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元前5世纪70年代的形势
在古代雅典直接民主制条件下，某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与其在军队中的作用息息相关。撒拉米斯海战中，雅典及希腊各邦的水师打败了强大的波斯舰队，而水师的水手，多由第四等级的公民充任。但在这次战斗中，雅典公民的其他等级同样在水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雅典的舆论也未将这次胜利完全归之于第四等级的公民。更重要的是，波斯陆军仍盘踞中希腊，雅典所面临的威胁并未解除。要打败波斯陆军，雅典人仍必须依赖由前3个等级公民组成的陆军，所以在公元前479年春天举行的选举中，主张大力发展水师的地米斯托克利名落孙山，而他的政敌阿利斯提德、克桑提波斯等人成为新的统兵将领。甚至雅典派往斯巴达促其出兵的使者也是奇蒙而非足智多谋的地米斯托克利。普拉提亚战役后，地米斯托克利仅在帮助雅典人挫败斯巴达阻挠雅典重建城墙的企图中发挥过作用，此后便再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所倡导的与斯巴达为敌的政策也未被雅典人接受。以奇蒙、卡利亚斯等为首的亲斯巴达势力成为雅典政治舞台上的明星，雅典政治变革的速度明显放慢。
奇蒙出身于雅典著名的菲拉伊德家族，为马拉松战役英雄米尔提阿德斯之子，家资富足，是雅典有名的富人。年轻时他为人放纵，好酒贪杯，未曾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器宇轩昂，态度诚挚，颇有政治头脑与军事才能。在公元前480年雅典的大撤退中，他率先下海上船。次年，他被选为使节出使斯巴达，其政治地位已呈上升势头。波斯人被击退后，地米斯托克利的反斯巴达政策因不符合当时的需要而被拒绝，阿利斯提德和奇蒙成为雅典主要的政策设计者。但阿利斯提德执政时间甚短，在完成建立提洛同盟的任务后便退出了政坛，奇蒙因此成为雅典几乎唯一的政治领袖。奇蒙推崇斯巴达的社会政治制度，常以斯巴达人为标准衡量一切，其子也被命名为拉凯戴梦尼乌斯。他先是与地米斯托克利推行的反斯巴达政策对抗，成功地将其排挤出雅典政治生活，进而使其流放国外，继之借地米斯托克利私通波斯等不实之词，使地米斯托克利被缺席宣判死刑，迫其逃亡波斯。接着，他凭借雄厚的资材，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拆除他田地上的篱笆，使陌生人和生活窘迫的人可以根据需要毫无顾虑地取得他田地上的收获。在家中，他每天向愿意来的穷人供应一顿正餐。平时他总是由衣着华丽的青年侍奉，这些人不论什么时候见到生活窘迫的年老公民走上前来，就准备跟他们交换衣服。有时这些随从们还随身带着大量的金钱，前往广场将钱悄悄地塞入穷人手里。这些办法无疑使奇蒙在雅典，特别是在他自己的部落中，赢得一部分公民的喜爱，使他得以连续当选为将军。另一方面，奇蒙确实具有军事才能，他指挥提洛同盟军队攻埃昂，占斯库罗斯，败波斯大军于欧吕麦东河口，镇压纳克索斯、塔索斯等邦的暴动，大大加强了雅典对提洛同盟各邦的控制。战争胜利给雅典带来的大批金钱和战利品。除部分用于支付军费外，还有一部分被用于装饰雅典城。所有这些都使奇蒙成了雅典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成为不折不扣的“奇蒙时代”。
然而，奇蒙的政策产生了矛盾的结果：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他不愿变革雅典的制度，让战神山议事会在雅典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加强对提洛同盟控制和波斯战争的过程中，主要由第三、四等级组成的雅典水师在军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因雅典逐渐成为爱琴海世界的经济中心，在盟邦安置军事移民等而日益稳定与巩固，因而从长远来看，奇蒙的政策恰恰加强了下层公民的力量，使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进一步向下层公民倾斜。而阶级力量的变化，最终势必会冲破奇蒙等少数人的阻挠，将政权更多地向下层公民开放，使雅典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
二、埃菲阿尔特改革
公元前465年，斯巴达发生地震，黑劳士暴动。本来准备入侵雅典的斯巴达人，此时不得不向雅典求援，希望利用雅典人的攻坚能力，将黑劳士赶出伊托姆要塞。在随后召开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就是否应援助斯巴达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民主派领袖埃菲阿尔特等人坚决反对援助。但奇蒙吁请雅典人不要使雅典丧失自己最重要的伙伴。最后，雅典人接受了奇蒙的建议，派他率4000名重装兵前往美塞尼亚，协助斯巴达人进攻伊托姆。
奇蒙及其支持者离开雅典后，民主派积极活动，试图进一步将雅典政治向民主化方向推进。他们的领袖是埃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等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贵族政治的最后堡垒——战神山议事会。
战神山议事会是雅典最古老的政治机构之一。由于它由退休执政官组成，且其成员任职终身，一向在雅典政治中拥有很大影响。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由直接选举改由抽签产生，此后雅典政治家大多愿出任将军，无疑对它的声誉和地位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是执政官仍只能由前两个等级公民充任一事，提醒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这次变革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仍是雅典社会精英的荟萃之地。亚里士多德关于希波战争后战神山议事会控制国家的论断，很可能是他为解释埃菲阿尔特改革而做的推测，但战神山议事会的影响在奇蒙等人指导雅典政策时有所扩大很可能是事实。
战神山议事会究竟有哪些权力，古典作家并无明确记载。首先，作为政制的监护者，它很可能有权宣布公民大会的决议违宪无效。其次，它很可能有权控告或审判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在审查官员方面，它也应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即将卸任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的执政官。再次，它可能参与或单独从事对即将上任的官员资格的审查。最后，它或许具有道德法庭的权力，有权惩治公民中的行为不端者。这些权力足以使它在雅典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当第三、四等级公民实力日益壮大时，这些权力仍留在贵族手中，显然不符合当时雅典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大概仅仅由于奇蒙等人的支持，才使战神山议事会得以继续保持权力。现在奇蒙既已离去，正是剥夺这个贵族政治堡垒权力的良机。
古代作家对埃菲阿尔特多有微词，但大多出于政治偏见。在政治活动中，他十分正直清廉，与伯里克利关系甚密。为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他采用迂回战术。首先逐个控告战神山议事会的个别成员，指责他们在管理国家时犯有错误，从而大大打击了它的威信，最后将战神山议事会的绝大部分权力剥夺，分别交给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审查议事会员资格的权力归五百人议事会，一般民事与刑事案件、监督公民大会决议是否违宪的权力，则交给民众法庭。大约就在此时，为适应司法事务日益繁复的需要，雅典陪审法庭制度逐步完善起来。至于战神山议事会，仅保留了审判某些杀人案件的权力。
经过埃菲阿尔特改革，雅典相当一部分权力被从战神山议事会转移到更富有民主精神，更能代表普通公民意愿的机构手中，标志着政治权力的进一步下移。自梭伦改革以来雅典民主不断完善的过程，至此达到新的高峰，后世所谓的雅典激进民主至此大体定型。正因如此，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奇蒙自斯巴达归来后，立即运用自己的影响，企图恢复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但遭遇失败，本人被流放。但主持改革的埃菲阿尔特本人也被暗杀。尽管如此，雅典的内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外，雅典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哥斯结为同盟，公开走上与斯巴达对抗的道路。对内，则有伯里克利的崛起及其推进的一系列改革。
三、伯里克利的崛起
就像在希波战争前雅典各项反波斯政策的背后我们总能见到地米斯托克利的影子一样，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及其以后雅典的政治变革中，我们总能看到伯里克利的影响。埃菲阿尔特去世后，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达于极盛时代，雅典的国力也同时臻于鼎盛。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的阿卡曼提斯部落，家世显赫，其父克桑提波斯曾在公元前479年当选为将军，米卡列之战中任雅典军队指挥官，其母出自雅典最著名的阿尔克麦翁家族，为雅典民主政治创立者克里斯提尼的侄女。据说伯里克利出生之前，他母亲曾梦见一头狮子。不过伯里克利长相并不像狮子那样可怕，他五官端正，表情沉静温和，唯一的不足是头颅较长，得了个“洋葱头”的绰号。正因如此，画家与雕刻家们为了不损害他的形象，总是在作品中让他戴着头盔。
伯里克利幼年和青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音乐教师达蒙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其哲学教师是爱利亚学派能言善辩的哲学家芝诺，当时人曾形容他“有双刃的舌头，其威力之大攻无不克，不管他攻击什么，他的争辩总能自圆其说”。[3]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克拉佐美奈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作为一名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既注重探索自然的奥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客观世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又注意探讨人生哲理和政治，被视为智慧的化身。伯里克利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自然、哲学、人生的各种问题。据普鲁塔克，正是在阿那克萨戈拉的影响之下，伯里克利变得举止庄重高雅，衣着整齐，言谈时声调柔和，从不大嚷大叫。甚至在别人毫无道理的辱骂他时，他仍能保持镇静。同时，在与阿那克萨戈拉的交往中，伯里克利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现象，较好地摆脱了各种迷信思潮的控制，为他以后指导雅典政策、指挥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伯里克利踏入雅典政坛之时，正是奇蒙十分风光之际。由于奇蒙站在贵族立场上，阻挠雅典政治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伯里克利乃与民主派结合在一起，以与奇蒙抗衡。公元前472年，他出资承办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一剧的演出。该剧假借波斯信使与波斯太后阿托撒之口，描绘了希腊人在撒拉米斯和普拉提亚大败波斯人的过程，实际上是献给地米斯托克利的一曲颂歌。公元前463年，他被选为起诉奇蒙受贿罪的10名代表之一。公元前462年的埃菲阿尔特改革中，他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流放奇蒙的投票中，他可能也曾发挥影响。埃菲阿尔特被暗杀后，伯里克利立刻成了雅典民主派的领袖。
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许多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依靠这些朋友的帮助，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中提出决议，操纵投票结果。伯里克利从政初期，可能也依靠过这类朋友的帮助。但在他成为民主派领袖后，便改变了行事方式。普鲁塔克说他谢绝朋友聚会的邀请，在城里也只走一条路——去广场和议事厅的路。他更多地依赖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支持，其建议也较多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他的活动方式表明雅典普通公民参与政治与国家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在他之后的雅典政治家如克莱翁、许佩波罗斯等人，也大体承继了他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确实开雅典政治活动的一代新风，将其视为民主政治下培养出来的新型政治家并不过分。
但是，贵族派并未放弃斗争，他们在奇蒙的女婿修昔底德（并非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领导下，继续与伯里克利对抗。修昔底德试图以贵族的组织性来对抗普通公民数量上的优势，并在对斯巴达的关系、对盟邦的政策、贡金的使用、卫城的建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伯里克利发难。伯里克利据理还击，其雄辩的演说使他获得了雅典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支持。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发动决定性攻势，诉诸陶片放逐法，流放了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从此成为雅典最具影响的人物。公元前443—前429年，他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与莱奥克拉特斯、托尔米德斯、哈格农等一道，将雅典民主政治推向繁荣的顶峰。
四、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政治变革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地强调雅典水师的发展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在他看来，希波战争以后，由于以平民为主体的雅典水师建立了海上霸权，平民感到他们在城邦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加强了民主力量。平民领袖们借用平民的力量，压倒了贵族的势力。[4]易言之，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的发展，更多地来自提洛同盟建立后雅典公民精神状态和参政意识的变化。随着平民自信心的增强，他们开始广泛而充分地行使他们的各项权利，在政治生活中更加活跃。就政治制度的变革来说，伯里克利时代主要有以下各项。
政治津贴制。埃菲阿尔特改革后，庞大的陪审法庭制度随之完善和确立，公民大会、议事会所要讨论的事务相应增多，需要更多的公民直接投身于雅典政治生活。陪审法庭的成员每年达6000人，约占雅典公民人数的1/6。议事会议员达500人，另有250人候补，且不得连选连任。两者要想正常运转，都必须依靠大多数公民的积极参与。此外，为管理雅典本邦及其帝国的事务，雅典还有大批处理各类专门问题的官员。而就当时雅典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第三、四等级的公民来说，家道不过小康，虽无隔夜乏粮之虞，但绝不可能让他们放弃生产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活动。基于此，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中提出建议，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支付薪金。大约稍后一段时间，执政官、议事会议员也都获得了津贴。
重建地方法庭。地方法庭或者乡村法庭始建于庇西特拉图时期，目的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打击地方贵族的势力。在希庇亚斯被赶出雅典后，该项制度很可能作为僭主政治时代的暴政被废除。伯里克利时代将其恢复，目的大概与引入公职津贴制一样，削弱贵族在地方政治中的影响。须知雅典国家机构虽号称完善，但仍留有许多空白，在德莫等基层组织中缺少司法系统就是其中之一。阿提卡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些地区距雅典城仍较远，其东北的马拉松距雅典的最近距离为37千米，较平坦的大道则达42千米。步行几乎要一天。农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向雅典的陪审法庭提出，一些相对较小的案件或纠纷只能就地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地方上的贵族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因此，作为陪审法庭的补充，雅典建立了30个地方法庭。因30之数正与雅典的30个三一区吻合，因而人们推测可能每个三一区有一个法庭。
执政官向第三等级公民开放。执政官作为雅典最重要的官员，在公元前6世纪到希波战争前通常都由雅典最显赫的政治家担任，负责雅典的日常事务。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将军的作用日益突出，执政官的地位与影响已逐渐下降。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由直接选举改为抽签以后，雅典有雄心的政治家们大多转而争夺将军之职。陪审法庭发展起来后，执政官的司法权力相应被削减，仅限于裁判较细小的案件，其重要性进一步下降。但执政官与议事会议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需常年执行公务，充任者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产劳动，故非小生产者所能为。津贴制的引入解决了这个难题，所以到公元前457年，执政官职位最终向第三等级公民开放。这样，雅典大约半数以上的公民均有资格当选那昔日只有贵族才能问鼎的重要官职，标志着雅典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
公民权法案。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提出的有关公民权的建议经公民大会批准成为法律。该法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公民者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在此之前，雅典的公民资格大体放得较宽，只要父亲是雅典公民，且出自合法婚姻，便可被接受为公民。此时伯里克利提出这样的建议并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很可能是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雅典成为爱琴海世界的经济中心，雅典公民与外邦交往日益频繁，雅典人与外邦人通婚者日益增多，公民人口有无限扩张之势，与城邦实行的直接民主之间显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故伯里克利希望通过严格公民资格来限制公民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同时，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权日益成为一种特权。雅典作为霸主城邦，又是民主政治最完善的城邦，其公民权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力，还有实际的经济利益，雅典人逐渐意识到公民权的价值，不愿再与更多的人分享，也在情理之中。两者合一，促成了公民权法案的通过。
五、雅典帝国与雅典民主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民主成为希腊城邦民主的楷模，与雅典当时控制着提洛同盟各邦的贡金，资产雄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贡金。提洛同盟初建时，各邦有钱出钱，有船出船。阿利斯提德第一次确定的贡金为460塔兰特。后来，一些盟邦认为出船太贵，又不愿随军出征，改出船为交纳贡金。公元前5世纪中，雅典开始摆出霸主的架势，脱盟失败的城邦几乎一律被降为交纳贡金的盟友，使贡金的数字进一步上升。如果说在提洛同盟早期尚有相当一部分贡金被用于军事行动的话，在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往雅典，尤其是《卡利亚斯和约》签订后，贡金便有了较多结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卫城中仍有6000塔兰特的存款。它使雅典财库充裕，除应付日常军事活动外，仍有余力从事修建卫城、城墙等规模巨大的工程，支付雅典各级官员的津贴，维持全希腊最强大的水师，使雅典以希腊最强大国家的面貌出现。正因为有了充裕的财政收入，雅典十分广泛的津贴制才成为可能。确实，雅典帝国崩溃后，雅典民主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十分稳定，意味着雅典民主并不依赖于盟邦的贡金而存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水师远不及其在公元前5世纪强大，国家对富人征收的财产税也更加频繁，富有公民与贫穷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及伯里克利时和谐。雅典财政还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表明盟邦的贡金对雅典民主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影响。
军事殖民者。雅典公民的主体是中小土地所有者。所谓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中小所有者通过斗争摆脱了贵族压迫并取得政治参与权力的结果。但不同等级的公民占有的土地很不平均。如果说第三等级的公民尚可维持，第四等级的公民单纯依靠土地就几乎无法生存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夺取盟邦的土地，将雅典公民尽可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奇蒙在夺取埃昂、斯库罗斯之后，便驱逐当地居民，以雅典人居之；围攻塔索斯期间，奇蒙企图在色雷斯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广泛在盟邦土地上安置所谓军事殖民者。这些人中大概只有一部分定居在盟邦土地上，部分人仍留在雅典，并保留公民权。据估计，雅典控制其同盟期间，这样安置的殖民者约有1万之众，几乎占雅典公民总数的1/4。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会引起盟邦的仇恨，特别是当时土地被视为主要财产。土地占有与公民权紧密联系的体制，更使这种夺占土地的行为成为众矢之的。但这一政策给雅典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一部分第四等级公民上升为第三等级，成为家道小康的中小所有者，使本已相对稳定的雅典公民集体更加巩固和壮大，并使中小所有者成为雅典民主最坚决的支持者，为雅典民主的繁荣创造了坚实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扩大公民收入来源。除直接在盟邦安置移民外，雅典帝国的存在，还大大增加了雅典公民获取收入的渠道，从贵族到平民均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好处。贵族借用雅典的霸主地位，在盟邦大量夺取土地以为己有，雅典国家竟对此予以公开承认。对此我们虽缺少资料，但公元前415年雅典的一次拍卖颇能说明问题。在被拍卖的财产中，涉及阿提卡以外几个地区的地产，其中包括阿卑多斯、优卑亚、塔索斯、特罗德地区的地产。一个叫奥义奥尼亚斯的人在优卑亚三个地区所拥有的地产价值达81.3塔兰特，远远超过历史上有记载的阿提卡的个人曾拥有的土地的最大价值。[5]像奥义奥尼亚斯这样的人，在雅典肯定不止一个。
除了在盟邦直接获取财产之外，雅典的富有阶级肯定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利。至于雅典的平民，他们除作为军事殖民者直接分得土地外，还可以通过在水师中充当水手获取工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以前，雅典舰队中的水手每人每天均获得2奥波尔到1德拉克马的工资。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所从事的大规模建筑活动，也为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提供了工作机会。雅典规定所有运粮船必须到雅典转口，使自己成为爱琴海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刺激了雅典经济的繁荣，既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也有利于雅典公民开展经济活动。诸如此类有形无形的好处，大大有利于雅典公民各阶层获取收入。
由上观之，雅典民主完全依赖于对盟邦的剥削的观点固然难以让人苟同，但完全否认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的极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雅典帝国的影响，同样不能让人信服。雅典盟邦所提供的贡金，雅典公民通过直接在盟邦占有土地以及收入来源的扩大，使雅典公民中的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好处，因而从埃菲阿尔特改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的22年间，雅典公民集体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巩固。正是这支强大的公民队伍的存在，保证了雅典民主的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