散所有城邦之间的联盟。底比斯迫于压力，被迫再度解散了同盟。公元前379年，民主派成功自雅典打回底比斯并夺取政权，在两位天才领袖埃帕米农达和佩罗庇达斯领导下，再度重建比奥提亚同盟。新同盟的形态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比奥提亚的两个重要城市塔那格拉和特斯皮亚的城墙被拆除。另一城邦普拉提亚（斯巴达人重建的）也被摧毁，其土地被底比斯人瓜分，居民被驱逐到雅典。另外一些不愿加盟的城邦如奥科美那斯等，也遭遇底比斯人进攻。这时的比奥提亚同盟虽然制度上可能与过去差别不大，但更像一个统一在底比斯霸权下的地区性国家。然而公元前4世纪中期，底比斯与佛奇斯发生冲突，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乘机介入，底比斯的实力被消耗殆尽，无力阻止腓力的南进。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它的精锐主力被消灭殆尽；公元前335年，它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灭国，其统一试验也不复存在。

与底比斯统一比奥提亚同时，伯罗奔尼撒的某些地区也在进行联邦制试验。公元前370年前后，伯罗奔尼撒中北部的阿卡狄亚在曼提奈与特盖亚的倡议下，各城市组成了阿卡狄亚同盟。同盟各城市的公民都共享同盟公民权，而且相互给予同盟城市同等公民权。因此这个同盟中并无盟主，只有平等城市的联盟。为了防止各邦之间相互嫉妒导致同盟瓦解，同盟在阿卡狄亚西南另建新都麦加罗波利斯，由阿卡狄亚各邦公民共同组成。同盟有50名官员，议事会与万人大会。50名官员是按照人口比例，从阿卡狄亚各城市中选举产生的，大多数城市选出5人，个别城市有2个或者1个的，但新都麦加罗波利斯选举10人，大约因那里人口较多之故。在他们之上，有一个类似执政的将军。他可能负责战时统帅军队，但可能也有其他重要职责。在希腊历史上，按照人口比例派出官员，并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且享有统兵大权，是希腊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飞跃，暗示阿卡狄亚在国家组织试验上迈出了一大步。与比奥提亚同盟比较，它更接近今天的联邦制国家。议事会和万人会的构成相对模糊，前者与上述50名官员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清楚。但万人会很可能表示阿卡狄亚同盟有一个类似全体公民（也许是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有资格出席的公民大会，其运作方式，应当与其他希腊国家类似：议事会提交相关决议案草案，公民大会就草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最后交由将军或官员执行。[10]与比奥提亚同盟相较，阿卡狄亚同盟在国家构造上更有创意，因为前者仍以其中的一个城邦为都城，带有霸主城邦的意味，后者则完全没有霸主。各邦名义上大体平等，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在打破城邦制的各别主义（particularism）方面，步子迈得更大。

阿卡狄亚同盟发行的钱币

进行联邦制试验的地区，除比奥提亚和阿卡狄亚外，还有埃托利亚、伊庇鲁斯等地区。公元前3世纪初，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的阿凯亚也加入进来。该同盟的组织与阿卡狄亚同盟类似，但存在时间更长。但是，这种表面的联邦制实际上有很大局限。第一，地域有限，比奥提亚同盟的面积仅比雅典国家稍大，阿卡狄亚的人口可能比雅典还少，而且在两个同盟形成以后，其公民权再无向外扩散之意。作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底比斯曾将伯罗奔尼撒、色萨利的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却并未给予这些地区的居民公民权，即使在比奥提亚同盟内部，奥科麦那斯也没有获得公民权，其城市甚至被底比斯摧毁。阿卡狄亚的公民权同样未能被扩大到阿卡狄亚同盟城市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它仍是传统的城邦体制，并非联邦国家。第二，这些同盟在名义上虽由平等的城邦组成，实际仍有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是比奥提亚同盟存在的基础，在同盟中占有优势。同盟官员中，底比斯人亦具有决定性影响，至少在同盟盛期如此，重大事务往往是由底比斯人向非比奥提亚同盟提出。阿卡狄亚同盟实际由特盖亚与曼提奈控制，两者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同盟的破裂。有些城市是在阿卡狄亚同盟的强制下加入同盟的，严格地说，它也是在霸主控制下的城邦联盟，新都麦加罗波利斯不过是特盖亚、曼提奈争夺控制权的战场而已。第三，其他希腊城邦对于这些城邦联盟的存在往往持敌视态度。比奥提亚同盟数度被解散，阿卡狄亚同盟与斯巴达、埃利斯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联盟内部的矛盾往往被外部势力利用，使这些联盟难以持久。其结果，大多数城邦仍游离于这些所谓的联邦之外，相互争斗，最后全都精疲力竭，被马其顿、罗马征服。此后，城邦虽然仍以各种不同形式残存于希腊世界，但伴随着马其顿的征服，希腊城邦的时代大体结束，代之而起的是范围更为广大的，以君主制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并不源自城邦，而源自相对后进的马其顿。从始至终，希腊人都没有找到一条能够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敌人的统一路径。

[1] D.M.Lewis，“Sparta as Victor”，in John Boardman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4-32.

[2] 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pp.23-38，75-96.

[3] 被剥夺公民权者为12000人。见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8，18，5-6，Vol.ix，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65-67。

[4] Jan Pecirka，“The Crisis of the Athenian Poli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Eirene，xiv，1976，pp.5-29；V.N.Andreyev，“Some Aspects of Agrarian Conditions in Attica in the Fifth to Third Centuries B.C.”，Eirene，xii，1974，pp.5-45.

[5] A.B.Bosworth，“Alexander the Great”，in John Boardman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2nded.，pp.855-859.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4～45页。

[7] Jan Pecirka，“The Crisis of the Athenian Poli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Eirene，xiv，1976，pp.5-29.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9页。

[9] J.A.O.Larsen，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p.31-39.

[10] J.A.O.Larsen，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pp.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