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僭主政治垮台后的政治斗争

雅典僭主政治的崩溃确实借助了斯巴达的力量，但上文的分析表明，即使没有克里斯提尼的诡计和斯巴达的干预，僭主政治迟早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垮台。希庇亚斯的离开，让雅典人觉得，他们自由的日子回来了，贵族们立刻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展开权力斗争。但经过几十年的僭主政治，雅典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三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克里斯提尼和伊萨戈拉斯率领的两派。克里斯提尼在推翻僭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雅典人中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但伊萨戈拉斯可能出身雅典名门，而且获得了斯巴达国王克列奥美涅斯的支持。斗争的结果，是伊萨戈拉斯取得胜利。可能在公元前508年，伊萨戈拉斯当选雅典执政官，成为雅典最为显赫的人物。

不过，克里斯提尼并未放弃，转而向民众求助。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指出，克里斯提尼是在与伊萨戈拉斯斗争失败后，才与民众结合到一起，并且扭转了斗争形势。现代学者大多接受事件发展的顺序，但对克里斯提尼通过什么手段争取到民众支持持有不同立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基本看法，是克里斯提尼之所以能赢得雅典民众支持，在于他提出了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并不新鲜，最初可能通行于僭主政治垮台后的雅典贵族中，因为僭主一旦被驱逐，意味着贵族们又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夺权力。但克里斯提尼将这个口号进一步扩大到全体公民，从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伊萨戈拉斯一派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与斯巴达国王克列奥美涅斯的亲密关系，要求后者再度出兵。克列奥美涅斯带着一支不大的军队立刻到达雅典，以渎神的名义指名流放了克里斯提尼及其700家支持者。但克列奥美涅斯和伊萨戈拉斯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此时的雅典人民与公元前6世纪中期已经不同，他们意识到了克里斯提尼政纲的优越性，因此奋起反抗，将克列奥美涅斯统帅的斯巴达人及其支持者包围在卫城之中。3天之后，陷入绝境的斯巴达国王被迫与雅典人签订和约，在非常耻辱的条件下离开。伊萨戈拉斯可能随之逃亡，那些不曾逃亡的支持者可能被处死。雅典人立刻迎回克里斯提尼，授权他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二、克里斯提尼改革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僭主政治垮台初年的政治斗争模式，与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治斗争的一般状况无二：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他们的领袖的率领下，与同样有政治欲望的家族争夺权力。民众最初并未完全被包括在内。只是在斗争失败之后，克里斯提尼才“和民众结合到一起”，并且赢得了胜利。克里斯提尼转向民众求助，反映了雅典长期政治斗争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唤起，而克里斯提尼意识到了民众如今在政治中的作用。那我们要问，是什么让原本在僭主政治下可能得到较多照顾的普通民众转而支持了克里斯提尼？或者说克里斯提尼改革实际给予了雅典民众什么实际的利益，以至他们敢于在克里斯提尼缺席、斯巴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公开发起暴动，将斯巴达人驱逐？

这个神奇的东西，可能就是在萨摩斯和伊奥尼亚未能得到实现的平等。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僭主政治推翻之后，进入一段党争的时期，一方领袖是忒珊得耳之子伊萨戈拉斯，另一方是克里斯提尼，他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克里斯提尼被小集团击败，就提议将政府交给民众，以争取人民的援助。”[35]在亚里士多德笔下，克里斯提尼最初按照传统模式，利用小集团（hetairoi）争夺政权，在失败之后才转向民众。他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他把政权交给人民，其核心原则，是随着新部落制度创立而产生的平等。

克里斯提尼的基本手段，是把雅典国家按照地域划分为10个部落。与旧的部落不同，新部落彻底打破了阿提卡原有的格局，由阿提卡3个大区即城区、海岸和山地各1个三一区组成，三一区的基础是阿提卡原有的德莫[36]。这些三一区是根据抽签被随意指定给相关部落的，同一部落的3个三一区可能相距甚远，但各个部落的中心应当都是雅典城。亚里士多德说，通过这样的组合，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无论大家是来自山地和海岸，还是来自城区，最终都是雅典人，在同一个部落团队中战斗，在议事会同一个主席团中任职，可能还会举行相关选举。此举目标意在削弱地方贵族的影响，增强雅典国家的统一性，“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来”。[37]这句话令人费解，它既可能指新入籍的公民有资格借此参与雅典政治，也可能指原有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管理，即参与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后者更为可能。因为通过新部落的设计，以及部落与议事会、公民大会的关联，此后无论是阿提卡哪个地区的公民，尤其是那些距离雅典较远的山地和海岸两个地区，也都能够参与到对国家的管理之中，因此让雅典政治具有了平等意蕴。因为雅典军队以部落为单位组织，将军最初是每个部落一名；议事会主席团以部落为单位，具有重要职责。准此而论，部落确实让民众对政府的参与更加平等。此外，三一区的基础是德莫，它设德莫长，主要责任是登记公民，选举基层官员和处理本德莫的相关事务，从而取代了由贵族控制的胞族登记公民的职责。议事会议员的选举等，也以德莫为单位进行。经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即公民获得的“政治在场性”，不仅在地域意义上，而且在阶层意义上，都更加广泛。“他们既可以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政治，也能经由议事会间接享有政治权利，非但如此，由于广大公民可以对政治事务加以关注，并使自己的意愿在其中得以体现，因此他们也通过委托而享有了权利。”[38]以德莫为基层单位、以三一区和部落为基础组成的新的雅典国家，让“所有公民，无论新老，都在他新的德莫和部落中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克里斯提尼的平等，同时也是他对雅典“最重大的贡献”，正在这里。[39]用平等来形容克里斯提尼新的政体，恰如其分。

克里斯提尼改革本身，可能就是公民平等的产物。与此前的梭伦等人不同，克里斯提尼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优势，并且以人民领袖的身份领导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措施，很可能不是以立法家梭伦那样的身份颁布的法典，而是首先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建议并且经过公民大会批准得以实施的。它的出台和得到实施本身，就是公民平等的产物。虽然雅典民众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克里斯提尼如此复杂设计的用意及其作用，也无法预测它后来的发展，但雅典人愿意接受平等，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经过公元前6世纪政治斗争的历练，已经具有了参与和掌管国家的能力。雅典人民在关键时刻的政治主动性，与克里斯提尼设计的“十进位制民主”的结合，成为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08/507年那个特定时刻诞生的基本前提。

克里斯提尼的平等，还体现在随着10个新部落创立产生的一系列制度上。议事会从梭伦时代的400人扩大到500人，让更多的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毕竟议事会承担着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主持公民大会、执行公民大会决议、接待外来使节、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与监督官员等诸多重要责任，是雅典民主政治下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公民不过3万人左右，如果10年轮换下来，则雅典公民中有近20%的人参与过国家机密。随后，10名权力平等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成为雅典主要的军事将领。陶片放逐法则在雅典国家缺少近代官僚体系的情况下，把有关国家政策走向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公民。它一方面让雅典公民成为相关争议的最终裁决者，另一方面，弱化了政治家之间面对面的冲突，有利于维护雅典国家与政策的相对稳定。因此，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普通公民真正开始在政治中发挥作用。雅典人不仅在法律上赢得了平等的权利，而且有渠道和机会行使他们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声称，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比梭伦政体要民主得多”，[40]不过这种政体当时并不叫民主，而叫平等。“与‘优良秩序’相反，现在存在的是‘平等的秩序’”。[41]

与梭伦的优良秩序比较，平等的秩序不仅抛开了等级制，它“通过平等分配政治权力，维护着法律的统治和责任政府”，而且设计了一系列制度，以确保平等的实现，不再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制度不公正的梭伦和赫西奥德那样，把优良秩序的维持单纯寄托于道德。此前希腊人担心的贵族、僭主等统治者傲慢和过分的问题，只有“在遭遇同胞们平等权利遏制的情形下，让其置于法律的判决之下，才能在合法统治的公正限度内，被平等地遏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即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才能确保一个负责的，同时也是守法的政府”，寡头政府、僭主政治等之所以傲慢、不守法度，也正是因为它们那里的民众缺乏平等的权利。[42]因此，平等让希腊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政府是否守法与民众是否拥有平等权利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克里斯提尼改革，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平等的实现。

从平等到民主政治，不过一步的距离。按照希腊语的定义，民主政治（demokratia）的本意，正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这个词大概首次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希罗多德对它已经相当熟悉，而且有时把平等与民主政治互换使用。不少学者将该词的出现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埃菲阿尔特改革或公元前5世纪雅典海军的强大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平民阶级成为雅典军队的主力，才造就了雅典平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强势，通过阶级斗争和改革，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并用更加强势的“民主政治”一词，取代了行之已久的“平等秩序”。[43]然而，过分强调穷人尤其是第四等级公民的作用，不免有模糊雅典民主本为雅典整个公民阶层的民主的危险。从根本上说，公元前5到前4世纪雅典国家的主要政策，是得到大多数公民认同的结果。而从雅典政策中获益的，也不只是雅典的穷人。更准确的表述也许应当是，在民主政治下，相对贫穷的公民的权利，较之在平等政体或者有某些民主成分的政体之下，得到了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利益相应得到了更多的保护。

三、保卫民主政治的斗争

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但改革过程中的斗争，也让雅典得罪了希腊世界的第一强国斯巴达。后者的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决心报复。约公元前506年，克列奥美涅斯组织了对雅典的三路干涉兵力。他与斯巴达另一国王戴玛拉托斯一道，率领伯罗奔尼撒大军入侵阿提卡。同时，他还策动底比斯与卡尔西斯同时出兵，从北方对雅典发起攻击。

雅典新生的民主政权骤然陷入危机。三路兵力之中，威胁最大的是由斯巴达国王统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因此雅典人决心首先迎击敌军主力。幸运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意见并不一致，斯巴达两位国王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戴玛拉托斯率先退出，其他盟友也陆续撤退。雅典人随即转头北上，首先击败了底比斯的军队，接着渡过优卑亚和阿提卡之间的海峡，击败卡尔西斯。希罗多德就此发表了他著名的评论：“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44]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家的发展史，也不可避免地与民主政治纠缠在了一起。

[1] Phillip Harding，edited and translated，The Story of Athens：The Fragments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ttik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14-15.

[2] 有关提修斯传说最完整的记录是普鲁塔克的《提修斯传》，见[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5～38页。但在阿提卡史家的记载中也非常流行，见Phillip Harding，The Story of Athens，pp.52-72。

[3] Phillip Harding，The Story of Athens，pp.79-80.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6～7页。

[6] Robert W.Wallace，The Areopagos Council to307 B.C.，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30-32；Robert J.Bonner，Gertrude Smith，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rom Homer to Aristotle，New York：Ams Press，1970，pp.89-97.

[7] 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C.，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2，p.76；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2nde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3，pp.150-151.

[8]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75～376页；[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97～99页。

[9] 该法的文本请见Robert J.Bonner，Gertude Smith，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rom Homer to Aristotle，pp.113-114。

[10] Denys Page，Sappho and Alcaeu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9，pp.152-160.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5页。

[12] A.Andrews，“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State”，in John Boardman，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t.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379-381.

[1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5～16页。

[14]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79页。

[1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页。

[16]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79页。

[17]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76页。

[1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8页。

[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16页。

[20] Douglas E.Gerber，edited and translated，Greek Elegiac Poet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3-117。

[21] Douglas E.Gerber，edited and translated，Greek Elegiac Poetry，p.125.

[2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页。

[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页。

[24] [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5] [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178页。

[26] Gregory Vlastos，“Solonian Justice”，Classical Philology，Vol.xii，No.2，April 1946，p.69.

[27] Gregory Vlastos，“Solonian Justice”，p.72.

[28] 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Oxford：Basil Blackwell，1957.

[29]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85页。

[3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6～17页；[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7页。

[31]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7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7页。

[3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8～19页。

[33] A.Andrews，“The Tyranny of Pisistratus”，in John Boardman，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t.3，pp.410-415.

[34]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518页。

[3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4页。

[36] 德莫，又译村社，古典时代雅典基层政治单位，有登记公民等重要职责。若干德莫组成三一区，进而组成部落。

[3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5页。

[38] [德]梅耶：《古希腊政治的起源》，王师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25页。

[39] D.M.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ka”，Historia，Vol.12，1963，p.39.

[4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页。

[41] [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269页。

[42] Gregory Vlastos，“Isonomi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4，No.4，1953，pp.358-360.

[43] [美]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第21～42页；[英]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第269页。

[44]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