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十月二十六日（1900年12月17日），一直坐镇京津指挥救援的陆树藩乘船南归上海，结束了救济善会在庚子年的北上救援行动。五天后，陆树藩在《申报》上刊登《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历数明春不得不再次救援的理由：

缘聂军门之太夫人等，及东南各省在京官商之有老亲者，均因天寒雨雪，未敢由陆到津，兼之徐许二大臣灵柩，现在寄存上斜街浙江义园，袁大臣灵柩在广惠寺暂行浮厝，亦须于开河后运送回南，此明春京城不能不接办救济之实在情由也。至保定派友设局护送到津者已有三百余人，嗣以河道冰阻不及载送，所有散在外县闻风来保者，络绎不绝，只得托孙麟伯廉访督同所派司友照料安置，以便开河后护送南归，此明春保定不能不接办救济之实在情由也。圻津附近一带，如唐山、芦台、杨柳青、王家口等处，亦有尚未到津不及趁轮回南者，现拟安插海运局内，候至开河再送，此明春天津不能不接办救济之实在情由也。[1]

此后不久，陆树藩又在《北方救济并归顺春赈启》中表示：

现际来源支绌，筹募维艰，救济事宜，拟以二月底停止，并当将一切收支汇刊征信录，以昭信实。凡南人稽留北省者，如需南归，无力措资，望即束装以待。转瞬和议告成，洋兵撤退，从此被难士商自可安居乐土，无事南迁。[2]

再次救援前，陆树藩仍然需要做一番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主要是致函盛宣怀，索取轮船“免票”。陆树藩在函中表示：“迩际春融日暖，北方河冻已开，接津局来函，天津报名者三百余人，保定报名者四百余人，均欲附轮回沪。京师唐蔚芝主政来信，京中欲行南渡者人数尚多，盼望孔殷，未能久羁时日”；同时告知：“闻和议将成，洋兵不日撤退，敝处救济事宜亦拟于二月底停止以示限制，业已驰禀合肥相国”，“惟月前京津保等处尚有待济之人，不得不仍旧接运，轮船水脚如或改章，则京中人又将纷纷议论，何厚于彼而薄于此！若至二月底截止，为日无多，需费有限，仍恳终始成全玉成斯举，或给发免票，或另借一轮。但借轮之靡费较多，不易供备，敝会经费充足，自当如数缴呈。届时款项不敷，只得仅贴饭食，此外煤价薪工惟有仰求尊处照章捐助”。[3]

盛宣怀复函称：“查商局与怡太两公司订立合同，凡事均归一律。去年秋冬间因津沽梗阻，客货不通，只济被难官商，故怡太两公司尚无异辞。现在津沪商轮往来如织，若局船多给免票，彼必谓我违章兜揽，反来责言。迭据商董面禀为难情形属实，所有京津保一带回南之人，只好依照尊函所称贵会章程，凡有力者仍出船价，稍次者出半价，确系贫难无力方给免票，总以二月底为止。如此分别办理，似尚无碍。业饬商董遵照专指两船，订期由局给发免票上船，只能以七百名为限，只能以两船为止，以副尊命。”[4]盛宣怀虽然表示为难，但终究还是“给发免票”，“以七百名为限”，“以两船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