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善会的辛丑年救援，得到的关注已经相当有限了。当时《申报》等媒体关注的重心已转移至陕赈，随后又是顺直春赈，因此有关救济善会辛丑年救援的资料便十分少见。《申报》于辛丑年二月九日（1901年3月28日）刊登一则“津电照录”：“纯翁鉴：保古共到六百人，柩五十具，速放轮来，务迟。”在该则电报的按语中，救济善会表示：“聂功亭军门之太夫人等尚留滞古北口，亟欲南旋。本善会现承招商局派新丰轮船于十三日往塘沽载回。”[5]唐德熙于二月十四日致函盛宣怀表示：“所有救济会揽装南下之人，已遵照宪谕给彼免票，限以七百人。日前曾由局印有免票七本，内分‘天地元黄宇宙洪’七字，每字列百张，交陆纯翁盖戳寄津，仍请仁记洋人签字，然后分用。拟新丰船装五六百，公平船装一二百。”该函附录之票式：“今经救济会从保定府等处救出数百人，诚善举也。本局善与人同，特放新丰轮船由塘沽装至上海给予免票，每张限定一人，其饭食费蒙救济会支给坐舱开销，此外不准船上人索取分文。”[6]不久，《申报》又刊登一则“救济要电”：“计装新丰外，尚有四百人，务速请招商局再放一船，柩不能不装。”[7]随后，《申报》便刊登了《救济善会由新丰轮船载回被难官民单》[8]。
对于聂士成家眷的回南，《申报》特别刊登了救济善会的专电：“聂功亭军门之眷属百余人，由伟臣公子分附新济、泰顺两轮船由津来沪，蒙李中堂给以免票，并由敝会津局司事照料一切，先请登报以告同仁。”[9]《救济文牍》中有一封来自济急会的信件，也表明李鸿章对于聂士成家眷回南事宜十分关心，亲自过问其事：
聂军门之太夫人暨淮军眷属亟欲南归，傅相甚愿送往，本已往接，以敝会停止，闻尊会派人至古北口往接，颇为欣慰。兹饬范巡捕暨来差同往尊处酌定，再回傅相，即可往接，由古北口迳赴塘沽，轮船当由彝兄电去代留不误。[10]
由上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已经停止。救济善会在将这批被难官商援救回南之后，其救援活动也告结束。在救援活动的结束阶段，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便是“浙江三忠”灵柩的运送回南。
所谓“浙江三忠”，即庚子国变期间被清政府所杀的三位浙江籍京官：徐用仪、袁昶、许景澄。[11]有关“浙江三忠”的研究已有不少[12]，最全面系统的当推陆玉芹的博士论文《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3]，而与本书论题关联最大的是《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一文。该文主要以《申报》和《新闻报》为线索，“力图通过‘三忠’被杀后东南社会舆论及活动的梳理，探究这一现象背后之诸多历史意蕴”。本书则主要通过《申报》与上图所藏“盛档”，对“三忠”灵柩运送回南的过程，以及上海官绅的公祭行为作一梳理，重点关注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运送三忠灵柩回南一事上均非常积极。陆树藩托救济善会在京办事人员施涵香向“入京省柩”的袁昶之子表示，运送三忠灵柩回南为救济善会“首先欲办之事”。袁昶之子则在致陆树藩的信中告知：“现已由涵丈与济急会徐次舟世伯商定，开春即当从早两会共理此举，曹子成先生并欲身亲其任。”[14]由此可知，运送三忠灵柩回南之事乃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共同办理。二月十三日，李鸿章幕僚徐赓陛由北京致电盛宣怀称：“三忠灵柩改期廿五出京，请派一轮限三月朔日到塘沽接装。”唐德熙致函盛宣怀表示：“新裕在申，开出约在廿五六，则月底可到塘沽，新济则稍迟两三天。但沽界近日水讯仍浅，今尚隔本月，航海来往之期难于针孔相对，或稍后二日间，只可以人待船耳。请宪台复电，前途拟以新裕、新济二船装运。”[15]情况随即发生变化，救济善会沪局于三月二日接津局电：“承平轮船装柩五十六具，初一开；三忠柩，装公平，初五开。”同日，东南济急善会也接到天津仁济洋行来电云：“三忠灵柩本月初二日由京到，准初五搭公平船来上海。”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均于三月三日在《申报》分别以《救济会要电》和《三忠灵柩南旋准期》为标题，向东南官绅商民宣告了这一消息。[16]
《申报》在此之前便分别刊登了陆树藩与盛宣怀等人给浙江三忠的挽联。陆树藩的挽联是：“杀身成仁我谓诸公不死，直言敢谏谁云中国无人。”[17]东南济急善会诸公挽幛：“丹心千古”，挽联：“主圣臣忠，际汉延熹、宋熙丰、明天启诸朝，祸及群贤，宬史他年休误拟；贞穷元起，有苏相国、朱制军、王中丞成例，恩加后命，湖山终古共争辉。”[18]两江总督刘坤一先是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其亲自撰写的挽联：“事处万难同拼一死，名垂千古无愧三忠。”[19]盛宣怀致函刘坤一表示：“尊处挽联十六字，沉痛简括，重蒙电商，上下联代加‘国事太仓皇。臣心终大白’十字，已代缮矣。宣怀自书一联则曰：‘方事之殷，得数子据理廷争，使知吾国达官，大有人在；痛定而后，读几行诏书销案，乃见朝衣东市，非出天心’。”[20]后来《申报》所刊刘坤一、盛宣怀“挽浙江三忠联”即基本为此。[21]
此外，东南济急善会还随时报告上海官绅各界为迎接灵柩而做的各项准备：“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袁海观观察函开，沪军营勇丁送殡一事，已函致租界领袖领事，届时饬捕一体照料”[22]；“前因三忠灵榇将次到沪，以为时太促，不及与工部局董商明，致所定路由未将大马路列入。现已商诸工部局董将路由略为酌改，计由金利源码头登岸，沿浦滩朝北，至法界大马路朝西，过三茅阁桥朝北，至四马路朝西，至三万昌朝北，至大马路朝东，至抛球场朝北，至北京路朝西，过北泥城桥一直至大王庙码头上船。在沪各绅商如有预备路祭者，请先期知照其致送挽联幛额，祈先行送交盆汤弄丝业会馆，以便发引时列入仪仗。至香烛冥镪等项，请各送往船上，敝处未便接收”[23]；“金利源宁波码头栈房三公停灵所已由上海县布置完妥，账房在金利源煤栈内。凡初九初十前往吊唁执绋者，请在名片后注照住址台端随时登簿，以便三公子踵谢。至在沪文武官绅士商人数众多，地方辽阔，三公子既不及遍讣，敝会亦不再传知。仍函恳袁海观观察函致租界领袖，转致各国领事查照，一面函商税务司，俟忠榇抵埠时，准先行放行，并将派兵迎送一层致明英总领事，转报克军门，传知西国驻沪官兵，以期周知”[24]。
由上可知，这些准备工作几乎都是由东南济急善会筹划布置。在京津地区，因为东南济急善会并未派专人前往，而救济善会则派驻不少办事人员，因此“三忠”灵柩在由京至津、由津至沪的运送过程中，当以救济善会为主；到了上海，东南济急善会主持者手中掌握的资源以及影响力，均非救济善会可比，因此三忠灵柩在沪祭奠事宜，几乎是由东南济急善会一手操办。实际上，施则敬早在二月二十三日便致函盛宣怀，对灵柩到沪有关事宜进行了通盘筹划：
顷奉手示，敬悉徐许袁三公灵柩附丰顺轮船南下，昨已由辑翁知会立即商同预备一切，拟于轮船到埠之次晨由金利源起岸，至大王庙码头登内河船。已借重台衔领袖缮发知单，知会在沪文武官绅，并即登报，届期一体前往执绋。一面函告袁海观观察饬县派差，分别预备，并知会领事转饬英法捕房妥为照料。又向廖楚才参戎借定炮船三只护送。惟内河船须用小轮拖带，顷又函至淞沪局朱观察、制造局潘观察，商借小轮各一艘，以资节省，尚无回信。如能借到最好，否则只可另雇。倘朱潘两处回信，或迳送至钧处，尚乞随时掷示，以便接洽。再灵柩起岸沿途应有队伍方可饰观，前经函请袁观察酌派。旋据面称，甚属费事，因而作罢。则敬以为，如无队伍，殊失体面，因电请南洋电饬沪道照派。[25]
后来，三忠灵柩在沪祭奠、转运事宜，几乎便是以此为蓝本。由此也可见，盛宣怀等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是有意将三忠灵柩运送回南及祭奠事宜打造成上海社会的一大盛事。东南济急善会的有心之举得到沪上官绅的广泛呼应，《新闻报》于三月五日发表题为《广劝沪上绅商致祭三忠灵榇启》的论说，将“三忠”与东南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三忠”与东南督抚密通消息，参与东南互保，“为东南而死”，因而“倡议在沪绅商以各行业商会为单位分头联络设祭”，“在灵柩所经之处，家家以香烛祭之”。[26]《申报》对于三月十日“寓申士庶官商沿途致祭”“三忠”灵柩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
计：两江督宪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岘庄制军，电饬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袁海观观察，祭于河南路奚良瀛药铺前；招商总局督办盛杏荪丞堂以下诸君，祭于法租界公馆马路鸿运楼酒肆前；《中外日报》《新闻报》《苏报》《沪报》诸同仁，祭于四马路盘记栈；比邻铁路公司诸君，祭于江海春西菜馆前；电报沪局诸君，祭于抛球场宏昌洋货号前；嘉兴诸君同乡，祭于聚丰园、状元楼二酒肆前；绸业同人，祭于金谷香西菜馆前；同事诸君，祭于海国春西菜馆前；酱业各商，祭于振新酱园前；湖州诸同乡，祭于寿圣庵佛店前；东南济急会同人，祭于金利源宁波码头栈房前；前法界公廨□员葛蕃甫大令，祭于晋安里公馆前；沈君某，祭于来安里前。此外，如法界锦章洋货店前、新协成烟馆前、英界十万卷书肆前、北协成烟馆前、源米书肆前、源米店肆前、保安善堂前、仁大典肆前、一林春茶肆前及北泥城桥畔，亦有设筵以祭者。[27]
对于浙江三忠的隆重祭奠，很好地检阅了东南济急善会对于上海社会的动员能力，这样一种煊赫声势的营造，借助媒体的推波助澜，又势必在整个东南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因为浙江三忠与东南地区，尤其江浙地区的密切关系[28]，三忠灵柩的运送回南，并受到隆重祭奠，且得到热烈响应，无疑有助于江浙乃至东南的自我认同进一步强化与深化。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以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的方式，结束对东南各省被难官商士民的救援，颇具象征意味。它再次表明，这是一场具有鲜明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的救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