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梭伦改革后的争斗

梭伦的本意，是通过提升平民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同时确保贵族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当时双方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这个做法对于雅典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因为在古代城邦缺乏强有力强制机构的前提下，城邦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民和贵族双方能否和谐共处。过分侵犯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将招致另一方的反扑，导致政治不稳定。

但是，梭伦此举恰恰让双方都不满意。据亚里士多德，梭伦离开雅典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589/588年，雅典就爆发了党争，且非常激烈，以致无法选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为执政官。公元前586/585年，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公元前582/581年，一位名叫达马西亚斯的人当选为执政官，但到期之后他拒绝下台，一直在那个位置上待了2年又2个月。达马西亚斯被赶下台后，雅典人再度打破惯例，选举了10名执政官。据说他们按照等级产生，5人出自贵族、3人出自农民、2人出自手工业者。然而这个说法明显不可信。因为最早记载公元前6世纪前期雅典政治斗争的希罗多德根本没有提到雅典人当时分成有显著差别的3个职业性集团，而是强调地域区分，即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三派的领袖都是贵族，主要成分都是土地所有者，所不同者，可能是平原派相对富有，而山地派相对贫穷，都与职业划分无关。何况当时雅典手工业发展水平有限，专业手工业者人数并不多，仅有百余人，且大多是外侨，没有资格参与雅典政治，也就没有任何可能当选为执政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雅典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内部斗争。而斗争中产生的派别，可能确实与对梭伦改革的态度有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平原派富人较多，主张建立寡头政治；海岸派希望建立温和政体，而山地派因为包含债权被剥夺者和血统不纯者，可能正是梭伦所谴责的那些抱着抢夺他人财富期望的穷人。[30]他们的目标，或许是实现当初不曾实现的目标：夺取贵族的财富，重新分配土地。不过他们的领袖庇西特拉图的计划，显然和支持者的想法有区别。

二、庇西特拉图建立僭主政治

公元前6世纪60年代，雅典出现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3个政治派别，分别是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对于平原派的领袖莱库古，我们一无所知。海岸派的领袖麦加克列斯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这是雅典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族，公元前632年库伦政变时，是该家族的麦加克列斯为执政官。梭伦改革之后的第一次神圣战争中，该家族的阿尔克麦翁出任军事执政官。山地派据说出现于前两派之后，由庇西特拉图组建。此人被看成是一个极端倾向人民的人，其支持者可能有不少山区最为贫穷的农民，势力中心在阿提卡东北的马拉松地区。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同等级与地区利益的冲突，让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雅典政治陷入混乱。

庇西特拉图的祖先据称来自派罗斯，为涅斯托尔的后代，曾参与对麦加拉的战争，率领雅典军队夺取麦加拉的港口城市尼塞亚，最后确保了雅典对撒拉米斯的占领。因此他像梭伦一样，依靠战争中的胜利赢得声望和追随者。他的第一次上台使用的是希腊僭主们玩烂了的手段：在前往雅典参加公民大会时，他故意把自己和拉车的骡子都弄伤，却声称那是政敌对他下手，借此要求雅典人提供一支卫队保护他的安全。他的党羽阿利斯提翁立刻提出动议，并让动议得到通过。庇西特拉图利用手中这些拿着棍棒的侍卫，发动政变夺取卫城，首次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

古典作家一致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相当温和。希罗多德说庇西特拉图“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大体类似：“庇西特拉图夺得政权之后，便以宪法形式，而不采取僭主作风，处理公共事务。”[31]

不过，雅典当时的政治并不完全以公民是否支持为标准，因为贵族家族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雅典政治基本被他们控制。他们支持与否，是僭主政治能否稳定的重要前提。据亚里士多德，庇西特拉图执政6年后，被麦加克列斯和莱库古联合起来赶走。但因为莱库古与麦加克列斯政见不和，争斗不休。于是麦加克列斯回过头来与庇西特拉图联合，为此麦加克列斯将女儿嫁给庇西特拉图，帮助他重新夺取权力。然而庇西特拉图本已有了妻子，并且有多名合法子女，因此他不希望与麦加克列斯的女儿再有子女，故意冷落了他新婚的妻子。当妻子不能怀孕的真相曝光后，麦加克列斯立刻与庇西特拉图决裂，转而与莱库古结合，将庇西特拉图再度赶下台。这一次庇西特拉图彻底离开了雅典。但在离开之前的家庭会议上，庇西特拉图长子希庇亚斯的意见取得胜利；他们应当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返回雅典，重夺统治权。于是他们一面与底比斯、优卑亚和阿哥斯等保持良好关系，一面前往色雷斯地区，在那里加入了开矿的队伍。公元前546年，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庇西特拉图第三次夺取了权力，而且一直把权力维持到公元前510年。

三、僭主政治时期的雅典

对于僭主政治时期雅典的情况，亚里士多德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论：

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具宪法形式的，而不是僭主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以供他们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农耕，以资赡养。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既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又令他们有小康之产，忙于自己私事，而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来留心公众事情。而且由于土地得以充分耕耘，他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因为他抽取产品的什一之税。为着同一理由，他又设立地方法庭，并且常常亲自下乡巡视，调查争执，解决纠纷，以免人们进城，荒废农事。……对于别的一切事情，在他统治时期，他也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因此人们常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在人们说到它的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它倾向人民，性情温厚。……大多数贵族和一般人民都愿意他统治，他以殷勤厚待，博得贵族拥戴，又以帮助人民私事，获取他们好感，所以他对两方都讨好。[32]

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固然笼统，但也有一些实质性内容。首先，他显然接受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的传统，实即当时雅典大众的一般记忆：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温和，没有破坏原本已经存在的各种制度。当然，单纯依靠这样的姿态，并不足以长期保持统治。除解除公民武装和他本人掌握卫队外，修昔底德还提到，他们注意让自己家族中的一个人总是居于公职。也就是说，虽然雅典表面上维持着梭伦以来的体制，但担任雅典重要官职的，肯定有庇西特拉图家族的成员。考古发现的公元前527—前522年的执政官名单，透露了该家族维持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控制执政官职位。在那几年中，先后出任执政官的有奥奈托利德斯、希庇亚斯、克里斯提尼、米尔提阿德斯、卡利亚德斯和庇西特拉图。他们之中，希庇亚斯和庇西特拉图是僭主庇西特拉图的儿子，米尔提阿德斯、卡利亚德斯和克里斯提尼当时是僭主家族的盟友，只有奥奈托利德斯的背景不太清楚。凭借对雅典执政官职位的控制，庇西特拉图维持着梭伦制度的外表。这里也透露了一点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手段：注意笼络显赫的贵族。克里斯提尼是麦加克列斯的儿子，出自著名的阿尔克麦翁家族，而麦加克列斯曾经是海岸派的领袖。克里斯提尼的“归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海岸派的瓦解。米尔提阿德斯属于雅典重要的菲拉伊德家族。他的祖父对克尔松奈斯的殖民，显然是庇西特拉图支持的结果。他本人后来又被庇西特拉图派到那里，接替他祖父的位置。通过与贵族和解，庇西特拉图能够在不从根本上改变雅典制度的前提下，行使自己作为僭主的权力。

上述引文同时提到，庇西特拉图对下层平民比较关注。他通过征收什一税，以及自己在色雷斯获得的收入，给贫民提供贷款。贷款的基本目的，或许是让雅典人能够从单纯种植粮食转向种植橄榄和葡萄，以获取收入。但橄榄和葡萄生长周期都比较长，需要一定的缓冲期，因此需要获得额外的经济支持。对雅典钱币的研究证明，阿提卡以雅典娜的圣鸟猫头鹰为标志的钱币，正是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流行开来，或许与他从色雷斯获得的贵金属有关。劳里昂银矿可能也在此时获得较大规模开采，因此能够给僭主提供比较丰厚的收入，使其能够大量打造银币。在乡村设置法庭并就地裁决纠纷，也被亚里士多德归于僭主政治扶植农民的政策之中，很可能是为增强由僭主把持的中央政府权威，削弱贵族在地方上的影响。此外，一些学者推测，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可能还模仿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给部分支持者与农民分配了土地。如果庇西特拉图希望赢得贵族支持，他似乎不应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与他一贯保持的温和形象也不够一致。无论如何，在庇西特拉图时代，阿提卡农民应当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地位。后世雅典人所说的黄金时代，或许主要是针对农民而言。他们地位的稳固，等于保证了后世城邦公民队伍的基本稳定。

雅典猫头鹰币

希罗多德还提到，庇西特拉图在宗教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净化提洛岛，将阿波罗神殿四周目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埋葬的尸体掘出，移到该岛的另外一个地方。雅典人之所以对此如此关心，是因为僭主政治时期，他们与那克索斯结成了同盟。岛上的阿波罗神殿为伊奥尼亚人圣地。对它的敬重，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增强雅典人在伊奥尼亚人中的影响力。此外，大约也是在僭主政治时期，雅典人开始庆祝全国性的酒神节和泛雅典娜节。酒神节即城市酒神节，每年3月底举行，崇拜的是来自阿提卡边境埃琉特鲁斯村的酒神。它的预备仪式是把酒神雕像迎入雅典剧场，然后再把它送到酒神在城内的圣地，接着就是戏剧表演，分别上演三部悲剧作家的作品和五部喜剧。戏剧表演之前，阵亡者已经成人的遗孤会举行武装游行，以示城邦对那些为城邦阵亡者的褒奖以及新公民的成长。虽然僭主时代未必有这么正式的仪式，但它的举行，对于增强雅典人的城邦认同感，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泛雅典娜节每年8月举行，为祭祀雅典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它可能产生时间较早，但在僭主政治时代，它的规模至少得到了扩大，并且增加了不少项目。除一般宗教仪式都有的游行和献祭外，还有诗歌竞赛等文艺活动。可能正是在僭主统治时期，荷马史诗第一次拥有了文字定本。节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祭祀神灵后，全体公民都获得一份祭肉。对那时的雅典人来说，那不仅是他们一年当中难得的吃肉机会，而且通过参与到仪式之中，获得极其强烈的雅典认同感。

上述一系列措施，不仅稳固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让他的儿子们顺利接掌了雅典权力，对于雅典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僭主统治时期，梭伦的制度通过数十年平稳的运作巩固下来；雅典作为全阿提卡中心的地位牢固确立，城市成为国家的象征；贵族的势力，则在僭主政治的打击下，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普通民众的地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雅典的经济，主要是它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僭主政治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小农从僭主政治提供的稳定和支持中得益，而手工业者在此时也表现出他们的创造力。黑底红画陶取代红底黑画陶成为雅典陶器的象征，在精美陶器市场上取代科林斯占据统治地位，行销地中海世界。与这些陶器一起出口的，还有雅典的橄榄油和葡萄酒。僭主开始的公共工程建设，有些虽然因为规模过大半途而废，但毕竟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程，典型者如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帕提侬之前的雅典娜神庙），雅典城的引水工程，雅典广场的改造工程，以及阿提卡其他地区的若干庙宇。[33]它们的完成，显示了僭主统治下雅典的繁荣和兴盛。

四、僭主政治的崩溃

约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图去世，权力顺利过渡到他的儿子希庇亚斯手中。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他的“政策显示出高度的原则和智慧。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财产的1/20，但是他们大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举行了一切正当的宗教祭祀。在其他一切方面，城邦还是依照过去的法律管理。他们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家族中一个成员总是居于公职”。[34]可是，公元前514年左右，雅典发生了一桩谋杀案，谋杀者是一对男性同性恋朋友哈摩尔狄乌斯和阿利斯托盖同，受害者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帕库斯。据说他们最初的刺杀目标本是希庇亚斯，但因为担心意图暴露，就近刺杀了目标的弟弟。此后，雅典僭主因为担心更多的阴谋，对谋杀者严厉审判，牵连到众多人物。他们处死了一批人，同时开始给自己寻找可能的逃生地。一些原本已经与僭主和解的贵族如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克里斯提尼等，都选择流亡国外，并且尝试返回国内。在武装返回失败后，克里斯提尼利用自己在德尔斐的影响，促使斯巴达出兵雅典，最终于公元前510年推翻了雅典的僭主政治。

僭主政治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统治所造成的矛盾。一方面，从希腊城邦的一般原则来说，城邦的治权寄托于公民团体，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僭主的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提高了雅典平民的地位，让他们日益具有了公民意识。相应地，公民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谋取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利益。然而，僭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则是把城邦所有权力集中于某一个家族手中，而且因为担心权力被抢夺，不断强化这种控制，提防公民中有政治雄心的领袖。另一方面，如众多希腊人后来不断反复强调的，因为僭主们出身于富豪之家，养成了骄奢**逸的衙内性格和作风，执政后容易走入歧途，引起政治和政策的偏离，进而引起被统治者的反感乃至公开反抗，导致僭主政治走向残暴而倒台。公元前514年的谋杀案可谓此类事件的典型。哈摩尔狄乌斯和阿利斯托盖同本是一对同性恋。希帕库斯看上了哈摩尔狄乌斯，遭到拒绝后进行报复，故意羞辱了哈摩尔狄乌斯的妹妹。哈摩尔狄乌斯担心希帕库斯会有针对他本人和家人的进一步行动，乃与自己的情人阿利斯托盖同密谋刺杀僭主。他们的刺杀本是一个孤立行动，却被希庇亚斯视为一场针对他们统治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采取了激烈的反击措施。由于谋杀发生在节日上，公民们正准备举行游行活动，不少人都带着武器，所以希庇亚斯在听说谋杀案后，强作镇定，要求正携带武器游行的人放下武器集中，然后派自己的随从将武器搬走，接着是对全体公民进行搜查，其中携带匕首的人和他认为有罪的人立刻被拘禁并受到拷问。此后的几年中，僭主的统治日益严厉，以至于雅典人和僭主本身都变得非常紧张，最终通过斯巴达人干预的方式，推翻了僭主的统治。所以，僭主统治的垮台，导火线诚然是一场爱情事件，但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僭主专权的趋向与平民大众要求更多参与国家管理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