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

征服美塞尼亚后，斯巴达人并未停止他们扩张的步伐。约公元前6世纪前期，斯巴达意图征服其北方的邻居阿卡狄亚。该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周围因群山与其邻邦分隔，内部多山且贫瘠，并且同样被山脉分割成更小的地理单元，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前不曾形成统一的城邦。它的居民既非多利亚人，也非伊奥尼亚人，可能系迈锡尼时代居民的残余，所说的方言与塞浦路斯的希腊语类似。从经济上说，该地区农业并不发达，但饲养着较多的山羊和绵羊。不过这并不表示该地区缺乏政治生活。特盖亚和曼提奈亚等显然已经具有类似城邦的政治组织，曼提奈亚还派出自己的政治家调处库列涅的政治冲突，改革了库列涅的政治组织和结构。军事上，特盖亚和曼提奈亚都是希腊世界重要的力量。公元前479年希腊人与波斯人在普拉提亚决战时，特盖亚人表现相当英勇，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斯巴达人最初胃口很大，希望征服所有阿卡狄亚，并把那里的居民变成像美塞尼亚人一样的黑劳士。为此斯巴达人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派使者询问德尔斐的意见。没想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祭司并不同意，在得知斯巴达人的来意后，德尔斐祭司如此回答：

你们向我请求阿卡狄亚吗？你们向我请求这样大的一件东西，我不能满足你们。在阿卡狄亚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男子，他们会不许你们这样做的。但这并非是我吝啬。我要把特盖亚送给你们，要你们在那里踏足而舞，并要你们用绳索来测量最肥沃的田野。[14]

虽然略显沮丧，但德尔斐总算没有完全拒绝斯巴达人的请求。斯巴达人认为，以他们强大的武力，特盖亚肯定手到擒来，所以出征之时，斯巴达人带上了铁链和绳子，后者显然是用来测量即将被征服的土地的，前者则是准备打败敌人后，锁绑俘虏的。然而没有想到，斯巴达人惨败。斯巴达人带去的铁链，被锁在了他们自己身上。特盖亚人为了让神谕兑现，让斯巴达人戴上铁链，在特盖亚人的土地上跳舞，并用绳子测量土地。

斯巴达人意外遭遇失败之后，被迫寻求原因。据希罗多德，德尔斐神谕告诉斯巴达人，他们必须找到阿加门农的儿子奥瑞斯提斯的尸骨并将之迎回斯巴达，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虽然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奥瑞斯提斯最后的埋葬地并不明确，神谕提供的线索又过于模糊，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斯巴达人里卡斯居然从一个铁匠铺那里找到了他们所称的奥瑞斯提斯的尸骨，并成功将其偷运回斯巴达。据说从此之后，斯巴达人在与特盖亚人的斗争中，就不断取得胜利了。

这个故事当然有许多让人怀疑的地方。现代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德尔斐的神谕大多属于后来的伪造，或者是为了某种需要编造的。有限的真实的神谕，事实证明阿波罗的预言要么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要么干脆就是错误的。所谓奥瑞斯提斯的尸骨，因为远超常人，被某些现代学者视为恐龙的骨骼而非人类。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斯巴达人伪造的所谓奥瑞斯提斯尸骨的故事，表明他们在政策上出现重大转折。在希腊人的传说中，阿加门农本来是迈锡尼国王（当时斯巴达国王是阿加门农的弟弟麦涅拉俄斯），与斯巴达并无直接关系，他的儿子与斯巴达也缺乏直接联系。如今斯巴达人之所以突然对阿加门农和他的儿子发生兴趣，不过是宣扬斯巴达人如今不仅是多利亚人的领袖，还希望成为阿凯亚人的首领，因为远征特洛伊的领袖是阿加门农，那时的希腊人被称为阿凯亚人。如果成功取得奥瑞斯提斯的尸骨，则意味着斯巴达人同时成了阿加门农的继承人，有权拥有对据称是阿凯亚人后代的阿卡狄亚地区的领导权。而斯巴达国王有时自称阿凯亚人后代的做法，似乎印证了斯巴达人的野心。只是因为特盖亚人英勇抵抗，斯巴达人难以达成彻底征服阿卡狄亚的梦想，转而采取结盟政策。结盟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针对美塞尼亚的黑劳士。如前所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阿卡狄亚曾经是美塞尼亚最为坚定的盟友之一。在亚里士多德见到的斯巴达与特盖亚之间的条约上，斯巴达明确要求盟友不得接受美塞尼亚人。那些已经在特盖亚的，必须被驱逐。

对于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地处半岛北部的一些重要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等，斯巴达人也采取结盟政策，将其拉入自己的同盟之中。科林斯和麦加拉据称都是多利亚人国家，但过去并非斯巴达人盟友。到公元前6世纪末，它们肯定已经成为斯巴达的盟国。大概也是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中希腊的另一重要城邦底比斯可能加入了同盟。至此，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基本形成。只是这个称呼是现代学者赋予它的，在古代，它更恰当的名称可能是“斯巴达人及其盟友”。[15]

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

作为以斯巴达为核心的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制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在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则是公元前506年或者稍晚，斯巴达企图干涉雅典政治、打算在雅典重树僭主政治之时。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人出兵颠覆了雅典的僭主政体。在随后雅典克里斯提尼与伊萨戈拉斯之间的斗争中，斯巴达支持了倾向寡头制的伊萨戈拉斯。不过斯巴达国王克列奥美涅斯进行的干涉活动遭遇雅典人抵抗，被困于雅典卫城中。斯巴达人的报复活动，是组织对雅典的三路进攻：斯巴达两位国王统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军抵达埃琉西斯，底比斯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攻入阿提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伯罗奔尼撒同盟在希腊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可能正是在此时形成和采取正式行动的。由于斯巴达两位国王之间发生了分歧，科林斯人反对干涉，这次军事行动无果而终，大军返回伯罗奔尼撒。在此之后，可能是为了协调同盟内部的行动，斯巴达人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希望借助同盟的力量在雅典恢复僭主政治。当其他城邦因畏惧斯巴达权势不敢发言之时，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洋洋洒洒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历数僭主政治的罪恶，并得到其他城邦的支持，迫使斯巴达放弃了最初的计划。

这次活动显示了同盟的某些特征。同盟的领袖斯巴达人享有主动权。第一次出兵雅典时，斯巴达很可能并未征求盟友的意见，直接率领着某些并不支持干涉的盟友踏上了阿提卡的土地。因此，当科林斯等发现斯巴达两位国王意见不一时，立刻退出了军事行动。于是，斯巴达人为赢得支持，在计划再次进行干涉时，首先召开了同盟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会议代表的具体构成，但基本可以肯定，加盟城邦至少都有一个代表在场。只是这些城邦害怕斯巴达的权势，一般情况下不敢挑战斯巴达国王的权威。但科林斯这样的大邦显然并非如此。考虑到斯巴达水师历来较弱，科林斯等的水师是斯巴达行动的重要支撑，所以它的代表敢于在会议上带头发难。随后其他城邦表示赞同。面对盟友的一片反对之声，斯巴达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图谋。也就是说，虽然同盟会议的召集权掌握在斯巴达人手中，但它的决议对斯巴达人仍有约束力。在同盟不愿意采取行动时，斯巴达人并不能强迫它们。

公元前432年对雅典宣战的会议则是另一番情景。当时是同盟的代表们督促斯巴达召开同盟大会，讨论雅典是否破坏了《三十年和约》问题。在这次会上，科林斯、麦加拉、埃吉那等邦的代表极力促使斯巴达对雅典宣战，科林斯的代表还威胁那些地处内陆、不太愿意对雅典宣战的城邦说，如果它们不支持对雅典的战争，将来雅典人会一样封锁它们的进出口贸易。但是，同盟大会通过的战争决议，似乎对斯巴达并无绝对约束力。修昔底德随后提到，在同盟大会通过决议后，斯巴达人让同盟的代表退场，他们自己就战争问题进行讨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王阿基达马斯发表了他著名的反对马上宣战的演说，主持会议的监察官则操纵表决，让对雅典宣战的主张变成了决议，由此引发了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从我们了解比较清楚的两次会议看，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运作机制，应当是如果斯巴达人认为必要，会首先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如果斯巴达人的想法在同盟大会上被否定，如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看到的那样，那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就不会召开。但如果是同盟代表大会通过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则决议还需要斯巴达人公民大会的批准。如果斯巴达人拒绝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那行动仍不可能发生，除非盟邦独立发动战争。虽然这样的会议历史上似乎并无记载，但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此提供了间接支持。公元前5世纪60—50年代，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同时雅典在科林斯湾和中希腊的扩张，让斯巴达的两个重要盟友科林斯和底比斯都与雅典发生了正面冲突。但斯巴达当时刚刚遭遇大地震和黑劳士暴动的打击，似乎不愿公开与雅典决裂，结果在延续近20年的战争中，斯巴达并未采取公开针对雅典的军事行动，尽管科林斯和底比斯都曾在雅典手中遭遇严重损失，好像那场战争不过是雅典与科林斯或底比斯的冲突，与斯巴达无关。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盟友也不曾直接卷入冲突之中。可是，历史并未留下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的记录。或许斯巴达人认为，那是科林斯、麦加拉和雅典之间的纠纷，并非斯巴达的事务，也可能斯巴达因为正处于公元前465年灾难的恢复之中，不愿采取行动。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还让我们一窥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不同城邦之间的关系。盟友对斯巴达的责任主要是战时提供军队。修昔底德诚然提到，斯巴达人注意让盟邦采取寡头政体，以确保对斯巴达的友好。[16]另一位作家提到，那些与斯巴达友好的城邦，享有公民权的，很多时候都不会超过城邦成年男性的1/3。也就是说，实行的可能是寡头政体，公民权限于少数富人中。对于那些不听话的盟邦，特别是当它们与斯巴达的敌人结盟，并且危及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时，斯巴达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但很长时间里，斯巴达人并不对盟友征收贡金，一般也不会干涉它们的内政。对于盟友之间的冲突，只要它们不危及斯巴达的利益，则可能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科林斯与麦加拉曾经因为领土纠纷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生冲突，麦加拉一度倒向雅典，但斯巴达似乎对于它的两个重要盟友之间的冲突无动于衷。埃利斯曾经与阿卡狄亚冲突，斯巴达很长时间里也漠不关心。后来斯巴达人出兵埃利斯，是因为埃利斯的统一，威胁到斯巴达在那里的霸权，并且表现出挑战斯巴达权威的倾向。盟友对斯巴达的相对忠诚，或许与斯巴达的不干涉政策有关。

三、斯巴达的霸权和“斯巴达奇迹”

修昔底德曾提到，斯巴达镇压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17]然而这个论断似乎有些问题。除了雅典的僭主政治确实被斯巴达推翻之外，其他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西库翁等地僭主政治的垮台，与斯巴达并无直接关系。它与科林斯联合发动的推翻萨摩斯僭主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不过，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确实已经成为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普拉提亚人遭受底比斯侵略时，他们想到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斯巴达人。后来接受斯巴达国王的建议，才成为雅典的盟友。克里斯提尼等推翻僭主政治的尝试失败后，首先想到的，是让德尔斐煽动斯巴达出兵。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面临被波斯征服的命运时，曾向斯巴达求援。公元前499年伊奥尼亚人暴动时，第一个求援对象，仍然是斯巴达人。在非希腊人国家中，斯巴达的地位也得到了承认。公元前546年吕底亚遭遇波斯威胁时，国王克罗伊索斯只请求了斯巴达的援助。埃及国王阿马西斯可能是斯巴达的盟友。西徐亚人大概与斯巴达也有往来。

可是，斯巴达此时的对外政策似乎并不积极，不大愿意出兵。亚洲希腊人的命运颇能说明斯巴达的态度：公元前546年，它只是派出使者警告居鲁士不要碰触希腊人，否则它将采取行动。但当波斯人征服小亚细亚时，斯巴达人无动于衷。公元前499年，它再度拒绝援助希腊人，国王克列奥美涅斯的理由，是不可能让斯巴达人在远离家乡3个月路程的地方作战。而这个理由可能是真实的。由于黑劳士随时暴动的威胁，斯巴达人犹如坐在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上，它的军队的确不大可能长期远离自己的国家。斯巴达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这个弱点，长期制约着它的对外政策。斯巴达人古朴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公民们不与外界交往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一旦与外界频繁接触，它的公民就可能“被腐蚀”。它所使用的铁币和拒绝使用贵金属，让斯巴达人无力长期在远离斯巴达的地区征战。对斯巴达而言，它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护其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以确保它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然而作为希腊世界的头号军事强国，斯巴达人中确实不乏希望扩张自己势力的人物。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的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希波战争后那些希望入侵雅典的年轻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吕桑德，以及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国王阿盖西劳斯等，就是扩张倾向的代表。于是，斯巴达的对外政策，就在伯罗奔尼撒的小霸权和希腊世界的大霸权之间不断摇摆，难以稳定。希波战争后，斯巴达人面对雅典的扩张，主动退出了对波斯的战争，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它在伯罗奔尼撒的势力，大体维持了它的霸权。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人取得了希腊的霸权，它内与伯罗奔尼撒的若干盟国冲突，不断出兵中、北希腊，外与波斯交战，让很多斯巴达人远离本土，结果是随着大批金钱流入斯巴达，斯巴达人对金钱的欲望似乎突然爆发，公民们迅速抛弃了他们过去苦行僧般的生活，转而以追求财富为时尚。同时，斯巴达数量有限的公民，因维护霸权的需要，不断被抽调并且阵亡在战场之上，给国内外政策造成巨大压力，以至于纽克特拉一战，不过阵亡400名公民，却变成斯巴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正因为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和有限的公民人数，却维持了数百年的强大和霸权，让希腊世界和后来的西方产生了一大批斯巴达崇拜者，创造了所谓斯巴达奇迹。其核心内容，正是斯巴达仅凭区区几千人，却能长期执希腊世界牛耳。为此提出的解释五花八门。或曰斯巴达人因为莱库古创建了混合政体，保持了政治数百年的稳定；或曰斯巴达人英勇无畏，宁死不屈；或曰斯巴达人具有人类最高的美德，不贪图任何财富。所有这些解释，也都能从斯巴达历史上寻求到某些例证。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已经提及，斯巴达人从莱库古以后到他们那个时代，大约400年时间内政体一直保持稳定。希罗多德记载的温泉关战役，300人宁愿战死，以捍卫希腊的独立。色诺芬已经提及，斯巴达人不得拥有贵金属，所有人都以微薄的食物为满足。他创造的阿盖西劳斯的形象，更成为斯巴达人各种美德的代表：遵守法律，服从国家需要，日常生活节俭，对朋友慷慨，对敌人仁慈。罗马时代的作家普鲁塔克成为斯巴达传统最大的创造者。他的《莱库古传》和《道德论集》中的拉科尼亚格言，汇集了古代世界大部分关于斯巴达的传统，成为后世把斯巴达理想化最为重要的资源。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斯巴达一直被作为古代节制、禁欲、有纪律的共和国的典范。

然而，近代以来的研究，把斯巴达奇迹的方方面面基本解构。所谓斯巴达政体稳定的传统，被不同机构之间的紧张和政策不稳定证伪；所谓斯巴达人不喜财富，一律平等的神话，被斯巴达内部的贫富分化和公民队伍的瓦解证明为与事实相反；斯巴达人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因为战场上表现懦弱丧失公民权的例证，表明斯巴达人并不全是视死如归之辈，到更像伯里克利所说，是无知的勇敢。那位被视为斯巴达人美德典范的阿盖西劳斯，却正是让斯巴达由强盛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对内，他滥用国王权威，操纵政治和司法；对外，他因为个人原因肆意干涉其他城邦内政，致使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所有城邦的敌人。在战场上，当其受雇于埃及法老时，竟然背信弃义地背叛雇主，造成了埃及独立的丧失和雇主的死亡。与此同时，长期作为斯巴达对手的雅典，形象正日渐变得光辉。

[1]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1页。

[2]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3页。

[3]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3页。

[4]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5页。

[5]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7～98页。

[6] Xenoph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9，in Xenophon，Scripta Minora，translated by E.C.Marchant，G.W.Bowersock，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5-167.

[7]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86～112页。

[8] Xenoph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1.

[9]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61～362页。

[10]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14页。

[11]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21页。

[12]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355页。

[13]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24～425页。

[14]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32页。

[15] 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322 B.C.，2nd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p.167-168.

[16]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18页。

[17]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