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族政治的困境
公元前6世纪，雅典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源自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在国际和国内遭遇的问题。
公元前8世纪以来的殖民中，雅典人从未卷入。但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雅典人口显然有较大增长，阿提卡瘠薄的土地无力承受，开始寻求通过扩张缓解人口压力。第一个目标就是邻近的撒拉米斯岛。然而，雅典人出师不利，在麦加拉手中连吃败仗。为避免继续失败，据说雅典政府通过法令，禁止雅典人再提对麦加拉开战之事。
可能仍是在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人把目光投向小亚细亚西北角即黑海海峡入口处的西盖翁。那个地方距离雅典比较遥远，位于从爱琴海进入黑海入口处的亚洲一边。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另一个雅典人米尔提阿德斯率领另一帮雅典人占领了海峡入口处的欧洲一边，也许给雅典人的动机提供了某些可供推测的依据：当时的雅典可能已经感受到粮食短缺的压力，黑海地区是希腊人最为重要的粮食来源地，而粮食正是雅典人不能不关注的重要物资。据说统帅雅典人战争的是他们的一位奥林匹亚赛会冠军。然而这位冠军在战场上与米提列奈人皮塔库斯决斗时遭遇失败，本人被杀。雅典人的战争大概随后也宣布失败。幸运的是，当时的科林斯僭主伯里安德就两国的争端做出了裁决，雅典人保有他们已经占领的地区。只是米提列奈人并未放弃，此后又多次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才彻底击败米提列奈，获得对该地区的统治权。[10]
对外战争不利肯定给雅典贵族相当大的压力，国内问题则更加严重。古代作家一致认为，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平民遭遇贵族严重的债务奴役。按照亚里士多德比较夸张的说法，雅典贵族与平民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是：
因为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梭伦才第一个成为人民领袖。所以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当然，他们对于每一件别的事情也一样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11]
对于这段记载的性质历来有诸多争议。首先是债务关系的起源和性质。学者们一般肯定债务奴役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平民不满债务奴役也是肯定的。让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缴纳1/6的收成看起来似乎并不算高，何以让债务人产生如此严重的不满。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许多解释，比较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英国牛津大学原古代史教授安德鲁斯的理论。他认为公元前8世纪以来对阿提卡的殖民中，贵族肯定是先行者。鉴于当时社会不够安定，为了求得庇护，平民接受了贵族的保护，但以缴纳1/6地租作为回报。然而随着社会的安定，平民觉得已经不需要保护，希望取消地租。然而德拉古的立法，不仅要求继续保留地租，而且还规定不能缴纳地租的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以被作为奴隶卖往国外，由此激起了农民的不满。[12]安德鲁斯承认，他的理论并无史料支撑，但从雅典历史发展来说，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无论如何，当时雅典的平民对债务及其引起的奴役产生了严重不满。梭伦本人的诗歌暗示，雅典不少人受到了奴役，还有些被卖到了国外，“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飘**，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据普鲁塔克，由于矛盾过于尖锐，平民一度打算支持僭主政治，没收贵族财产和重分全国土地。梭伦本人的诗歌也暗示，当时雅典确有某些暴动的迹象，如果不是他出面进行改革，可能不会有其他人出来“抑止人民，也不会自制，直到他搅乱了事情，掠夺了乳酪”。[13]
与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是政治危机。就希腊城邦而言，经济地位经常与政治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正因为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平民才成为了富人的奴隶。“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描述雅典社会的危机后，接着就叙述了德拉古立法确定的制度架构。很显然，雅典平民意识到，他们要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其最为明确的表现是，平民打算改变国家政体，建立僭主政治。虽然普鲁塔克关于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划分为三派，而且把这些派别与不同的政治主张联系起来的说法，肯定是把梭伦改革后雅典政治斗争前置的结果，但当时科林斯、麦加拉、西库翁等已经有过僭主政治，而且科林斯等邦的僭主可能有把土地分给平民的做法，雅典的平民有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无据。普鲁塔克确实提到，雅典人中的“大多数和最坚强的人，却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激励，不要在这些富人的侵害面前屈服，要选出一个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去释放那些已被定罪的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并对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14]
二、梭伦其人
梭伦
公元前4世纪，许多雅典人将梭伦看作第一个平民领袖，他们心目中理想民主的创立者。实际上，抛开他的贵族出身不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都不是平民领袖，而更像一个悲天悯人的救世主。一方面，他谴责富人，把他们的贪婪、傲慢看作是雅典灾祸的根源，指责他们为富不仁，压迫平民过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是非分之想，对他们持鄙视态度，声称给予人民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亦不应过分”[15]。人民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教养、不逊的。那我们不禁要问：平民为什么不选出自己的领袖而拥戴贵族也支持的梭伦进行改革？
如前所述，梭伦改革前，雅典平民没有资格担任任何官职，决定了如果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社会冲突，平民中不可能出现执掌国家政权的人物。另外，由于公民大会不经常召开，政事由贵族控制，平民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平民的积极参政，因而在平民中不太可能出现公认的、政治经验丰富的领袖，所以平民只能在贵族中寻找其利益的代理人。从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情况来说，平民不可能到执政的其他贵族中去寻求领袖。在野的阿尔克麦翁家族当时因库伦事件中牵涉渎神而声名扫地；庇西特拉图等尚未崭露头角。在雅典政坛上，只有梭伦的声望呈上升态势，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最明敏的人都把眼光注射在梭伦身上。”[16]由此可见，平民之拥立梭伦，恰好体现了他们在政治上低下的能力与地位。当然，平民对梭伦的支持，还因为梭伦在当时雅典政坛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首先，对麦加拉战争的胜利，为梭伦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如前所述，雅典正与邻邦麦加拉为争夺撒拉米斯岛发生战争。由于长期争战而无结果，雅典人通过决议，放弃战争。梭伦则鼓励人们振作精神，重开战争。对罢战不满者得到鼓舞，积极活动，终于使以前的法律被废除。在随后对麦加拉的战争中，梭伦大概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战争取得了胜利，雅典终于成为撒拉米斯岛的主人，梭伦也因此成为雅典政坛上的明星。普鲁塔克说：“这些事情马上就使梭伦成为一个很有名望和势力的人。”[17]他因此为全体雅典人所知，并获得了支持者。
其次，梭伦和过去雅典的“政治丑闻”没有任何牵连。所谓丑闻，主要是指镇压库伦暴动时所发生的渎神事件。梭伦和此事双方的当事人均无任何牵连，因此有一个清白的好名声。相反，据说他说服渎神者接受审判，并从克里特请来埃庇米德斯为雅典举行洁净仪式，解除了雅典受到的污染。
最后，梭伦本人有些同情平民、批评富人的言论，使他获得了平民的信任。他说：“许多坏人有钱，许多好人贫寒。”大有为负债的平民鸣不平之意。对于那些剥削平民的富人，他予以谴责。“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止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绝不会永远服从。”[18]俨然以平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平民自然愿意拥戴他。
当然，仅有平民的支持而无贵族的拥护，梭伦也不可能以和平手段在雅典推行全面的改革。梭伦在对麦加拉战争中赢得的声誉、未卷入库伦事件而得的清白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贵族出身既使他有资格担任官职，也使他和贵族有天然的联系。因而贵族也愿意支持他。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雅典的平民中，占统治地位的两大主张是：模仿斯巴达的莱库古重分土地和建立僭主政治。这两种主张中的任何一种在雅典实现，对贵族都将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梭伦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同贵族较为接近。对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他视为非分之想，坚决予以拒绝，认为这些人是“为劫夺而来，欲望永无止境，每一个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对于僭主政治，他声称“我当然也曾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的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因而，“用僭主的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19]。完全排除了建立僭主政治的可能性。基于以上两点，贵族也愿意支持梭伦。
然而，梭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平民领袖，而是一个试图调处贵族与平民冲突、以让雅典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理想型政治家。他的第一目标，是拯救陷入内乱中的雅典，给城邦带来优良秩序。诗歌《致城邦》最典型地表现了他以城邦为中心的态度：
我们的国家不会因为宙斯的旨意或受福佑的不朽神灵的意图被毁灭，因为心胸强大的保护人帕拉斯雅典娜——她出自其强大的父亲，伸出双手保护着它。
但公民们自己因为愚蠢或者拜金，会毁灭一个伟大的城邦，人民领袖的想法，也不公正。由于他们巨大的傲慢，他们注定要遭受大量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遏制过分，以有序与和平的方式，庆祝他们举行的宴会……他们变得富有起来，屈从于不公正的行为……既不放过公共财产，也不放过私人产业，他们贪婪地偷窃，有些人从这里，有些人从那里，对正义的高贵基础毫不在意。
而正义是现在和过去无言的证人，她最终肯定会索取回报。如今它作为无可避免的伤害，正降临到整个城邦头上，城邦将很快落入悲惨的被奴役境地，奴役激起公民间的纷争和让人昏晕的战争，结果是许多可爱的青年丧生。备受热爱的城邦落入敌手，很快将被阴谋销蚀，那正是不义之人的最爱。人民中此类罪恶盛行，许多穷人将流亡他国，被耻辱的锁链捆绑后出卖……公共的灾难侵入所有人的家庭，庭院大门无力阻止，它会越过高高的院墙，即使藏身于房中最隐秘的角落，也会被它揪出。
我的心要求我教导雅典人的，有如下述：恶俗（dusnomia）给城邦带来无数罪恶，而良序（eunomia）表明一切都有序且恰如其分，且常给不公戴上镣铐。她让粗糙光滑，终止过分，让傲慢眼盲，让不公之花凋谢，把歪曲的判决纠正，把傲慢行为软化，制止派别之争和痛苦斗争造成的愤怒；在她治下，人类的行为全都合宜而明智。[20]
原文没有分段，笔者为讨论方便，对其做了初步的划分。它明显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作者关注的核心是城邦。整篇诗歌不曾提到任何具体的人，听众或者读者对象始终是全体雅典人民，末段开头的那句“我的心要求我教导雅典人的”，点明了梭伦希望劝诫的对象。他给我们描绘的，也以整个城邦为基础，即风俗恶劣的城邦将要遭受的惩罚与秩序良好的城邦将享受到的好处。梭伦的诗歌无可置疑地表明，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城邦已然成为雅典人事实上和精神上的家园。
梭伦认为，神灵不会刻意让某个城邦毁灭，城邦的命运，只能寄托于公民。当梭伦后来发现雅典人支持庇西特拉图，后者有可能成为僭主时，他警告说：“风雪的力量来自云层，雷霆的力量来自闪电，城邦毁于豪强。由于民众的无知，他们落入僭主的奴役之中。如果他们把一个人捧到如此高位，后来要限制他就不容易。”[21]所以，城邦治理的优劣，僭主政治的产生，都完全取决于公民。梭伦的这一重要改造，把城邦的命运从天上的神灵手中转给了公民，同样，责任也一起被托付给了公民。由此进入第二个层次，即城邦的不幸，源自公民的不公正行为。赫西奥德曾经谴责那些吞噬礼物、做出歪曲判决的巴赛列斯的不公正以及它可能给城邦带来的灾难。梭伦则将城邦出现混乱的原因，既归于富人，批评他们不知道如何恰当行事，遏制自己的傲慢，同时也没有放过穷人和他们的领袖，因为他们的想法也不公正，亚里士多德曾经引用梭伦的诗歌抨击人民：“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每一个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22]由此推断，则梭伦在第二段中所指责的那些贪婪地、对公私财产不加区别地偷窃的人，很可能就是平民和他们的领袖，也就是那些在他完成改革后，因“幻想狂妄而终于落空，于是对我激起怒火，瞪着眼睛看我，视我如仇”[23]的普通人。不管梭伦如此判断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社会危机是否正确，他将城邦的兴亡寄托于全体公民公正行事的主张，预示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集体主义。
第三段重点讨论公民对正义的侵犯所引起的后果。在梭伦的笔下，公民群体的不公正会造成恶劣的风俗（dusnomia），而不良秩序伤害的将是城邦本身。不仅许多人会受到奴役，在锁链中被卖往国外，更严重的是，它会引发内战，许多青年丧命之外，城邦作为一个整体，将遭遇正义之神的惩罚。这里梭伦显然借用了至少自荷马和赫西奥德以来，神灵的惩罚将及于整个城邦，城邦将因此毁灭的传统，甚至不排除从斯巴达那里得到了某些启发。[24]梭伦所强调的，是一旦神灵的惩罚降临，则所有公民，无论贫富，都将遭受奴役，该段落末尾所描绘的“公共的灾难侵入所有人的家庭，庭院大门无力阻止，它会越过高高的院墙，即使藏身于房中最隐秘的角落，也会被它揪出”的情景，无疑是公民群体悲惨处境的写照。
最后一段是梭伦对良好秩序得到实现后美好前景的描绘。这里需要注意的，一是梭伦仍把整个城邦作为呼吁对象，不涉及个人。那是公民各个集团遵守良好的法律所带来的，体现的仍是城邦的集体主义。二是梭伦所描绘的良好秩序图景，建基于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它既是对赫西奥德等希腊传统思想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创造：“对梭伦来说，优良秩序的善与恶都是人性的：神灵和自然在那里不存在，因为兴旺或者遭殃的是公民社会。”[25]
梭伦把城邦的命运寄托于公民的作为和命运，并由此出发，进一步认为，既然城邦的灾难源自个体的傲慢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幸，个体的不幸，会在城邦内部引起纷争和冲突，纷争和冲突，则会把城邦引入混乱，那时，城邦将陷入无尽的灾难，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公民。“对城邦任何成员的伤害，间接地，但同样确定地伤害了城邦所有的成员，因为尽管最初的不公仅仅及于一人或者少数人，但对共同幸福的最终果报将损害所有人的幸福，因此，任何人的冤屈，都是所有人的事情。”[26]基于这种基本思想，梭伦对赫西奥德传统做出了重大改造。在赫西奥德那里，他对自己兄弟帕尔修的重要劝告之一，是不要和那些主管诉讼、好收贿赂的巴赛列斯们来往，而应专注于自己的事务，以免家庭走向破产，妻儿老小被迫乞讨。也就是说，采取的是疏离城邦政治的立场。但对梭伦而言，事情正好相反。既然对个人的伤害会影响到城邦所有公民，则“正义这种公共的需要，就是所有人的事情”。[27]城邦与公民是彻底的、无法分割的整体，城邦就是公民，公民就是城邦。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梭伦在改革中的某些做法，正体现了公民作为城邦主体的性质。在城邦发生内部斗争时，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参与一方，否则将丧失公民权。言下之意，既然公民不关心城邦的福利，则他已经自动丧失作为城邦一员的权利。任何人都有代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给予任何人对官员裁决不满提起上诉的权利，应当出自同样的思想：对个人所受伤害应当救治，而救治的主体，应当是城邦的所有公民。梭伦的这些基本看法，多少影响了他在改革中的行动。他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以公民全体为依托，保护个人不受伤害，进而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司法上诉权等渠道，把雅典公民变成雅典城邦和公民个人命运的掌握者。
三、梭伦改革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作为一个把雅典国家放在第一位、由平民和贵族共同推举的执政官，他的作为也受制于他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理想。他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措施，是取消所有公私债务，禁止任何以人身为抵押的借贷。债务以及因债务引起的奴役是当时雅典社会动**最为基本的原因，而此举解决了雅典平民最关心也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当时雅典真正失去土地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土地是被抵押，取消债务等于使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重新成为独立的小农，恢复了阿提卡的小农经济。对于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雅典人，国家出资将他们赎回。更重要的是，梭伦废止了以人身为抵押借贷的规定，等于堵死了把雅典人变成债务奴隶并卖为奴隶的可能。这个措施的革命意义不亚于取消债务，因为在古代社会，对同胞的债务奴役是普遍现象。即使在其他希腊城邦，债务奴役也并未被消灭。同时，为防止贵族欺压平民，也为防止农民的铺张影响农业生产，梭伦对打井、灌溉、婚丧嫁娶等做了明确规定。考虑到阿提卡土地贫瘠，梭伦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所有农产品出口，要求执政官监督有关法律的执行。为鼓励生产自立，梭伦规定所有家长必须教会自己的孩子一门手艺，否则孩子长大后，可以不承担赡养义务。对于那些愿意长期定居雅典的手工业者，雅典给予公民权，有意识地把雅典经济从单纯的农业引向农业和工商业并重的方向，给雅典后来的经济发展以重大影响。但是，对于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梭伦坚决拒绝。
政治上，梭伦第一个做法，是取消德拉古立法的所有内容，只保留了有关杀人罪审判的条款，其余全部用新制定的法律取代，其基本意图，是试图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
首先，他按财产多少将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第一等级必须拥有500麦斗的收入，第二等级300麦斗，第三等级200麦斗，200以下者为第四等级。关于四等级的标准争议不少，因为土地上的收入具体包括哪些部分，不同部分的价值如何计算（一斗粮食和同等容量的橄榄油价值肯定不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四个等级的名称，让我们对当时雅典社会财富的分布能够获得一些概念。第一等级显然是雅典最为富有的人，可存而不论。第二和第三等级各有自己特殊的名称。第二等级又称骑士级（hippeis），意思是能够养马的人。由于整个希腊土地都不够肥沃，能够养马的一般都是富人。第三等级的另一名称为双牛级（zeugetai），即家里拥有两头牛的人。他们可以充当重装步兵，是雅典能够自食其力的农民。虽然不够富有，但大体上衣食无忧。第四等级有时翻译为佣工（thetes），似乎这些人只是给富人帮工的地道的穷人，实则并不完全如此。他们中的部分人确实相对贫穷，但他们中的有些人肯定拥有土地，只是拥有的土地不足以供养全家，需要给富人帮工以赚取收入。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财富的分布，便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二和第三等级公民的最低财产标准的差距不过100麦斗。如果把第三等级的最低财产标准作为100%，则第二等级的最低财产标准不过是150%，第一等级的最低财产标准也不过是250%。也就是说，在雅典社会中，最为富有的人与一般的中产阶级之间，并无特别明显的差距。第三等级与第四等级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小。绝大多数雅典人大概是家资中等的小所有者，和平时期尚可维持。即使是号称富有的人，财产也不过6000德拉克马左右。一旦需要承担公益捐献或者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其负担都有可能让他们陷入窘境。[28]总体上看，雅典社会财富的分布大体平均。
梭伦对公民划分等级的主要目的，是根据财产数量分配政治权利。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高级官职只对第一、二两个等级开放，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一般官职，第四等级虽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参加投票和表决。这种体制打破了以前担任官职的门第资格限制，将财产作为唯一的标准，使一些非贵族出身的富有平民有机会参与政治，扩大了雅典城邦的社会基础。
其次，改革司法制度，规定那些对执政官判决不满的，可以向公民大会提起上诉。针对相当一部分公民不熟悉法律的实际，梭伦还规定，如果愿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代替他人提起诉讼。司法是古代国家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据普鲁塔克的说法，这种权利在开始似乎无足轻重，“可是到了后来，却证明它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裁决。即使梭伦规定的交由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求，也许其得向人民法庭上诉。此外，据说他的法律条文是含糊不明的，为的是要提高人民法庭的权力。因为争执的双方既然不能从法律得到满足，结果就总是要由陪审员来裁决。既然每一争执都提到陪审员的面前，他们也就可谓法律的主人了”[29]。然而，普鲁塔克很快意识到，这是把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状况倒推回到梭伦时代的结果。就当时而言，它显然没有那么重要。陪审法庭发展成为雅典真正的最高司法机关，尚需时日。
再次，改革公民大会的表决方法。梭伦改革之前，所有问题的表决可能像斯巴达公民大会一样，根据呼声高低来决定。梭伦将表决方式改为举手或者投票，不仅计算更为精确，而且因为平民人数居多，更有利于他们发挥政治作用。
最后，为了保证公民大会正常运作，创立400人议事会。议事会议员由年满30岁以上的第三等级及其以上等级的公民担任，每部落100人。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相关问题的议案，提出初步意见。没有经过议事会讨论的问题，不得提交给公民大会。这个机构的产生，表明雅典公民大会具有了重要的职能，以至于需要一个类似常委会的机构事先考虑相关问题，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同时，它给普通公民、特别是第三等级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重要渠道，对培养雅典公民参与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梭伦的改革，恢复了雅典的小农经济，稳定了公民队伍，初步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扩大了雅典城邦的社会基础，给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雅典普通人通过梭伦的一系列措施，获得了作为公民最为重要的权利。对雅典公民权的定义，成为雅典走向民主十分重要的一步。此后的雅典人就不再是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也非贵族政治下的被统治者，而成为具有基本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公民。如果说梭伦之前雅典的民众大会只能算人民大会，梭伦之后的民众大会，由于它获得了实在的权力，而且参与者是具有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公民，可以真正称为公民大会了。但是，由于梭伦坚信中庸之道，既没有满足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又因取消债务得罪了贵族，所以在梭伦改革后，不少人对他表示不满。梭伦不胜厌倦，乃在强令雅典人宣誓遵守其宪法10年后离国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