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荷马与赫西奥德

古代希腊人流传给后世的有两部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诗据传均为盲诗人荷马所作，而且篇幅相当大，《伊利亚特》有15000余行，《奥德赛》为12000余行。古典时代，它们拥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人甚至称之为希腊人的《圣经》。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和邻邦麦加拉为争夺撒拉米斯爆发激烈战争，双方厮杀多年，仍不能确定该岛归属，最后诉之于仲裁。仲裁过程中，梭伦援引荷马的诗句来证明撒拉米斯归雅典所有。而负责仲裁的斯巴达人竟然采信了这样的证据。虽然关于雅典赢得仲裁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版本，而且从有关记载看，此前雅典实际上已经占领该岛，从政治现实的角度看，荷马的诗句只起了辅助作用。但它足以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荷马史诗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希腊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希腊世界，还有不少人是依靠背诵荷马史诗为生的。那个猛烈抨击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色诺芬尼，据说就是一个以背诵荷马史诗为业的人。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也出现了一个自称精通荷马的人物。约公元前6世纪后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将荷马史诗引入雅典，大概还对其进行了校订和编辑，以供泛雅典娜节时诗人们朗诵。从某种意义上说，称荷马史诗为希腊人的圣经并不为过。

规模如此宏大的两部史诗，是怎样创作的？何时被创作出来的？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古代希腊人认为，它们是盲诗人荷马的作品。但遗憾的是，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荷马的名字。在时间稍晚的赫西奥德的诗篇中，也不曾出现荷马的名字。虽然在所谓的荷马颂诗中，曾经提到开俄斯的歌者，后人把这位歌者和荷马联系起来，但在这首诗中，仍然没有出现荷马的名字。七城争荷马的事实也表明，希腊人对荷马其人并无准确的知识，连荷马究竟出生在哪里、活动于何时何地，都没有一致的说法。近代以来，关于荷马史诗的创作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派主张，荷马史诗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是由一个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创作；另一派为分析派，又称小歌派，称荷马史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形成的，其最后的编定应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时期。分析派经常根据自己确定的标准，认为这一段是荷马的，那一段是后人窜入的；有些内容是伊奥尼亚的，有些则是雅典的；有些可能代表了野蛮时代的观念，有些则是理性主义兴起后的产物。

分析派和统一派围绕荷马问题所进行的争论，虽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无疑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荷马问题的认识，为美国学者帕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帕里充分借鉴了法国学者梅耶、顿泽等人关于荷马的研究成果，并参考拉德洛夫对中亚突厥人诗歌和穆尔科、克劳斯、格斯曼等关于南斯拉夫民歌的田野调查，创立了自己的口头诗学理论。

帕里着重研究的是荷马史诗中的程式化短语。他发现荷马史诗既非分析派所说的一首首小歌的拼凑，也不像统一论者所说，是一位诗人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精心创作的，而是一种传统发展到顶峰的结果。这一传统可能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经过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的孕育和发展，最后被记录下来。它最重要的表达媒介既不是泥版文书，也不是纸草文献，而是口头词语。他指出，史诗是一种口头作品，是诗人们在表演过程中创作出来的，并无固定的文本可以依靠。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诗人依靠大量固定的、已经创作好的诗句以及短语，在表达某一个特定思想的时候，总是使用这些短语或者诗句。例如，史诗中出现的绝大多数英雄和人物，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称呼，奥德修斯总是“足智多谋的”“历尽艰辛的”“神一样的”；阿加门农一般被称为“人间之王”；阿喀琉斯是“捷足的”；帕涅罗帕是“谨慎的”或者“贞洁的”。一些自然和人类的现象，也会有固定的修饰语，如朝霞总是玫瑰红的，海水是葡萄紫的，话语是有翼飞翔的，头盔基本是闪亮的。这些程式化短语总是按照固定的格式，出现在句子中特定的位置。也就是说，对这些诗人来说，奥德修斯并不只是个简单的人名，它只有在与“足智多谋的”这类修饰性短语一起出现时才有意义，话语也总是与“有翼飞翔的”一起出现。这些固定的程式化短语是最小的语言单位，使得诗人们在吟唱固定的主题时，总是有一些现成的诗句可供利用。

比这些程式化短语和诗句更大的单位是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故事模式。帕里和他的门生洛德一道，总结出大量此类的主题，如归返、劫夺、战斗、婚礼、宴会、集会等。在叙述某一个主题如战争或者宴会时，开头和结尾总是那几句诗，其过程也大同小异。例如，在《奥德赛》中，宴会的开头一般是洗澡，涂抹橄榄油，然后是客人入座，女仆拿水来洗手，把桌子放在客人和主人面前；接着是上菜和主食，客人的吃喝，最后是满足了饮酒吃肉的欲望后，客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歌舞或者议事。因此，在描述宴会的场景中，诗人只需要根据客人的不同，对其中的个别诗句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对战争的描写也大致如此。交战之前，先把双方的将领做一个交代，对他们的装备进行描绘（过程也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几乎所有人都是先穿铠甲，次戴头盔，最后是拿上长枪）。接着写两军接近，互掷标枪和石块，然后是双方将领之间的个人较量，最后是战胜的一方剥取失败者的盔甲，并且夸耀自己的勇敢和强大。

帕里认为，不仅这类故事具有模式化的特点，而且整个史诗的结构也表现出惊人的类似。通过对前南斯拉夫史诗的研究，他发现有关英雄归返的故事非常之多。而故事的整体结构和《奥德赛》不无相似之处。故事的开头往往是一个英雄在执行一项使命，不幸遭到监禁。后来，在某一个女性的帮助下，他得以逃出，伪装回到家中。可是归来的英雄往往发现他的妻子或者未婚妻遭到求婚人的骚扰，财产被劫夺，儿子（如果有的话）绝望。于是他不马上显示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先后考察自己的儿子、亲戚、仆人和妻子的忠诚程度，并击败那些求婚人，实现全家的大团圆。帕里的弟子洛德进一步归纳出此类史诗的5个步骤：缺席、遭劫、归返、报复和婚礼（团圆）。这种结构上的类似，说明奥德修斯归返一类的故事，并不是希腊人的特产。

帕里对这些固定的程式化短语、大体类似的故事类型和史诗整体结构特点的分析，证明荷马史诗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由某一个作者在一个特定时间内的某一个城邦创作的，而是在民间长期创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但是，帕里的结论并不是完美无缺，因为按照帕里的设想，一旦史诗被记录下来，它可能就凝固了，不再发生变化，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史诗只能存在于口传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然而人们很早就发现，甚至在希腊文字已经产生几个世纪以后的古典时代，荷马史诗也没有完全定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引用的荷马史诗的某些诗句，与今天流行的史诗颇为不同。只是到希腊化时代以后，随着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编辑、校勘的本子流行开来后，原来流传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史诗版本才逐渐被取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诗，是否就是荷马的原创，颇有疑问。

荷马之后，希腊还有其他一些史诗诗人继续创作史诗。从篇幅看，它们长短不一，有些仅有数行，有些则长达百行。有些诗人属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更早，有些则相对晚近。诗歌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诗歌如致德麦特尔的颂诗，对女神失去女儿情绪的描绘非常生动具体，而有些仅有那么一两句，只是列举个神名而已。但这些诗人也都托名荷马，后来被称为荷马颂诗。对于希腊宗教和艺术的发展，这些诗歌也具有重要影响，一些神灵的职能与崇拜仪式，都与它们有关。

一般认为赫西奥德是公元前7世纪比奥提亚的诗人，而且被视为农民诗人。然而他究竟是不是农民，其实不是没有疑问。他自称其父从小亚细亚的库麦移居到比奥提亚的阿斯克拉，本人在牧羊过程中遇到缪斯，从此具有了创作能力。他的主要作品是《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前者以第一人称，用向自己的弟弟提出劝告的方式，对当时希腊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了生动具体的描绘。他告诫自己的弟弟远离政治和那些掌权的王侯，勤劳致富，否则必将破产，妻子儿女沦为乞丐。也是在这部史诗中，他描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他的史观不免悲观，把人类的发展描写为从黄金时代逐渐堕落，到他自己的时代进入最为黑暗的黑铁时代的过程。然而他也提到，在他自己的时代，人类唯一可依靠的，是宙斯提供的正义。《神谱》概述了希腊人有关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从天地一片混沌开始，经过第一代神灵，天地分开，世界万物和众神逐渐诞生，到宙斯击败克罗诺斯，创建世界的基本秩序。与荷马比较，赫西奥德虽然更接近社会的实际，但他的诗歌创作在故事情节、对口传诗篇的组织与调配、语句的生动等方面，都相去甚远。但他对世界形成过程和诸神产生及其职能的描绘相对系统，因此他与荷马一道，经常被视为希腊诗歌的鼻祖和宗教神话的权威。

二、抒情诗的世界

继史诗而起的是抒情诗。抒情诗大多抒发个人感受，表达个人看法，具有较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其主要形式有哀歌、短长格诗、列斯堡颂歌、抑扬格诗歌等。它们各有特点，有些凝重哀婉，适合于表达严肃的题材，如政治、哲学观点等；有些生动活泼，适合于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有些尖刻辛辣，具嘲讽意味。一个诗人可以因其不同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诗歌形式。与史诗不同的是，抒情诗大多使用方言而非统一的语言创作，因而列斯堡人使用埃奥利亚方言，士麦拿人使用伊奥尼亚方言，斯巴达人则用多里亚方言。有时这些方言也相互影响，以致出现混合趋势。希腊人的抒情诗创作多以音乐作媒介，几乎所有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音乐家，诗与音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在早期希腊的抒情诗人中，较著名的有提尔泰、阿尔凯伊奥斯、萨福、梭伦、阿克曼等。

提尔泰约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中，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斯巴达人在扑灭美塞尼亚起义的战争中一度失利，一些斯巴达人灰心失望，准备放弃美塞尼亚，提尔泰代表斯巴达人中的主战派，创作了大量哀歌体的诗篇，一方面提醒斯巴达人他们的祖先如何英勇地征服了美塞尼亚，另一方面展示斯巴达人丧失美塞尼亚后衣食无着的情景，激励斯巴达人鼓足勇气再战。下面这段是他诗歌中最具表现力的一段：

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

死于最前线最美好。

弃城而逃，抛下沃土，

到处行乞最可哀，

带着慈母，老父，

稚子，爱妻四处流浪，

遇到谁谁讨厌，

可恨的贫困压迫他，

有辱家族和自己的好形象，

羞辱和苦难也紧追随。

流亡者没人关心，

耻辱，丢脸，没人可怜，

不如为家乡为子孙而战

舍去一条性命。

年轻人，坚持抗战吧，

勿恐惧，勿可耻地逃窜，

你应当有坚毅果敢的精神，

并肩作战时不要爱惜生命，[1]

诗歌倒是非常生动地表现了斯巴达人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的狼狈处境。提尔泰要求年轻人不要气馁，应当站在老年战士的前方，哪怕战死，也会让“男子看见赞叹，女子看见怜爱，生前美，战死也美”。可惜提尔泰这里鼓励的，是斯巴达人侵略和征服他国的精神，而非保卫家园的决心。阿克曼也是斯巴达人，约生于公元前7世纪末，其诗歌反映了斯巴达人繁荣时期的贵族式生活。

帕罗斯的阿基罗霍斯和列斯堡的阿尔凯伊奥斯属于诗人中的另一种类型。前者本为帕罗斯人，但长期在塔索斯当雇佣兵谋生。他成为诗人的经历也十分奇特，据说在一个有月的夜晚，他牵着一头奶牛进城出售，途中遇上一群姑娘，他便停下来和她们说笑，可是正在他兴起的时候，姑娘与奶牛突然都消失，留在他脚下的只有长笛。他把这当作一个象征，与他交谈的姑娘当然是缪斯，她们带走了他的奶牛，而送给他诗人常用的笛子交换。他曾经狂热地爱上帕罗斯公民伊盖贝斯的女儿，用诗篇描绘他的**，但这桩婚事因女方父亲反悔未能如愿，他由爱生恨，用最刻薄的语言诅咒父女二人，说女儿“岁月已在她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犁沟，皮肤的颜色消退，像个肥胖的妓女”。对爱情深感失望的诗人转而到塔索斯当了雇佣兵，帮助当地的殖民者与色雷斯人作战。但在战斗中他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总是以逃命为先，因为“一旦人死了，谁也不会再尊敬他……我们留给死者的不过是侮辱”。在一次战斗中，他在逃跑中甚至丢弃了盾牌，当别人因此嘲笑他的时候，他竟说：“我为什么要怜惜我的盾牌，我毕竟救了自己的命，至于盾牌，我可以得到一个同样好的新的。”在这里，荷马的英雄理想和提尔泰为祖国而战的**都已**然无存，所有的不过是个人的生命。列斯堡的阿尔凯伊奥斯本为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屡次失败，因而写了大量反映其政治经历的抒情诗，挖苦和讽刺他的对手皮达库斯。但他在战斗中同样是个临阵而逃者，希罗多德说，在一次与雅典人的交战中，阿尔凯伊奥斯无耻逃跑，丢弃了他的武器。像阿基罗霍斯一样，他为自己辩解，宣称只要自己安全就好。

梭伦是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改革家，他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社会状况的反映，也传达着他的社会与政治观点。他的诗篇主要保存在《雅典政制》和普鲁塔克的《梭伦传》中。这些诗篇或者反映了阿提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或者为他自己的改革措施辩护，或者表达自己的哲学与政治见解，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其《致城邦》一诗前文已经征引，这里不再赘述。

萨福

列斯堡女诗人萨福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梭伦大体同时。她的诗在古代备受重视，被推崇为与荷马齐名之作，柏拉图甚至把她视为第10位缪斯。她出生于列斯堡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且结过婚，有一个叫克列伊丝的女儿。在列斯堡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她似乎也被流放过，曾到叙拉古，不过其流亡时间可能不长，后来又回到了列斯堡，以高龄去世。据说她本人长的娇小玲珑，并不特别出众，但她的诗篇以美丽著称，可惜流传下来的不多，保存较完整的只有她“向爱神祷告”的诗篇，在古代人中最著名的则是她描写其见到心上人时一瞬间的感受：“你迷人的笑声，我一听到，心就在胸中砰砰跳动。我只要看你一眼，就说不出一句话。我那灵巧的舌头忽然不会转动了，火焰在我的体内燃烧；我的耳朵突然聋了，我的眼睛似乎瞎了，我整个身体都浸透了汗水，全身战栗，两颊似草绿，似乎即将死去！”这段诗在古代脍灸人口，几乎人人能颂，直到2世纪时情人们仍能背诵，并给古代与近代关于爱情的描写创下了不可替代、无可企及的榜样。

萨福还创办过学校，专门招收女弟子，学校被称为“缪斯仆人之家”，学生们在这里学习音乐、艺术、舞蹈，发展她们的才能，她与女弟子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写有大量的诗篇赞颂她的女弟子的美丽。

陶瓶上的萨福形象

同是列斯堡，但属于麦提姆那城邦的阿里昂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但他借以扬名的是他的笛声与歌喉。他曾到过科林斯，与僭主伯里安德颇有交往，后又到意大利演出，获得大笔金钱。在归途中当水手们企图谋财害死他时，他请求最后演唱一次，演唱完毕后盛装跳入海中。可能是他的歌声感动了海豚，海豚把他驮到科林斯，那些水手们终于被绳之以法。故事当然未必可信，但反映了他当时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地位。安那克莱翁是伊奥尼亚的特奥斯人，在古代几乎与萨福齐名。他同样写有大量的情诗，但在爱情上似乎并不顺遂，他曾经如此描写他的情人：“你为什么斜着眼睛看我，我的色雷斯小母马，那么快就与我分手？你难道认为我只是个笨拙的骑手？告诉你，我可以把你驯得服服帖帖。”在另一处，他写道：“金发的埃罗斯神抛给我一个紫球，让我去与那穿着绣花鞋的女孩游戏，可那生在可爱的列斯堡的她，竟在看见我的白发后，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麦加拉诗人（一说他来自西西里的麦加拉）提奥根尼斯留下了大量诗篇。他可能生于麦加拉内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其诗歌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对当时的政治变革大加抨击。在劝告自己的好友库尔诺时，他表现出强烈的贵族偏见，要求他的朋友做一个有理智的人，不要与卑贱者交往，因为一旦与卑贱者饮宴，自己也将因此变得卑贱，而且这种变化不可逆。他的诗歌首次出现了对所谓人民领袖的谴责，指责他们做出的判决只为自己着想，根本说不上公正。由此引发的，只能是内战、流血和僭主政治。他大概也是第一个宣布，随着人民的掌权，国家和城市都因之发生变化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