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返沪之时，将京局之事则托付给刘鹗[202]。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以《老残游记》《铁云藏龟》著称于世。学界关于刘鹗的研究十分丰富，成果主要集中于刘鹗的文学成就。在刘鹗庚子救济一事上，学界也有不少成果。[203]学者们关注刘鹗的庚子救济，主要是因为该事件与刘鹗的死因或有关系。这一说法首先来自于罗振玉的《五十日梦痕录》：
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204]
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该说法，“并且为众多的著述所沿袭”，于是此说成为刘鹗致祸原因流传最广的说法。[205]刘鹗以绅士身份参与庚子救援，购米平粜并因此获罪，遭清政府流放新疆，并最终死于新疆。借刘鹗庚子平粜，或可得窥官绅之间的另一面相。
据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于《中外日报》的《捐款声明》所言：“时值陆纯翁到京，云，日下掩埋、平粜二事皆不可缓，公何不为之！仆以无款对。陆云，焦君处捐款甚多，可取用也。遂电商焦君云，约需款两万金。后由焦君如数汇到。于是掩埋、平粜、施医各局及时并举。又以千元创设东文学堂。及辛丑二月，款罄之后，接焦君来函云，此两万金中有救济金一万，焦君经手一万，名仆迅即归还。”[206]再据《救济文牍》所载刘鹗来函：“掩埋、平粜两事，原系阁下创议发端。故初办时，禀合肥相国，已申明系阁下之意。后因叠闻贵会款项支绌，无力兼顾，而事已不能中止，故电致义善源焦乐翁，筹借款项，照常生息，由弟归还。”[207]由此可知，在陆树藩进京前，刘鹗尚未开办平粜。陆树藩于十月十日出京，上海救济善会于十月十一日接到京局来电：“北京粮价日昂，急需平粜，乞筹借两万金电汇来。”同日救济善会沪局致津局电：“各处托汇信款，倘已解齐，则沪余银五千如需用，由隆顺电汇。接京局电，需银米平粜，速分援。”[208]刘鹗十月十一日京电与刘鹗“捐款声明”可互相印证，在陆树藩的嘱咐下，刘鹗很快便将平粜事宜付诸实践。
救济善会沪局接到京局“筹借两万金电汇来”的电报后，立即多方筹款。见于《申报》的筹款信息便有：十月二十日，“日前接京局电音谓，都中米价日昂，急需平粜，嘱即垫解巨款，以应要需。言词恳切，无异秦庭之哭。敝同人正在筹划之际，忽蒙省过轩大善士慨垫规元三千两、宝益堂大善士慨垫规元一千两、慎余堂慨垫规元一千两，本善会同人又勉垫规元一万两，合共规元一万五千两，又代各处汇信款二千两，即日均由道胜银行汇解至京，以济燃眉之急”[209]；十月二十一日，“苏州倪锡畴翁以京师米价日昂，急需平粜，筹垫规元一千两，又西湖主人借垫一千两，嘱即汇解，以资接济”[210]；十月二十二日，“天顺祥陈润夫翁，敝善会同志也，念北京平粜需款甚急，特借垫规元二千两，嘱即汇往都中以资挹注”[211]等。同时，沪局还致电济宁分局表示，如有余银，“仍乞汇回，以应铁翁京办平粜急需”[212]。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这3天的《申报》信息来看，救济善会沪局很快便向京局汇去的平粜款项，至少达到一万九千两。十一月一日，救济善会沪局接京局电云：“平粜城外两局，日售零米四千余斤，城内两局初四开。”[213]即京局平粜在庚子年十一月前后，便已经开办。十一月九日，沪局接京电云：“平粜成本三万，弟垫一万，沪垫二万。”[214]刘鹗自垫一万，恐系借华俄、汇丰之款。[215]阿英认为：“所谓华俄、汇丰之款，当系太仓粟价。”[216]
据刘鹗之子刘大绅言：“京人士乏食，先君知外军挟愤而来，必多糜烂。因使署多己之旧好，欲调护无辜，乃尽斥鬻所有，购米北上办赈，并设平粜局，抑人操纵。因此遂又恶杭人沈某、甬人洪某。其后米匮，方谋续运，适俄军欲用所踞大仓之屋，拟举仓储粟尽焚之，事为先君所闻，联合同时他人所办赈助机关，集资挽张某为介，尽购其米，都人士赖以不饥。”在该文自注中，刘大绅又言：“庚子变时，海运断绝，京粮不继，商人亦以乱未敉定，相率裹足，仓储又为外军所据，于是人皆乏食”，“迨先君平粜局创始，好善者继起，由津至平，定分区之约，各供给一区，且粜且赈，都人乃有生路。初犹因运粮有数，海口冰封，继载为难，每人每家均有限制。及太仓米出，始足济急需”。[217]显然，刘大绅所言刘鹗“尽斥鬻所有，购米北上办赈”有误，据前文刘鹗自述及救济善会京沪两局电报往来均可证明，刘鹗设局平粜乃庚子年十一月前后之事，距刘鹗北上之时已将近两月。
刘鹗之孙刘蕙孙根据刘大绅所言“海口冰封”一语，判断刘鹗购买仓米的时间是在辛丑年；同时根据刘鹗《辛丑日记》五月三十日所记“高子谷来，仓事清单携到”一语，更将购买仓米的时间锁定在辛丑年四五月间。对于刘鹗购买仓米之事，刘蕙孙因自小耳闻而有更为详细地记录。“有宁波人张姓者，充俄军翻译，来告铁云先生说：‘俄军要用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仓房，仓米无处可移，打算全部烧毁，你们既然缺粮，何不买来，岂非两全其美？’先生怕财力不足。张某说：‘他们本来是打算烧的，你能有多少钱？我去试着商量商量。’先生就拿出全部存款三万余两，换得全部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的存米，继续平粜。”[218]
刘蕙孙所言“三万余两”，与刘鹗电文所言“平粜成本三万”，或可互证。不过，在购米时间上，二者差异较大。实际上，刘大绅“海口冰封”一语恰恰表明，购米时间当在庚子年。救济善会之所以在庚子年十月中旬中止运送被难官商回南，正是因为“各处冰冻，难民无从渡海”[219]。陆树藩本人于庚子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乘轮船返沪之时，“行未数里，冰结甚厚，约有尺许，停轮守候”[220]。另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901年4月3日）所载“救济要电”，救济善会新一轮的援救被难官商回南行动已经开始。如果刘鹗购买仓米的时间在辛丑年四五月间，则与“海口冰封”大致在庚子年十一月、十二月和辛丑年一月相矛盾。且辛丑年四五月间，不但海运无阻，联军也大致要从京城撤离，所谓“俄军欲用所踞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之屋”的说法也无法成立。又据《申报》辛丑年一月十三日（1901年3月3日）《京师纪事》载：“俄人施放禄米仓余米。”[221]可知，刘鹗购太仓米当为庚子年底辛丑年初之事。
对于刘鹗究竟是否因为“私售仓粟”而获罪，历来说法不一。罗振玉、鲁迅持这种看法，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也持这种看法：“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222]刘鹗之子刘大绅也持这种看法：“然而不意此一事（即购米赈济，笔者注），遂为先君后来获谴主因也。”[223]阿英通过《救济文牍》与《救济日记》上的资料，考察了刘鹗庚子赈济的整个过程后，认为“铁云之死，其主因并不在此”，“所谓售太仓粟的罪案，不过是借词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权臣，如端方辈和他之间的矛盾，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224]刘德隆认为阿英的“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225]吴振清在列举了上述诸种看法后，也认为“庚子年私售太仓粟，并非1908年被捕流放的原因”[226]。
蒋逸雪《刘鹗年谱》附录了与刘鹗被捕有关的五件“端方与袁世凯及外务部往还电”，其中第二件列举了刘鹗的三项罪名，第二项是：“庚子之乱，伊更名在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227]汪叔子在《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一文中，将“清廷外务部关于捕拿刘鹗之收发文电”共17件按日期编列，梳理“刘鹗被捕及押往新疆情形”。其中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908年7月17日），“外务部发急电致端方”，列述刘鹗三大罪状，其二便是“庚子盗卖仓米”；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上奏折，附片专陈刘鹗罪状”，“列举戊戌矿、庚子米、上年盐三款”。[228]据此可知，“庚子盗卖仓米”作为清廷流放刘鹗于新疆的罪名之一，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阿英等认为，“庚子盗卖仓米”不过是“借词”而已，是意欲探询导致刘鹗被捕流放的真正原因。[229]
联军占据京城时，与各国商议购仓米以平粜者大有人在。庚子年闰八月一日（1900年9月24日），赫德曾致函庆亲王言：“刻闻某仓内存有上中下三色米约一万万斤，按照一百六十斤为一石，核计约有六十余万石，若中国现欲赎回，可按每三百五十斤付洋银六元三角，则每石约银二两余，约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每三个月付银三十余万两，惟头批银必须先付。目前复见恽大人，已将此事情形面请转禀王爷，昨由恽大人遣同文馆生徐文志来称，王爷愿照办理，应付之银，保定府库内尚有存款即可拨用云云。惟此巨款仍须由汇丰经手，不若由王爷特派一人或恽大人或他员专为经理。至总税务司帮同料理一节，亦须由王爷特备札文交下，以凭与汇丰商办一切，令知还款实有着落，且此事必须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则此项米石即早定转卖他人矣。”[230]信中所谓“恽大人”即恽毓鼎，在其庚子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详细记录。[231]
又据《申报》十二月六日《仁浆惠普》所载：“兵乱以来，小民谋食维艰，嗷嗷中泽。迨李爵相入都后，与日本大臣商订开仓平粜，分设数局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曁朝阳门外。老米定价每石银二两五钱，无论自食、转售，任民之便，米价因之大减。”[232]此事有时人日记作为印证，如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日所记：“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233]再如高枏闰八月二十四日所记：“石孙以日界老米价甚贱，约同买。”[234]杨文骏在九月初致盛宣怀等的电报亦可佐证：“日本放仓米平粜，每石二两五。”[235]同是从洋兵手中购买仓米，同样也是平粜，奕劻与李鸿章以权臣身份主持其事，乃分内之事；而刘鹗以绅士身份参与其事，则成为其获罪的“借口”。“私售太仓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刘鹗的罪状之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官员对于刘鹗越过官绅之界而揽官员之事的不满。
庚子年间的北京，还有一件与此颇为类似的纠纷，即中城御史陈璧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之间关于“协巡公所”权限的争执。当两宫西狩，联军入城，整个北京城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时，一些并无管理地方之责的京官或士绅纷纷成立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恽毓鼎所办理的协巡公所，管理“前三门外地面”，同时该地面也是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例应管辖之地。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在陈璧看来，正是“地方官办事之权”逐渐收回之时，恽毓鼎却向时任全权大臣的庆亲王提出，“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并请求“委毓鼎督办冬防”，“所有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针对恽毓鼎的请求，陈璧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认为“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并指出“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236]最终在陈璧的坚持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237]庚子年间，当联军入城后，官府的权力几乎**然无存。许多本来应该由官员办理的事情转而由绅士经手，这在非常时期实属正常，但在正常情况下又足够治人以罪。当官权处处受限时，对于绅士的越界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官权得到恢复，绅士曾经的越界之举则随时可能成为获罪的借口。
[1] 陆树藩：《救济日记》，1a页。
[2] 《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b～6b页。该章程原文中涉及人数处空缺。
[3] 《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
[4] 《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5] 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孙迎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 欧阳英、陈衍：《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418页，福州，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桑兵：《陈季同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9（4）；桑兵：《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陈季同述论》，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01～1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 陆树藩：《救济日记》，13b页。
[8] 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9] 参见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19辑，42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430、4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299页；沈庆年主编：《古村遗韵：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寻踪》，26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10] 又据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言：“上海所谓慈善团体的成员，在北京、天津活动时，并无薪金，每人每月支车马费一百两银子。”参见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
[11] 《本局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4b页。
[12] 《谕各小工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a页。
[13] 《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 《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6b～7b页。
[15] 陆树藩：《救济日记》，3a～3b页。
[16] 《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7] 陆树藩：《救济日记》，3b～4a页。
[18] 该章程应为初稿，因为还要征求贝尔榜的意见，但章程大致内容应该就是如此，所以才会被陆树藩直接收入《救济文牍》。参见《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2a～14a页。
[19] 《致上海本会诸同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3b页。
[20] 为此，救济善会在天津《直报》上刊登告白：“本会到津设局数日以来，报名者已有二百余人，业由本会送往塘沽爱仁轮船先行转载回南，此后如有南省被难官商，仍向针市街火神庙报名，以便随时给票，附搭招商局便轮回沪。封河在即，幸勿迟延自误为盼。”参见《上直报告白》，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b页。
[21]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驻津救济善会致上海总会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四日。
[22] 《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23] 陆树藩：《救济日记》，5b～6a页。
[24] 《刘铁云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40b页。
[25] 陆树藩：《救济日记》，6b页。
[26] 《致李中堂幕府杨、曾、杨、徐诸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2a～32b页。
[27] 《杨文骏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79页。
[28] 《济急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29] 《济急续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
[30] 《济急第六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31] 《济急三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六日。
[32] 《济急第八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33] 陆树藩于九月十七日，即自上海出发将近一月之久，才致函李鸿章幕府诸人，故在信中特别表示：“第设局之初，日不暇给，未及肃书奉候，心殊歉然。”参见陆树藩：《救济日记》，8a页；《致李中堂幕府杨、曾、杨、徐诸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2a页。陆树藩也是在自上海出发二十多天后才致函盛宣怀表示：“沪江拜别，舜及两旬，积慕之忱，无时或释。回忆濒行时，辱承大驾枉临送我，情殷远胜桃花潭水，此情此景感不能忘。”参见《上盛杏荪京卿》，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9a～29b页。
[34] 如陆树藩在抵达大沽口的第二天，即闰八月二十七日便“发上海电报”；上海救济善会于次日接到电报：“爱仁抵大沽，平安。陆。”《申报》于闰八月二十九日以《爱仁轮船安抵大沽电音》为题发布此消息。见陆树藩：《救济日记》，2b页；《爱仁轮船安抵大沽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闰八月二十八日，陆树藩“由广济轮船发上海信三封”，其中一封便是九月五日刊登于《申报》的《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一封是《再致上海本会潘、沈两君》，嘱咐“另有公函祈即登报为要”。见陆树藩：《救济日记》，2b页；《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再致上海本会潘、沈两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1b～22a页。《申报》于九月八日以《上海救济善会接天津电音》为题刊登陆树藩九月七日致上海电：“现借天津火神庙设局，难民甚多，欲一体救护。爱仁轮船准初十开回。”见《上海救济善会接天津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八日。《申报》于九月十三日刊登了陆树藩于九月三日寄出的第二号公函，同日还刊登了陆树藩于九月十日由天津所发之电，告知刘鹗等“已于初十日”安抵津门。见《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可以说，陆树藩身在京津之时，与救济善会沪局一直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随时通报各种信息，并对救济善会沪局的一些救援活动进行部署。
[35]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36] 《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37]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38] 《济急善会第三号京函济急善局施子英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39] 《济急三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40] 《天津北京烟台来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41] 陆树藩：《救济日记》，10a、11b页。
[42] 陆树藩：《救济日记》，12a～14a页。
[43] 《致杨莘伯太守》，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6a页。杨崇伊随后复函表示：“公平船是否来得及，俟船到再定。信一件外物两件，并求带京交贤良寺同事是荷。”《杨莘伯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38a～38b页。
[44] 陆树藩：《救济日记》，15a～19b页。
[45] 陆树藩：《救济日记》，20a～20b页。
[46]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上于十一月十三日以《救济会纪事》为题，对此次护送行动有非常细致的叙述，陆树藩在其日记中全文附录。见陆树藩：《救济日记》，20b～22b页。
[47] 陆树藩：《救济日记》，20b页。
[48] 陆树藩：《救济日记》，23b页。
[49] 陆树藩：《救济日记》，8a页。
[50] 《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日。
[51]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391、439页。
[52] 《署直隶臬司孙麟伯廉访致陆纯伯部郎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53] 《保定救济善会分局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9b～12a页；《署直隶臬司孙麟伯廉访致陆纯伯部郎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54] 《直隶藩司孙麟伯廉访致救济善会津局第二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55]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56] 《直隶藩司孙麟伯廉访致救济善会津局第二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57] 《署直隶臬司孙麟伯廉访致陆纯伯部郎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58] 《复孙麟伯廉访》，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6a～36b页。
[59] 《驻津救济善会致上海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四日。
[60] 《致上海本会诸同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4a～24b页。
[61] 《济急第六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62] 《难员南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
[63] 《逆旅施仁》，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64] 《济急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七日。
[65] 《指日南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66] 《善与人同》，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67] 《公平轮船南来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68] 《救济电音汇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69] 该批由安平轮船载回，“约计搭客三百余人”，其中由粤人刘吉六“送回广东同乡一百七八十人”，广帮名单“即由广肇公所录登”。见《同庆生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70] 该批由公平轮船载回。
[71] 《逆旅施仁》，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72] 《承办济急善局章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73] 《致唐凤池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1a～31b页。
[74] 《旋里须知》，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75] 《安旋故里》，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76] 《幸获生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77] 陆树藩：《救济日记》，24b～25b页。
[78] 《善士南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79] 陆树藩：《救济日记》，26a～26b页。
[80] 陆树藩：《救济日记》，6b、13a页。
[81] 《天津北京烟台来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安平轮船“搭客三百余人”，其中包括由广肇公所送回“在京广东同乡一百七八十人”。见《同庆生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82] 《双轮并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83] 《满载而归》，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六日。
[84] 《慈航普渡》，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85]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86] 《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87] 《陆纯伯部郎由津局呈李中堂稿》，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88] 《中国红十字救济善会募捐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8b页。
[89] 《上庆王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3b页。
[90] 《复余晋珊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5a页。
[91] 《复沧州梅东益军门、张莲芬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6a页。
[92] 《复孙麟伯廉访》，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6b页。
[93] 《救济善会杂记》，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八日。
[94] 《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95]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96] 据陆树藩所拟《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言，救济善会最终“由直北渡回南者计七千余人”，“凡南方义园被土匪或联军焚毁者，所有棺柩悉由会中商请开平矿务公司德璀琳君派轮送回上海”，“寒衣共施数万套，掩埋白骨几万千，米面医药不计其数”。见《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1a～41b页。
[97] 《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9b页。
[98] 《复余晋珊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4b～15a页。
[99]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2a～42b页。
[100] 《致陈志三》，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a页。
[101] 实际上，当时也并不是只有陆树藩有此创议。陆树藩的同年金兆蕃曾致函表示：“旋闻敌军深入，蒙尘长安。彼时即妄议当略仿红十字会办法，设会纠资，拯救北方被难士民，并为南省官于京朝者图归故里，驰书沪上义赈诸君子，未有成议。近闻执事力任提倡，实深欣跃。”见《金兆蕃同年来书》，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31a页。
[102] 陆树藩：《救济日记》，1a～3a页。
[103] 《救济善会杂记》，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八日。
[104] 转引自桑兵：《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陈季同述论》，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01、102页。
[105] 在由陆树藩拟定的《中国红十字救济善会募捐启》中，曾有如此表述：“八月间，禀准南北洋大臣仿红十字例创办北省救济善会，旋即捐募款项购带衣米药料，冒险航海抵津后，荆榛遍地行路维艰，而各国联军最重红十字会，颇承其格外保护。”参见《中国红十字救济善会募捐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8a页。
[106] 《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b页。
[107] 《照会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108] 《中国救济善会执照》，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3b页。
[109] 《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5b、6a页。
[110] 《保定救济善会分局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0b～11b页。
[111] 《复陆春江方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a页。
[112] 《济急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
[113] 《杨子通星使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5b～6a页。
[114] 陆树藩：《救济日记》，23a页。
[115] 《张贴天津各处晓谕居民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6b～7a页。
[116] 《致天津都统衙门》，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7a～48a页。
[117]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2a页。
[118] 《德医官贝尔榜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6a～26b页。
[119]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2a页。
[120]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121] 《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1a页。
[122] 《救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23] 《救济善会募捐启并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b页。
[124] 《上海道照会》，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4a页。《申报》于八月三十日以《照会照登》为题，刊登了此则“上海道照会”，内容与《救济文牍》中一致，也是“德总领事克照复”。
[125] 《告本会北来各司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7a～7b页。
[126] 《救济会章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127] 《照会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128] 《中国救济善会执照》，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3b～14a页。
[129] 《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b页。
[130] 《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6b页。
[131] 《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4a页。
[132] 《上盛杏荪京卿》，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7b页。
[133] 《盛杏荪丞堂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1a页。
[134] 《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b页。
[135] 有关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的名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136] 《济急第六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137] 《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4a页。
[138] 《告本会北来各司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7b～8a页。
[139] 陆树藩：《救济日记》，2a～3b页；《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0] 《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
[141] 陆树藩：《救济日记》，5a、7b、10a、11b页。
[142] 据《德医官贝尔榜来书》，在“德国头等统领”因一些中国人利用红十字“犯法妄为借端滋扰”，而不许中国人再粘红十字作标记时，贝尔榜为救济善会办事人员进行了辩解。见《德医官贝尔榜来书》，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6a～26b页。
[143] 《致天津都统衙门》，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7a～47b页。
[144] 丁家立，美国公理会教士，光绪八年来华，光绪十二年在天津设立中西书院，光绪二十一年受聘任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庚子年间一度兼任“天津都统衙门”汉文秘书，办理一切外交事务。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412页。
[145] 陆树藩：《救济日记》，4a页。据陆树藩致沪局的第二号公函，火神庙乃由曹子成租赁而来，“并由丁嘉立君添发护照船旗，为之保护”。见《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6] 《盛宣怀致丁家立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17页。
[147] 陆树藩：《救济日记》，5a页。
[148] 陆树藩：《救济日记》，14a页。
[149] 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397页。
[150] 陆树藩：《救济日记》，5b页。后来，陆树藩准备“由会中及本地绅董集赀设立便民质库，恳德璀琳为之保护，当蒙允诺”。见陆树藩：《救济日记》，10a页。
[151] 《致天津都统衙门》，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8b页。
[152]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实际上，后来是由富平轮船运回灵柩一百三十六具。见《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a页。据《救济日记》记载，此次北上救援，救济善会除运回灵柩一百三十六具外，还“拾埋碎骨七十六箱，又装大包三十七包，检全男骨六十一箱，女骨五十五箱，安埋碎棺四十八具”。见陆树藩：《救济日记》，26a页。
[153] 《致天津都统衙门》，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9a页。
[154] 《致天津都统衙门》，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9b页。
[155] 《天津设立施医舍材局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5a页。
[156] 陆树藩：《救济日记》，4b页。
[157] 陆树藩：《救济日记》，12a页。
[158] 陆树藩：《救济日记》，16a页。
[159] 《救济会纪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陆树藩：《救济日记》，21a～22a页。
[160]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161] 陆树藩：《救济日记》，13a～13b页。
[162] 陆树藩：《救济日记》，4b页。
[163] 《陆纯伯部郎在津禀李中堂稿并批语》，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在批语中表示：“此次津送避难官民，途险款巨，各绅民好义乐施，本应给奖，惟专摺具奏，必须在万两以上，方与奏奖之例相符。其办事出力官绅，统俟事竣，并案办理。仰即传谕知照，益加策勉。”
[164] 关于“官办赈捐”与“民办义捐”的区别，《申报》的一则赈所公启中，曾有如此表述：“如欲请奖者，指交李君秋亭，归入官办；无须请奖者，解交严君佑之诸公，归入民办。”参见《申报》，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转引自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性——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6页。
[165] 《上盛杏荪京卿》，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7b～8a页。
[166] 《盛杏荪丞堂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1a页。后来由郑观应拨派爱仁轮船，专供救济善会北上之用。《致郑陶斋观察、唐凤池太守》，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5b页。
[167] 《呈招商电报局督办盛》，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6a～7a页。
[168] 《复朱子文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5b～16a页。
[169] 有关“免收水脚”之事，陆树藩与盛宣怀之间曾有一点争执：陆树藩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表示：“侄客秋北行初拟章程，凡南渡被难士商有力者须出船资，无力者发给免票，即古人周急不继富之意。不料济急会由京到津被难官商概送登轮，不收水脚，亦未给予免票，以致无从区别，则侄处津局亦只得一视同仁，未便歧异。”《上盛杏荪丞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6a页。盛宣怀则在回复中表示：“去年所给被难客商水脚半价竟有辗转私售之弊，实亦防不胜防。兹将旧票一纸奉览，想高明必当相谅也。”《盛杏荪丞堂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2b页。本书第四章也曾论及此事，杨文骏对此颇为头疼，反复考虑后采取概不收费的办法。
[170] 《移招商局》，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8b页。
[171] 余联沅曾向救济善会捐银一千两。见《致余晋珊观察》，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19b～20a页。
[172] 《致余晋珊观察附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8b页。
[173] 《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2a页。
[174] 《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2a～3a页。
[175] 《致余晋珊观察》，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0b页。
[176] 《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5a页。
[177] 《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1a页。此后余联沅还有类似来函：“泰顺轮船运津棉衣已于第四百九十八号红函致关免验放行，并先勒复台端，谅邀鉴及。”见《余晋珊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4b～5a页。
[178] 《上四川学台吴》《上周玉山方伯》《上柯逊庵都转》《致陈云仲太守》等，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9b、10b、11a、12b页。这些信提到李鸿章的批示时，用语均保持一致。
[179] 《禀两湖总督张、两江总督刘、四川总督奎》，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a页。陆树藩于闰八月十四日“奉两江督宪批：所禀事关善举，自应照准，仰候札行江藩司标中军，分别移行各属，一体酌量捐助可也。此批”。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b页。
[180] 《禀粤督陶、粤抚德》，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0a页。
[181] 《禀山东抚院》，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9a页。
[182]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a～7b页。
[183] 《八月十四日奉批》，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b页。
[184] 《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85] 《八月十七日奉李中堂札》，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3b～5a页。
[186] 《呈江督刘、鄂督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b页。
[187] 《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88] 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12b～13a、14b～15a、20a、21a～21b、22a～22b页。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职局”，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6b、21a页。
[189]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22a页。在上呈刘坤一、张之洞的禀稿中，陆树藩也自称过“卑局”。《呈两江督宪刘、两湖督宪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1a页。
[190] 《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10a页。
[191]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b页。
[192] 陆树藩到达天津后，曾移文“直隶候补道张”称：“创立救济善会，订定章程，禀奉北洋大臣李批准”。《移直隶候补道张》，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0b页；后在《天津设立施医舍材局启》中亦称：“特禀合肥相国倡办救济善会”，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4b页。
[193]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a页；《禀复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7a页；《呈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8a页；《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2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4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0a页；《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a页。
[194]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3a页。
[195] 《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15a～15b页。
[196] 《禀李中堂夹单》，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9b页。
[197] 陆树藩：《救济日记》，19b页。
[198]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199] 《上聂仲芳护院、陆春江方伯》，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8b页。在致倪锡畴的信中也是如此表述，见《致倪锡畴》，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39b页。
[200] 《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会事宜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201]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202] 《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禀李中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1b页。
[203] 最早的专文是阿英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一文，据《阿英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文写作于1936年。随后是刘鹗之孙刘蕙孙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一书，对刘鹗庚子救济之事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接着是刘德隆、朱禧、刘德平所著《刘鹗小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以“刘鹗与庚子救济”为题，用专节篇幅较为完整地叙述了刘鹗在北京的赈济活动。最新的专文是郭长海发表于日本《清末小说》杂志2004年第27号的《刘铁云庚子北上之行踪——刘铁云书信拾遗》（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224～23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从《申报》等报刊上发现不少新史料，从而对刘鹗的庚子救济一事有了更为完整地叙述。
[204] 罗振玉：《雪堂自述》，10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05] 吴振清：《刘鹗致祸原因考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06] 刘鹗：《刘鹗集》，刘德隆整理，上册，666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207] 《刘铁云太守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33b～34a页。
[208] 《救济电音汇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09] 《汇解巨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10] 《无量功德》，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211] 《垫款平粜》，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212] 《救济要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213] 《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214] 《救济京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215] 据《捐款声明》，刘鹗随身所带赴京之款项，到京后“不及两月，前款已尽”（《刘鹗集》，上册，666页），故刘鹗自垫之一万两多半系借款。刘鹗在致陆树藩函中曾提及“所欠华俄、汇丰之款”（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34b页），或许即此项借款。
[216] 阿英：《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见《阿英文集》，284页。
[217]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402、4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18] 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62～63页。
[219] 《陆纯伯部郎在津禀李中堂稿并批语》，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20] 陆树藩：《救济日记》，24b页。
[221] 郭长海认为，这“正是刘铁云的事迹”，“因为刘铁云购买俄占太仓米一事，已由多方证实，但不知是何仓。现在知道，应是禄米仓”。郭长海：《刘铁云庚子北上之行踪——刘铁云书信拾遗》，见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233页。
[222] 胡适：《〈老残游记〉序》，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371页。
[223] 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402页。
[224] 阿英：《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见《阿英文集》，281、286页。
[225]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小史》，43页。
[226] 吴振清：《刘鹗致祸原因考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27] 蒋逸雪：《刘鹗年谱》，5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
[228] 汪叔子：《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4）。
[229] 据汪叔子、吴振清的考辨，刘鹗致祸实与其泄露、出卖国家机密情报，并伙同日本人成立盐运会社，给清政府造成外交、商务上的一系列麻烦有关。参见汪叔子：《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4）；吴振清：《刘鹗致祸原因考辨》，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3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1]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7～68页。由《恽毓鼎庚子日记》来看，赫德与奕劻的此项交易最终并未达成。
[232] 《仁浆惠普》，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233]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54页。
[234]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03页。
[235] 《济急三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六日。
[236] 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近代史资料专刊《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714页。
[237] 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册，721～722页。对于该事件，笔者有专文论述，该文附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