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行动之所以结束，根本原因是到辛丑年二三月间（1901年4、5月），产生救援需求的各项前提已逐渐消失。首先从南北通信来看，这是最早正常化的一项救援前提。据《北京邮史》言：“北京刚刚陷落，赫德便立即恢复京城邮政，在崇文门大街占用一所房屋，作为北京邮政总局的办公地点。”[29]因此，当恽毓鼎于八月二十六日拜访赫德时，赫德便表示：“可以代寄南信”；八月三十日恽毓鼎将家信托赫德寄南，“赫君即日交邮局寄去”。[30]到九月中旬，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等救援组织代寄东南各省信件，也开始通过邮局。如救济善会在在九月十一日《申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称：“敝善会承四方善士托带信件，已将第二批交刘君铁云带往津门，兹又积至六十五函，昨已汇封总函，托德国书信馆交直隶轮船带津，俾敝会驻津同人可以早为投送。”[31]东南济急善会则在九月十四日《申报》上刊登《寄信须知》表示：“现因托寄信件太多，包封不能附入，不得已改交邮局挂号转递，以期妥速而免稽延。”[32]救济善会于十月六日更在《申报》上表示：“封河之后，各处托寄要信，仍可交本会由邮局汇递，去雁来鸿，绝无阻隔。”[33]
在电报方面，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与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利用义和团运动时期南北电信中断的机会，“由上海突造海线，以达大沽，将我南北线路报费全行夺去”。盛宣怀商之李鸿章，“议价买回，计二十一万磅，合英洋二百十万元，订立合同，由电报商局分年缴还”[34]。据盛宣怀八月下旬、闰八月上旬致刘坤一、张之洞电，北京与上海的电报，津沪间由电报局“重价买回”，津京间洋人“不许我设线”，“暂由行军洋线”，且“津京军线必领事代发”。[35]九月四日，盛宣怀与大北、大东两公司在上海签订了代修京津陆线合同，规定：“公司仰承各该国家权力，代电局向联军请准，由大沽至北京重造陆线；并于天津、北京设立电局，均订明专归公司管理。”该合同最后一款规定，等到“和约议定”之后，京津线“即交还电局自行管理”。[36]九月七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言：“沪至沽系海线，沽至津、京系洋商另造旱线，每字收费七角二，京陕电仍须由沪汉转。”[37]南北间的电报通信也基本恢复正常，因此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沪局与京局、津局之间才会有比较频繁的来往电报。
其次，从南北汇兑上来看，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行动本身正是促使南北汇兑正常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起初在盛宣怀看来，“筹款固难”，而“汇款尤难”；“而汇款之难，不难于到津，而难于到京”。经盛宣怀、杨文骏分别在上海、北京与汇丰道胜等沪行、京行大班，反复沟通和磋商，终于使得汇丰道胜在九月中旬均可以实现京沪间的正常汇款。[38]高枏在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评论道：“洋兵掳银全存汇丰，然无从运沪。盛京卿创济急会，募各省富绅资助各省京官，其银即交上海，京中则由汇丰划拨。（“中外日报”则兼言道胜洋行。）不特京官得其救济，而汇丰亦不至滞而不通，诚妙计也。”[39]到辛丑年五月，盛宣怀致函陈淦表示：“去秋上海创设东南济急善会，原议所有汇京各款本通商银行收解，嗣因京行被毁，改由汇丰道胜等行汇解。现在大局已定，京沪汇兑大通，今拟自本年五月初一起，凡遇行在各部院托汇公款，以及顺直赈捐济急善会各款，均由贵行汇寄京行。”[40]
再则，从南北交通方面来看，津沪间的海道较早便得以开通。当爱仁轮船于九月十一日运载第一批被难官商自津起航后，救济善会便决定采用“免票”方式进行援救。要采取“免票”方式进行救援，一个前提便是津沪间除了招商局专门拨派的用于救援的轮船外，另有其他轮船也往返于津沪之间。从陆树藩《救济日记》所记专轮载回之被难官商人数共“三千五百八十三人”来看，在庚子年十月中旬封河前，由救济善会给发“免票”随时“附搭便船回南”者也有将近两千人。由此可见，当时南北交通之阻隔，不在津沪之间，而在京津之间。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记载，十月九日，“今英国将津京铁路修齐，改在天坛为火车站，昨出永定门，见印度兵将城楼迤西城墙拆通一段，铁道接修进城。千百人夫大兴工作，不日即可安齐，便开火车矣”[41]。天津籍京官华学澜在十月二十七日记道，“火车已能买票至杨村”；十月三十日又记，“火车可以由津买票至京，不能由京买票至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华学澜与同乡坐火车回津，“客坐拥挤特甚，有不能坐者，车行甚慢，遇站必住”，但还是在当天便顺利抵津。[42]于此可见，南北交通在庚子年底已无大碍。
更重要的是，京津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庚子年底便逐步得到了恢复。由于联军对京城实行分区占领，故不同国家占领区的秩序恢复也并不一致。日占区、美占区于七月二十五日便出示安民[43]，英占区于七月二十六日出示安民，而赫德在七月二十四日致留守京官的信中也表示：“至弹压土匪一层，各国大臣已经商办，并备有告示，因无刻版，碍难遍处张贴，合将所交底稿送呈，请为刊刻刷印千张，送至总税务司处，以便转请各国大臣盖印，遣人张贴。其示内要义，莫非令华民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其余威吓各语，亦不过保护善良之意。除华文告示外，各国商同出一洋文禁令，不准洋兵乱行骚扰。”[44]尽管各国出示安民，但洋兵之骚扰抢劫仍时有发生，如高枏家之被抢劫正是在洋人安民之后，那桐住处也于七月二十六日遭英兵“索银甚凶”[45]，至八月十七日，高枏家又一次遭洋兵抢劫[46]。
不过，禁令对于洋兵而言总是多了一点约束。高枏家第一次遭洋兵抢劫时，曾广銮斥退洋兵，而洋兵还得“笑容呢曾而求曰：‘千急（恳）勿向人说’”。高枏得知该洋兵乃“无故出外找开活”，评论其“如当年川中之湖南兵然”。洋兵第二次抢劫高家时，高树往寻曾广銮，“时街上有骑马者，路人曰：‘此美国钦差，可告之。’”[47]彭翼仲亦有类似经历：美兵数人“于某夕破门而入，搜劫财物，争抢银元”，彭持剪刀“割留衣角作证，以备向其兵官控告”。次日，美兵官出示，“令商民预备胭脂水合煤油，贮于瓶中，若有兵丁入门，即以此水洒其衣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彭翼仲表示：“自示以后，未闻再有洋兵扰害商民者，邻近人家甚感余”。[48]
不管彭翼仲的叙述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必须承认，不同占领区秩序的恢复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各国对于本国士兵的约束程度。于式枚、郑沅认为：“日界甚好，廿六后不许入人家。”此后又发布告示：“谕商民办粮米，三六九日运送米来京，沿途派洋兵保护。”日界的社会秩序得以日趋正常，而“美国亦继之”。高枏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三五日来，街上洋兵甚少，闻兵官约之甚严，告假亦不许。湖南馆所扎，有踰垣者，然甚少”[49]美军即驻扎于湖南馆。至闰八月十日，高枏日记中写道：“日美界之贸易云集，日界尤热闹非常。”[50]居住于德界的仲芳氏在闰八月十九日写道：“昨日美国界内，在南横街粤东会馆，传福寿班演唱夜戏，可见美国地界大有转机，比德界平安多矣。又由大街迤北迁去住户数千家，各行生意，亦多借地开市。诸般货物俱全，即德界居人买物，亦须赴美界方有也。”[51]
德界是当时京城各国占领区中洋兵纪律最差、社会秩序也最坏的地区。居住于美界的高枏曾在日记中写道：“九愚来，以德兵日内时到邻居子厚家。今晨亦有二兵入。此则讨嫌，军律究差。”[52]相对而言，居住于德界的仲芳氏感受更为真切具体：“十三日（八月十三日，笔者注），洋人搜劫，竟有带同二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掳。在院则无处不到，在屋则无处不搜，家中人多者，尚有携取数件而行；若家中人藏避仅留一二人看守者，则任其打劫至净尽而后已。”至闰八月五日，“近日洋人在各处挨家搜掳财物，本已水穷山尽，无可搜劫，街巷微觉安生。连日有德兵数名在铁门、草厂胡同一带拦劫行人，不分老幼，身带数百钱亦皆搜去。众人绕道而行，如避狼虎”。于是，德界居民纷纷迁于美界暂居，致使“骡马市以南，地窄人稠，房舍腾贵，多有三四家伙住一院者”。针对美界、德界如此之大的反差，仲芳氏如此解释：“大街南美界，有官绅及翻译数人，转谋美国带兵官，在界内出示安民，派洋兵保护街巷，又创设协巡公所，由地方官募派练勇，会同洋兵弹压缉捕。德国界内无人倡率，商民困苦何日得休，无怪人多迁移耳。”[53]
仲芳氏所谓之“协巡公所”，乃恽毓鼎、黄思永、王孝禹、贾子永等官绅于闰八月五日所成立的一个机构，“专办美界地面交涉事宜”。协巡公所的成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恽毓鼎等官绅出而为领头人物也是逐渐形成的。在成立协巡公所之前，恽毓鼎、高枏等京官便在恢复京城社会秩序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八月十一日，因都城缺粮，恽毓鼎与“王孝禹、李轩甫、徐士斋、邹镜泉（公义粮店掌柜）、张润泽，议设平粜总局于南横街，向洋人索护照，运货开市，以济贫民”。此后，恽毓鼎又“讬士斋向美官领签字护照，发交各商人”，“命其开张”，“而各铺但以护照冀免劫勒，而消残货，不肯出城运货”。于是，高枏、乔树枏等领取护照，“量力试办”，派人出城运货，以为提倡，亦兼平粜。[54]可以说，京官们一直在致力于恢复京城地面正常的社会秩序。
协巡公所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应始于八月三十日。当天，恽毓鼎“偕黄慎丈、王孝玉、贾子永、徐士斋至湖南馆，与美官戴勒生会晤。议每巷添设中国巡捕二名，司稽查奸宄，扫除街面，又设灯夫一名，司夜灯点息。又禁华人冒外国衣冠，招摇撞骗”。据恽毓鼎言，戴勒生“甚乐余辈出而与闻”。闰八月二日、四日，恽毓鼎等又与戴勒生连续会晤，“商办地方一切”，直至闰八月五日正式成立协巡公所。在恽毓鼎看来，成立协巡公所，是“隐以收回地面事权”。因此，在协巡公所成立的当天，“孝玉、子永谒庆邸，禀请加札，以存中国之体。盖京城未退，五城不能出面，故寄其权于公所也”[55]。
事实上，五城于七月二十八日便成立“五城分公所”[56]，而在此之前，陈璧还“与庆王一公文，请照会外国，容五城弹压地方，以五城练丁，须穿号衣，恐洋兵见而误枪也”[57]。但正如前文所述，陈璧作为五城分公所的长官，连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能够“弹压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恽毓鼎作为并不具有地面责任的五城绅董，在与洋人协商之后成立协巡公所，行使本应属于五城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权力，应该说也无可厚非。据恽毓鼎日记，闰八月七日“奉庆王札，毓鼎等会同各城绅士筹办地方事宜，严缉土匪，以安善良。遇有紧要事件，与五城酌办”。此前一日，因“美官来索华人四十名充华巡捕，巡绰街巷”，恽毓鼎便与黄思永、乔树枏、王孝禹、袁幼云、徐士斋等人，约巡城御史陈璧、张兆兰、许佑身三人在协巡公所会议商讨。“议以五城练勇充数，渐收地面规模。陈玉苍侍御允筹一百六十金为巡丁口粮（勇丁每名旧饷三两六钱，今加为四两）。”美官又欲请华官会审刑案，于是会议又决定“以司坊明练者，择派二员，附公所会审”[58]。而陈璧于闰八月九日“照会协巡公所”：“本五城拣得北城指挥陈文熙堪充正办问案官，中城署指挥丁惟忠堪充帮问案官。除札饬该指挥等迅速到差外，相应照会贵公所，请烦查照可也。”[59]
由此可知，协巡公所主要是负责应付洋人交代的工作，如请华巡捕巡街、请华官会审刑案等。遇到这些“紧要事件”，协巡公所不仅要与五城酌商，而且只有依赖五城出钱出人，才能完成这些由洋人交付的工作。某种程度而言，协巡公所就相当于在洋人与五城之间搭了一座桥，洋人的要求通过协巡公所转达给五城，而五城出钱出人交给协巡公所来办理。五城之所以愿意而且必须出钱出人，也是因为这些地面之责本应由五城来担负。在致庆亲王的公文里，陈璧曾如此表示，“城内向归步军统领衙门管辖，各国如在城内设立公所，应由该衙门派员商办”，如“前三门外各国界内如再有设立安民公所”，五城“自应一体酌核办理”。后来，属于五城地面的德界设立缉捕七局，陈璧在致庆亲王的公文中称“拟于正阳门以西，宣武迤东，至骡马市、西珠市口一带德国驻兵处所，设立缉捕局七处，经御史等公同拟派通晓德文知县程遵尧、县丞袁鉴布、经历王鸿均办理”，并请“拟照美国驻兵所经费成案，每月请发官款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60]在这份公文里，办理缉捕局的程遵尧等人为五城所派，而缉捕局也是因巡城御史“所请设立”，其办公经费同协巡公所一样“按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支领”。据此可知，协巡公所、缉捕局等由地方士绅出面主持的公所，看似独立，其实在人员、财政、事权等多方面受制于五城、总理衙门等中国官府。
除“紧要事件”之外，据《高枏日记》所载，协巡公所所办之事均较琐碎。“傍晚奂如来，乔来，疲甚，以协巡公所事过劳也。福建黄孝叔亦来，会茂萱因美知府以州骡分交十段地面，嘱赶买车十辆，为出土计。洋官于此事最急，谓渣秽不去，居人多病，大碍生机”；“协巡公所板车上街出土，家中积土用箩筐装之，板车至，倾其上，看此小小事，亦不容易。有骡有车有人饲养，工食谁堪独任。挨户捐钱，多少不等，最难周妥”；“街有出恭者，禁之不能，罚钱二千亦不能，事之难办如此”。[61]后来，恽毓鼎以“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默施禁制”为由，请庆亲王“札委”其“督办冬防”。陈璧对此大加驳斥，认为恽毓鼎是要“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在陈璧看来：
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地面告示均可张贴，到城词讼案件业已渐多。中城练勇局洋兵业已退出，酌复勇额，弹压地面。开厂煮粥，以济贫民。并在德国驻兵处公举绅士设局承办捕务。美兵官亦屡向五城催添练勇巡街，并面称愿五城照旧办事。是地方官办事之权正可逐渐收回，冀复旧制。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必俟洋兵尽撤，地方官始出办事，则官民之气久隔，恐将来骤难措手。地方事尽归绅董，亦非所以存政体杜弊端。
陈璧的这份咨文成文于九月三十日。由该咨文可见，京城社会秩序在九月间已渐趋于正常，且“地方官办事之权正可逐渐收回”，所以陈璧认为“地方应办事宜，如词讼、练勇缉捕及一切常年各处粥厂、暖厂等事”，应“由五城随时设法措办”。[62]作为地面官，陈璧于城破之时，便出示安民，后又于京师抢劫之风正盛之时，请庆王“照会外国，容五城弹压地方”，可谓尽忠职守。但城破之后，洋兵占据京城的态势，使得陈璧的尽忠职守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略显“太不晓事”[63]。随着形势的不断演变，至此时陈璧提出“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可见京城社会的秩序重建，或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也表明，京城的社会秩序，至九、十月间已不再是特别困扰京城官绅士民的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