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12年3月，并于同年通过答辩。说来惭愧，这五年多的时间，除了近半年，因为要出版，我才又认真通读和修改了几遍以便把它变成一部书稿，其他时间都是将其束之高阁。这五年来，我放下庚子救援相关研究，转而从事其他研究，一方面是自认为这个题目应该没什么再可挖掘的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前太过沉浸于这个题目，每天耳鬓厮磨，连续好几年，等博论写完，人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迫切想要换个新领域来刺激一下自己的大脑。

五年之后的重读，一下子唤起了自己当年研究这个题目时的许多记忆。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很多政治、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文化上的崛起，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然而，对于这次救援行动，不但学界研究较少，即使知道的也不多。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救济日记》和五卷《救济文牍》，同时又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

起初，我试图挖掘庚子救援事件背后的问题意识，并把这一问题意识的核心界定为南北意识。南方人组团前往北方援救被困于京津地区的南方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南北意识。而且，庚子国变后不过十余年，清王朝便在南北分裂中寿终正寝。因而在博士论文开题时，我拟定的题目是《庚子救援与南北意识》，准备对传统中国的南北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并在这个脉络中解读庚子救援事件。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用这个思路来研究庚子救援事件，颇有点大而无当。首先，南北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对古代史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是很难有准确的把握的，而我只是读硕士时才转到历史学，且一直就学于近代史领域，要在短短数年间就对整个中国古代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实在是有点缺乏信心。其次，庚子救援行动虽然是一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是否真地有必要被放在南北意识这样一个千年脉络中去叙述，这样一顶帽子是不是被戴得有点过大，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用南北意识去笼罩庚子救援事件时，很多历史事实都会被遮蔽掉。

问题意识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何来论文！然而，问题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重视的，是对问题意识之外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等的遮蔽，而这又集中在对事件史的研究上。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牵扯万端，如果仅用某种问题意识去观照，那么在呈现该事件时挂一漏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改变了此前的研究思路，将尽量完整地呈现庚子救援事件本身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至于庚子救援事件背后的问题意识究竟为何，我也没有将其限定在某一方面。全书最后以“余论：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作为结束，因为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是不适合以某种问题意识的探讨、总结和升华作为结论的，而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庚子救援事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史实和现象进行相应的解读和阐释。不得不说，这样一篇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博士论文，不太适合被拆解为一篇篇单独的论文。尽管我曾有过这样的努力，但发觉这无异于重写，因而时至今日，我仅拆解过一两篇论文将其单独发表。这意味着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自2012年完稿后，从来没有被公开发表过。这次能够以书稿的形式出现，也算是对我五年博士生涯的一个总结。

《庚子救援研究》的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2006年硕士毕业后，出于家庭原因，我必须找工作。当时的我并不奢望有机会到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工作，因为凭我的硕士学历，想要进入这类科研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周老师给予了我这个机会，而这一点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如果不能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应该不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也就不可能去从事庚子救援研究了。另一方面，恰如前文所述，即便我攻读了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周老师的引导和建议，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我恐怕和大多数人一样，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确定选题后，从论文框架的形成到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具体的写作、修改过程，周老师都与我反复商讨，悉心给予指导。博士论文答辩后，周老师又一再催促我抓紧修改，准备出版。由于自己生性懒散，再加上又接下了别的课题任务，所以一拖再拖，直至今日才将出版提上议事日程。得悉此书即将出版，周老师的喜悦之情不亚于我，同时又为书稿的修改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可以说，《庚子救援研究》一书也凝结了周老师的无数心力。

其次，要感谢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王家范教授、杨国强教授和程念祺副研究员。2007年进入华东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时，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王老师站在华师大讲台上的最后两三年。王老师的所有课程，包括给所有硕士生上的通史课，我都去听了。此前听人说，听王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自己听后觉得真是名不虚传。毕业后，有机会与王老师有了一些近距离接触，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王老师作为学问大家对于治学、写作的极其认真的态度。一篇文章，五易其稿，实在是太过平常的一件事。修改文章时，一字之易时的反复推敲，也十分常见。从王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一名学者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杨老师2008年前一直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此后调到华东师大，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有幸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向杨老师随时请教。可以说，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杨老师以士人为中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诠释和解读。尤其让我心折的是杨老师的人文合一，其文严谨、大气和深刻，恰如其人，不怒自威，极具气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专门请教，杨老师的回答也总能给我以启发。程老师是我在历史所的同事，更是我的老师，他的研究领域属古代史。要更好地研究近代史，对于古代史的了解也是必需的前提，因此我不时会向程老师请教，而程老师也都会非常耐心地予以回答。程老师更令人钦佩的地方在其为人处世。古人常讲知行合一，又告诉我们“君子坦****”“重义而轻利”，但现实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程老师便是这样的人。中国传统的学问乃“为己之学”，就是用来对付自己的学问，目的是让自己成为一名君子。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程老师身上恰有古之学者的风范。

此外，要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罗苏文、张剑、马军、施扣柱、李志茗、叶斌等老师，他们作为我的同事，也作为我的师长，在我撰写论文、修改书稿的过程中，都给我提供了不少非常好的指点和建议；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学昌、邬国义、瞿骏、周保明等老师，他们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或帮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或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或在论文写作、修改上给予指点和建议。还要感谢历史所的同事沈洁，她为人处世，近于程念祺老师，让我敬佩不已，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她都给予我许多帮助；感谢同门何建国，一直不厌其烦地帮我处理各种电脑问题，博士论文最后成稿时的格式问题也基本都是他帮我解决的；感谢同门张光润，一直帮我收集复印各种文献资料，以及翻译论文的英文摘要；感谢友人王郡，他嗜书如命，阅读面极其广泛，不断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提供新的线索；感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陈江博士，得益于他强大的史料收集功夫，本书在资料挖掘上才会不断有新的进展；感谢复旦大学的戴海斌副教授，作为历史所的前同事，研究领域恰好又都集中在庚子国变，他向我提供了不少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文献资料，其中便包括日本学者有关庚子国变时期在京南省人士相关情况的论文；感谢上海航海博物馆的单丽博士，在博士论文写作最紧张的时刻，她帮我整理了参考文献，并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马金生副教授，他在我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稿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与大众分社谭徐锋主编，在学术著作出版几乎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仍决定免费出版本书。必须指出的是，《庚子救援研究》一书尽管有众多师友在我写作、修改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指导、建议和各种修改意见，提供了许多帮助，包括一些很细节的技术帮助，可以说凝聚了很多人的辛劳和智慧，但本书的任何问题以及失误之处，均由本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含辛茹苦供我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却任性地选择了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这注定了我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在物质上回馈他们，而他们对此也从未有半点责怪之意，因为只要我工作开心，他们就全力支持。我和妻子马晶从结婚以来，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家中琐事几乎全靠她一人承担，尤其是女儿出生后，她又要担负起照顾女儿的重任。虽然有岳父母不计辛劳，帮助打理，但她的压力之大，依然可以想象。即便如此，她从来没有劝我放弃，而是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让我安心地在上海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女儿冯斯语从出生到现在会缠着我给她讲故事，我陪伴她的时间，比绝大多数爸爸少太多了，这种亏欠，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的。如果说我要为自己的爱好兴趣、职业选择付出代价，那么这就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代价。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