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来函”

1902年6月25日，刚刚创刊一个多星期的《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来函”，全文如下：

大报连日所登要闻，于陈玉苍京兆多有微词。大报臧否人物，是是非非必符大公之义，某固何所置喙于其间。但某与京兆同乡，颇悉其为人，实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庚子联军入京，群不逞欲藉洋敌之威以鱼肉同种者甚众，京兆痛以法绳之，而若辈素与各埠报馆联络，遂造作风谣，思中伤之，此恶言之所以日至也。至往岁黄慎之学士工艺局一事，议者各有所左右，顾我辈平情论事，京兆于萌芽之新政，固不合引绳排根，而学士之所为亦未必无可议。廷旨既下，京外各报纷如，而益闻西报尤甚，其所以耸西人欲得京兆甘心，多可笑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使学士本意果出于为群，则工艺局之失得正可容于度外，乃今一再无已，识者有以知其所为矣。惟今日新旧二者之间，其可以相乘者愈急。伏惟大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2]

“来函”没有署名，同期报纸上也没有其他任何关于“来函”作者的信息，但这并不表明“来函”是匿名投稿。对于“来函”，《大公报》有明确规定：“凡既入来函一门，其责任自有寄函之人承当，与本馆无涉。诸君以来函嘱登者，其姓名、住址务须另纸开示，否则概不刊登。”[3]由此可知，《大公报》主办者是知道“来函”作者为何人的。

该则“来函”刊登4天后，《大公报》于1902年6月29日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了《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黄秀伯即“来函”中“黄慎之学士”之子[4]，其文即针对6月25日刊登的“来函”而作，故开篇即曰：“昨读第九号贵报末假所载来函论工艺局及陈京兆之事，审其词意，颇有所指。”[5]而据《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6]的日记所载：

二十三日，晏起，午后得黄秀伯观察书，洋洋千言，系辨日前严又陵之代陈玉苍辩诬者，令排字登报。[7]

该则日记的时间是壬寅年（1902年）五月二十三日，此为阴历，阳历即6月28日，次日该文刊发。英敛之的此则日记是笔者判断此函为严复所作的主要证据，可作为旁证的还有严复致其门生熊季廉[8]的信函：

方守六[9]之《大公报》以京中访事意有所左袒，其訾议旧党多不以实。当道者因噎废食，又渐渐与报馆为仇怨，而不以其说为中理矣。即如陈京兆一片……复与陈同里，于陈用心行事颇得其实。尝以友谊函劝大公报诸友，于京中访事之言稍察虚实。[10]

严复在信中明确表示，他曾因“陈京兆”之事致函《大公报》。据此，可以认为《大公报》于1902年6月25日刊登的“来函”为严复手笔是毫无疑问的。[11]

由于该函没有署名，且发表在《大公报》倒数第二版的角落里，故而从未引起严复研究者的注意，王栻主编的《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主编的《严复合集》（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孙应祥、皮后锋合编的《〈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以及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的最新版本《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皆未收录，殊为遗憾。

严复“来函”仅293字，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审其用意，严复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大公报》有关陈玉苍的报道失实，有违“大公之义”，希望《大公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对“采访之言”稍加慎重；二是认为他“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却遭受各埠报馆恶言中伤，有失公平，故起而为陈玉苍辩诬。但该函绝非一封普通的读者来函，它关联的事体甚大，而且复杂。如陈玉苍何以遭到舆论追杀，他跟“黄慎之学士”因何交恶，《大公报》何以对“陈玉苍多有微词”，严复因何愤而投书《大公报》，以及《大公报》的立场对严复与《大公报》的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函中并未交代，需要细加考辨，方能厘清真相。

陈璧与黄思永之结怨

陈玉苍即陈璧，福建闽县人，庚子国变前夕奉命“巡视中城”。当八国联军入城两宫西狩京师秩序大乱之时，陈璧率“团勇百名分守平粜局、练勇局，捕杀抢犯十余名，人心赖以稍定”，又“骑马衣冠巡于市，并出示晓谕居民，谓‘和好在即，官商居民，照常安业’，人心因而大定”。[12]后，陈璧设“总理公所”以“绥靖地面”，当“全权大臣咨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三署同集”以管理战乱时期的北京城时，“三署推璧主其事”。[13]于是，清廷于庚子年十月（1900年12月）擢陈璧“署顺天府府丞”，并于次年七月“补授顺天府府尹”。[14]

陈璧任职顺天府尹时，“暂护直隶总督”的周馥上奏称“前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京师琉璃厂废窑设立工艺厂，陈明立案”，朝廷于是命“顺天府察看情形，或行或止，酌覆办理”。[15]黄思永即严复“来函”中之“黄慎之学士”，光绪六年状元，在京官中以谈洋务著称，义和团据京时期曾被庄王府团民拿获，并“奉旨革职，交刑部监禁”，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期又被清政府“加恩开释”。[16]此后，黄思永便与其子黄中慧（即黄秀伯）在京利用琉璃厂义仓“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

经过调查，陈璧上奏朝廷指出，工艺局的一些行为，如“寄屯米石、成做豆腐两事，于艺事无涉”，且与“开局宗旨全在养民不同谋利”相违背，尤其是工艺局所占据的“琉璃厂义仓”，乃“官绅合筹积谷地”，“虽所储无多，遇有荒歉之年，实足济赈抚所不及”，特别是“去年乱后，京通各处，卒鲜盖藏，以后急应规复向章，存储谷石，推陈出新，以备荒政”。据此，陈璧请求朝廷“令该前学士将工艺局限一个月速移他所”。[17]朝廷因此谕令“黄思永拟废义仓招股开局，应不准行”。[18]

黄思永对此极为不平，“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19]。工艺局被时人目为“新政”（严复在“来函”中亦称之为“萌芽之新政”），《京话报》附设于工艺局内，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20]，因此工艺局和《京话报》几乎就是“新事物”的代表。庚子后的中国，诚如杨国强先生所说：“由于旧消新长，开新便成为涌起的时潮。”[21]在这样一个趋新的时代，“无一人敢自命守旧”[22]，黄思永将工艺局的受阻和《京话报》的停办完全归咎于陈璧的上奏阻挠，并将此事与袁昶、许景澄的被杀类比，不仅将自己树立成被迫害的“新”的象征，从而获得道义上和舆论上的广泛支持，更将陈璧树立为“新”的对立面，即顽固迫害新式事物的守旧者。因此，对于陈璧的指责，一时“众口汹汹”[23]。

此即严复“来函”中所谓“黄慎之学士工艺局一事”。这件“往岁”之事发生之时，《大公报》尚未诞生。《大公报》介入“陈黄之争”，是从其报道黄曾源[24]弹劾恽毓鼎[25]开始的，而这又牵涉到陈恽之间在庚子国难期间的一段纠葛。

《大公报》的介入与陈璧之“诬”

《大公报》创办后的第四天，即1902年6月20日便于“时事要闻”栏内登载新闻：“某侍御纠参恽学士毓鼎、贾观察景仁等，谓联军入城时该员等倚恃洋人鱼肉百姓，请将恽贾革职，交五城严加管束云云。”[26]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己未（1902年6月5日）“谕军机大臣等，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平日品行操守究竟如何，著昆冈、孙家鼐悉心察看，据实具奏”，同时“国子监学正贾景仁”也被参劾。[27]由此可知，恽毓鼎被弹劾一事属实。两天后，《大公报》又于6月22日“时事要闻”栏内刊登一则新闻，指“陈大京兆与黄侍御曾源本系同乡，交好最深。陈大京兆时时嗾使黄侍御上摺参人，侍御无不照办。近来，侍御察出京兆授意参揭之件多徇私意，深悔受绐，故特缮摺纠参陈大京兆，并开列多款云。”[28]

又两天后，一篇名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后文均称《恽》文）的“北京来稿”被《大公报》以“来函代论”的形式放在头版刊登出来。该文开篇即称“御史黄曾源参劾恽学士毓鼎一事，今查明实系陈京兆授意”[29]。在替恽毓鼎被弹劾之事进行辩解后[30]，《恽》文突然转到黄思永身上，对其庚乱时期的作为进行大肆表彰[31]。更重要的是，《恽》文还提到工艺局一事：“既而黄氏创办工艺局，声望尤著，而陈之嫉功忌贤之心遂愈不可遏。既登诸公牍诬以占用官地，又私函致荣相，力言工艺局之害，志在必倾黄氏而后已，乃竟格于公论，其志不逞。”[32]

由此可知，《恽》文作者是否为黄氏父子虽无法认定[33]，但其站在黄氏父子的立场发言则毫无疑问。《恽》文作者迫不及待地为恽毓鼎撰文辩解，一则是因为恽毓鼎与黄氏父子为至交[34]，二则是《恽》文作者认定弹劾恽毓鼎的幕后主使是陈璧。而《恽》文作者之所以认定弹劾恽毓鼎的幕后主使是陈璧，主要是因为黄曾源与陈璧“本系同乡”，又刚刚结为亲家，“陈之女聘为黄御史之五弟妇”，于是“黄乃为陈所愚，为陈所用，亦惟陈之言是听，遂有劾恽学士之疏”。[35]

实际上，《恽》文作者认定幕后主使是陈璧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庚子国难期间陈璧与恽毓鼎、黄思永等在京官员、士绅之间的一段纠葛。庚子国变时期，两宫西狩，联军入城，整个北京城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一些并无管理地方之责的京官或士绅纷纷成立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恽毓鼎所办理的协巡公所，管理“前三门外地面”，“设在美国暂管界内”，同时该地面也是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例应管辖之地。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在陈璧看来，正是“地方官办事之权”逐渐收回之时，恽毓鼎却向时任全权大臣的庆亲王提出，“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并请求“委毓鼎督办冬防”，“所有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针对恽毓鼎的请求，陈璧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认为“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并指出“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36]

在陈璧力争之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其中一些劣绅利用公所“妄拿无辜，滥设非刑”的举动，也得到了惩处。[37]不过，陈璧也因为“勇于任事”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而被造谣中伤。此即严复“来函”中所谓“庚子联军入京，群不逞欲藉洋敌之威以鱼肉同种者甚众，京兆痛以法绳之，而若辈素与各埠报馆联络，遂造作风谣，思中伤之，此恶言之所以日至也”。

严复为陈璧“辩诬”之缘由

严复在“来函”中说“某与京兆同乡，颇悉其为人，实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在致门生熊季廉的信中，也说“复与陈同里，于陈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也就是说，严复与陈璧的同乡关系是严复为陈璧“辩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乡关系对于出门在外的中国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陈璧年谱中便专门记载了庚子国难期间，陈璧对于“闽中同乡”的“竭力保护”。[38]在御史对陈璧的弹劾中，同乡关系也会成为说辞：“又所称五城学堂办理不善，学生多有告退者一节。闻查得该学堂弊在徇私，其堂内学生多福建人，无非京兆之亲故。”[39]

据现有资料来看，严复自身虽然并未受惠于身为京兆尹的陈璧，但其亲朋故交受陈京兆恩惠者颇众。上文所述之“五城学堂”即陈璧于1902年初所创设之五城中学堂，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40]。该学堂聘严复好友林纾为汉文总教习，严复门生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严复之侄严君潜为分教习。严复对此评价道：“二君学皆有根底。少泉（笔者注：王劭廉）肫挚沈实，琴南豪爽恺悌，皆真君子人也……此学堂可谓得人。”[41]以严复的标准，当时中国学堂之教习甚少能入其法眼，他对五城中学堂“得人”之评价，可谓罕见。另外，陈璧曾具摺保荐李维格、赵从蕃、伍光建、夏曾佑、高而谦等人[42]，其中伍光建为严复门生，夏曾佑则为严复至交。这些事情都会让严复对陈璧之“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从而在《大公报》上为其“辩诬”。

不过，严复与陈璧的同乡关系，以及陈璧对于严复亲朋故交的照顾，只是提供了严复愿意为陈璧“辩诬”的动机。若黄思永等人对陈璧的指责都属实，无所谓“诬”，或者是严复亦认为黄思永等人对陈璧的指责无可非议，那么严复代陈璧“辩诬”亦无从辩起。对于严复而言，“告众之事，须本人深信笃知，方可言之有物，足以动人”[43]，所以严复要替陈璧“辩诬”，也必须是严复自己真诚地认识到陈璧有“诬”可辨。实际上，在替陈璧公开“辩诬”前数月，严复在致好友张元济的信中，便谈到他对工艺局一事的看法：

如办黄慎之工艺局一事，则为忮之见端；其坿片语皆陈久之义，而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论。黄固假新政以济其私，然果办之得术，于穷困小民，不为无益；陈乃以孑孑之义责之，无怪众口之汹汹也。黄又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其实京兆仅夺其义仓而已；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44]

严复的这一态度与其在“来函”中所表达的态度完全相同，一则认为陈璧的观点皆“陈久之义”，对于工艺局不应该“引绳排根”，二则认为黄思永是“假新政以济其私”，“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不同的是，严复在“来函”中对黄思永的指责更为含蓄一些。也因此，严复还特意嘱咐张元济不要将他的评论“示外人也”。

严复还在信中向张元济透露，陈璧“颇以此事为悔，云行当谋所以复之者”。[45]实际上，陈璧从来未曾否定工艺局的价值，反而称“工艺局一事，所急宜切实举行者也”[46]。且在他的请求下，清廷“拟于京师内城外城各设工艺局一所，招集公正绅士妥筹创办”[47]。对于黄思永的工艺局，陈璧后来还专门上折表示：

惟京城地面甚广，须多立局所，方足以容穷黎。现在新设之局，正需布置；则旧有之局，亦不必中止。查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试办工艺局，已阅数月，其中兼印《京话报》，浅近明白，人人易晓，与原递章程亦相符合。际此振兴庶政，以开濬民智为先，工政报章并行不悖。除拟废义仓设局，殊于荒政有碍，谨遵前旨，著不准外，可否仍准该前学士黄思永迁移他所设立，讲求工艺等事，开通风气。[48]

陈璧上此折，大概就是严复所谓“谋所以复之者”，既与黄思永等恢复关系，更重要的是去掉其顽固守旧的舆论形象。不过，仅凭一个奏摺，且该奏折仍不准废义仓设局，即无法挽回黄的损失，黄思永怎么可能就此原谅陈璧！不久，又发生黄曾源弹劾恽毓鼎的事件，黄思永当即便认定此乃陈璧幕后指使。严复在致熊季廉的信中，曾细述陈璧与黄思永交恶的来龙去脉：

即如陈京兆一片，祗以去岁恽、黄诸子，托新政以图己私，陈复奏时，不为道地。又当庚子年……各报布散风谣。又陈复奏工艺局……用义仓旧地，黄慎之父子……黄御史曾源弹恽毓鼎……营私，而黄、恽二人亦指为陈所指使。事会交迕，遂成不解之仇。连结私党如徐德沅、王乃征等，期必倾陈而后已。呜呼过矣。[49]

正是由于严复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且这种了解与《大公报》上所刊登的过于偏袒黄思永一方的新闻报道不相符合，故严复致函《大公报》为陈璧“辩诬”。

余论：新旧之间与官绅之间

严复希望《大公报》能超脱于新旧之间，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进行新闻报道，故在“来函”中最后特别强调“惟今日新旧二者之间，其可以相乘者癒急。伏惟大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对于严复的殷切期望，《大公报》虽然表示“本馆以大公为怀，有闻必录，毫无私意于其间”[50]，但因为《大公报》主人英敛之是一个坚定而固执的趋新者[51]，在面对新旧之争时，或者说是他眼中的新旧之争时，《大公报》其实很难真正做到“毫无私意于其间”。

就陈璧与黄思永而言，在英敛之眼中，黄思永无疑是趋新的代表，而陈璧则是守旧的代表，即“所谓旧者皆有权势之人，新者半系卑微之辈”[52]。有了这样的判断，《大公报》在对待陈黄之争时，难免会偏向黄思永一方。严复为陈璧“辩诬”仅4天，《大公报》就在头版刊出题为“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的文章，就严复“来函”进行逐条辩驳：

昨读第九号贵报末假所载来函论工艺局及陈京兆之事，审其词意，颇有所指。某本拟另作一论辩之，继思自贵报开办以来，某从未与闻，心自坦白，贵馆当有公论，何待区区置喙。况自去冬工艺局被劾迄今半载，其暗中阻力外人所不知、各报所未载者甚多，某等惟有忍受而已，从未敢有报复之心。即如去腊二十三日英公使萨道义君，因陈京兆与工艺局为难阻挠新政代为不平，萨偕其护署统领白君步行至敝局，再四诘询陈璧劣迹。某答以陈与我新有隙，使我毁之则报怨，誉之则矫情，报怨与矫情我皆不为也。中国事中国人自能办理，若一遇阻力便倚洋人为护符，从此华人尚有出头作事之日耶？贵公使来意甚善，予深感谢，然实不能答君之问题，幸恕我焉。萨白二人皆称善而去。萨使乃办理祸首最为出力之人，今尚在京，此段问答字字可与之对证。而某君致贵馆之函反有耸使西人欲得京兆甘心之语，何不谅之甚一至于此。某君殆因不识鄙人而误听一面之词者，故其措词不无太过，如谓借洋敌之威鱼肉同种，与各埠报馆联络造作风谣，思中伤京兆等语。夫报馆主笔有贤有不肖，其贤者公正直笔无私，虽联络亦无益；其不肖者本无宗旨，毁誉无常，唯利是视。某固穷人，断无此力量能尽得其欢心。即如贵报所载要闻内某君所谓与陈有微词之处，公试言之果有一字系鄙人所寄者否？从前谤陈京兆最早者无过于日日新闻，彼时陈君并未与工艺局为难，亦尚无实在劣迹被人查出，而一则曰油滑党，再则曰拳匪首领，造谣中伤之事莫此为甚，然则亦鄙人为之耶？！又近日传闻陈京兆于初九日召见时，两宫将王聘三侍御弹章与之阅看，陈竟谓此摺系黄某恽某所指使云云。此语某万不敢信以为真，然使陈果有此奏，则试问工艺局被参事已逾半载，乃至今日始有人为所指使，何其迟也！夫不平则鸣，人之情也，工艺局自去夏六月经营草创督工招股费尽心力，始稍有眉目，一旦陈忽诬以欲废义仓侵占官地，而不知义仓之废已久，是公产而非官产，向系绅办，地方官从未与闻，且家大人即创办原人。庚子后同人散亡，责无旁贷，而某君之函反谓学士本意果出为群，则工艺局之失得正可容于度外。嗟乎噫嘻，彼固局外，无怪其说得如此容易！今试问某君，当日设入有工艺局股份，忽闻该局半途而废、血本尽失，彼果能置之度外不向黄氏追索否？吾愿天下稍明公理之人一代答此问题也。某不学无术，何敢与某君辩难？！特恐京兆结怨之处不止黄恽两家，果如某君所谓，则凡与京兆为难者皆将惟黄恽是问，嫌疑釁隙愈积愈深，权势所在，某固无所畏惧，然俗语有之，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某深不愿出此，徒为外人取笑。用敢略布一二，伏惟垂察。五月二十一日黄中慧启。[53]

黄秀伯的这篇文章指责严复来函“措词不无太过”，并认为这是“某君殆因不识鄙人而误听一面之词”所造成的。英敛之将该文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在《大公报》头版的社论位置，而严复为陈璧“辩诬”的文字则被刊登在《大公报》倒数第二版中毫不起眼的“来函”栏中！不仅如此，署名“北京来稿”的不知名作者为恽毓鼎鸣冤的《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也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在《大公报》头版的社论位置[54]，《大公报》报道的其他有关陈璧的负面新闻也多刊登在二、三版的“时事要闻”栏中。《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如此厚此薄彼，明显偏袒黄思永一方，这显然是亲自站出来为陈璧“辩诬”的严复所无法接受的。在严复看来，《大公报》的做法，已违背了“主持清议”的原则。

更让严复感到难堪的是，《大公报》对于严复“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的忠告也置若罔闻，仍一如既往抑或变本加厉地对陈璧进行不辨虚实的负面报道。如：“王侍御乃征前次纠参陈大京兆各款，原摺留中，即小军机亦皆不知其详。兹经探闻摺中大意，系言庚子年何乃瑩任顺天府尹而有义和团之变，若陈久任府尹，恐将来贻祸更深等语。至所列各款事迹颇多，诋毁甚至，本馆意存忠厚概不录登。”[55]《大公报》标榜“忠厚”，概不登录，实际上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加倍放大陈璧被参“各款事迹”的严重性。更甚者，还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又闻陈大京兆私宅住椿树头条胡同，自被劾查办以来，忽将其门改署他姓堂号，据其邻人云，每至夜半，陈宅有多人搬运箱笼盖，亦恐被查抄也。然陈虽有被参受贿之事，其罪或不至此。”[56]

《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不公正表现给严复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公报》以京中访事意有所左袒，其訾议旧党多不以实”。[57]更加上严复因替陈璧“辩诬”而遭受的来自《大公报》的不公平对待，使得严复对《大公报》深为失望，并逐渐疏离了与《大公报》的关系[58]。此前，严复曾对《大公报》寄予很高的期望，《大公报》出版仅一周，严复便以“大公主人”的口吻撰写《主客平议》一文，交给《大公报》发表，作为对《大公报》的支持。[59]此后，严复便再也没有在《大公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60]熊季廉曾劝严复对《大公报》“稍有附益”，严复细述了其为陈璧“辩诬”并“函劝大公报诸友，于京中访事之言稍察虚实”[61]的往事后，愤愤然表示道：

顾英方诸公意不为动，而且加厉。平生言论不见信于朋友，当以此为最也。故于时事辄绝口不道。以来教劝复于该报稍有附益，故发愤为言如此，使季廉知吾心也。[62]

由此可见，严复对《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

通观陈璧与黄思永之间的纷争、《大公报》对二者纷争的报道，以及严复对于整个事件的观察及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新旧之争”是始终贯穿其间的舆论焦点。黄思永通过将自己树立成“新”的象征，并将对手陈璧树立成迫害新事物的“旧”的代表，从而获得了舆论上的压倒性胜利，这是庚子国变后趋新时代的必然逻辑。在这样一种逻辑下，趋新者英敛之仅以“新旧”便可以对各种事物的价值和各色人物的品行进行区分。这样一种简单而粗暴的区分，将新旧之外的复杂性全然淹没，既看不到黄思永的“假新政以济其私”，也看不到陈璧的创办五城中学堂和工艺局，其实也是“新政”。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趋新时潮里，“新”或“旧”往往都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变成了攫取利益或打击政敌的手段与工具。

若更深一步探究，则无论是陈璧与黄思永之结怨，还是陈璧与恽毓鼎之矛盾，都牵涉到晚清社会的一大关节点，即绅权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绅权与国家权力的紧张。[63]在协巡公所一事上，陈璧以恢复官权为“第一要义”，而恽毓鼎和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也在于“庚子以来，恽与黄创办各事，实不为无功于民。今年五城开保案时，将黄恽创立公所之人一字不提，摺中反言官权幸未全失，今又以侵占官权严劾恽氏”[64]；在工艺局一事上，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亦在于义仓“是公产而非官产，向系绅办，地方官从未与闻”，而陈璧却“忽诬以欲废义仓侵占官地”。[65]也就是说，正是绅权的扩张冲动，导致了其与官权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从而造成了作为官权代表的陈璧与作为绅权代表的黄思永、恽毓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 该文刊于《史林》，2017（4）。

[2] “来函”，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3] “来函”，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4] 黄中慧，字秀伯，江苏江宁人，黄思永长子；黄思永，字慎之，光绪六年庚辰科状元，历官至侍读学士。参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1094、111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 黄中慧：《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载《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

[6] 英敛之（1866—1926），原名英华，字敛之，满人，天主教徒。自学成才，曾创办《大公报》、辅仁大学。

[7]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21～23号，517页。

[8] 熊季廉，名元锷，江西南昌人。1900年起为严复门人，1906年去世。参见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第5册，4页，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

[9] 方守六，《大公报》第一任主笔。

[10]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19～20页。

[11] 稍提一笔，王天根也注意到严复曾为陈玉苍“辩诬”一事，但误将严复的《主客平议》一文认作“实际上是为陈玉苍辩护”。见王天根：《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210页，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12] 陈宗藩：《陈玉苍先生年谱》，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0～21页。又《恽毓鼎庚子日记》中的记载可为佐证：“傍晚街衢贴五城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人心稍定。”参见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1页。

[13] 《清史列传·清史馆待刊稿》，见陈璧：《望岩堂奏稿》，9～10页。

[14] 陈璧：《署理顺天府府丞谢恩摺》《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摺》，见陈璧：《望岩堂奏稿》，139、179页。

[15]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八八，光绪二十七年十月，453b～454a页。

[16] 《昆冈等奏覆查明黄思永徐致靖等官犯情形请旨办理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909页。

[17] 陈璧：《察看工艺局情形据实覆陈摺》《请将工艺局迁移他所保存原有义仓续筹积谷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25～230页。

[18] 陈璧：《请将工艺局迁移他所保存原有义仓续筹积谷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31页。

[1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20] 《京话报》由黄思永之子黄中慧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1901年9月8日）创刊于琉璃厂工艺局，寿命不长，仅出至1902年初即停刊。见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115页。

[21]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23页。

[22]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669页。

[2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24] 黄曾源，字石孙，号立午，晚号槐瘿，福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庚子后任御史，与中江王乃征、泸州高枏称三谏，声震一时，后授安徽徽州府知府、济南知府。参见吴郁生：《三品衔候补道山东济南府知府前礼科给事中翰林院编修黄公行状》、张学华：《济南府知府黄公墓志铭》，见汪兆鏞纂录：《碑传集》三编，卷二十四，549～560页。

[25] 恽毓鼎，字薇荪，一字澄斋，顺天大兴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宪政研究所总办，乙未、癸卯会试同考官，有《崇陵传信录》《恽毓鼎澄斋日记》传世。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808～810页。

[26] “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

[27]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九八，光绪二十八年四月，591a～591b页。

[28] 《大公报》又于6月24日刊登新闻指出22日报道之误：“探闻日前纠参陈大京兆者实系王侍御乃征，前报误作黄侍御曾源合亟更正。”参见“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29] 《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载《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黄曾源参劾恽毓鼎究竟是否为陈璧所指使，笔者多方查阅资料，未见相关记载。实际上，《恽》文作者认定陈璧为幕后指使也只是出于推测。

[30] 庚子国变时期，恽毓鼎“偕吏部尚书敬信公单车入使馆，与各国使臣商保卫地方之策，力争主权”，并创协巡公所，“令司坊官莅所，判决民事，民遂安堵”。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808页。也就是说，在庚子国变时，恽毓鼎也在做着和陈璧一样的事情，于混乱中竭力维持秩序。按《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所述，恽毓鼎被参劾之事即庚子年创办协巡公所一事：“摺中所参，系指明前年联军初入城时，恽在美界创立协巡公所侵占五城之权云云。”该文为恽毓鼎这样辩解：“庆邸（笔者注：庆亲王奕劻，时任议和全权大臣）札委恽学士等办理协巡公所，安设巡捕以弹压地方，招雇民壮以充当苦力，聘致翻译以与洋官往来，会议地面事宜。”见《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载《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31] 《恽》文称，庚子国变时，“黄学士思永正创议纠合绅士设华捕局以除暴安良”，并“创巡防公所于德界西段，屡次与德国格知府抗论。凡所诛求，再四辩驳，不得已始稍应一二。各界皆送洋官旗伞，惟巡防公所始终未曾送过洋礼”。见《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载《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32] 《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续昨稿》，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33] 此后，因严复替陈璧“辩诬”，黄思永之子黄中慧致函《大公报》表示：“自贵报开办以来，某从未与闻，心自坦白，贵馆当有公论，何待区区置喙。”见黄中慧：《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载《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

[35] 《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续昨稿》，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36] 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义和团史料》下册，714页。

[37] 参见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义和团史料》下册，721～722页。

[38] 陈宗藩：《陈玉苍先生年谱》，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0～21页。

[39] “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

[40] 景晓平：《京师五城中学堂与清末中等教育近代化》，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4）。

[41]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42] 陈璧：《敬举人才以备任使摺》，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56页。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也特意提到过此事，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50页。

[43]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52页。

[44]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45]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46] 陈璧：《察看工艺局情形据实覆陈摺》，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25页。

[47] 陈璧：《请将工艺局迁移他所保存原有义仓续筹积谷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30页。

[48] 陈璧：《请准工艺局移设他所讲求工艺以开风气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35页。

[49]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19页。引文中的“……”，原文即如此，并注明此处“略有缺失”。

[50] “来函”，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51] 有关英敛之对于新旧的态度，笔者另有专文《严复与早期〈大公报〉（1902—1912）》，载《史林》，2014（2）。

[52] 《书昨报和新旧两党论后》，载《大公报》，1902年9月11日。

[53] 黄中慧：《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载《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因该文篇幅较长，故标题及小半篇幅内容刊登在头版，文章大半篇幅内容刊登在第2版。

[54] 该文亦因篇幅较长，故标题及前半部分内容刊登在头版，后半部分内容刊登在第2版。

[55] “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7月14日。

[56] “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

[57]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19页。

[58] 参见冯志阳：《严复与早期〈大公报〉（1902—1912）》，载《史林》，2014（2）。

[59] 英敛之在其日记中如此叙述：“严又陵寄至自作《主客平议》一篇，洋洋数千言。”参见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21～23号，516页。此文发表后影响较大，《大公报》因海内外各界索求该文者太多，又于1904年4月4—9日重刊此文。

[60] 此后严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主要是萨镇冰寿序、吴芝瑛传等较私人化的文字。参见笔者《严复与早期〈大公报〉（1902—1912）》一文。

[61]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19页。

[62] 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20页。

[63] 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64] 《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续昨稿》，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65] 黄中慧：《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载《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