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救援后，陆树藩曾拟“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其中叙述了他在庚子救援过程中对红十字会认识的深入过程：“蒙各国红十字会友，来会将红十字例条见示，知红十字会总会设于瑞京，不入此会不得滥用红十字会旗帜，更不得享此会之利权，其慎重也如此。”[99]于此可见，陆树藩在创办救济善会之初，对红十字会的了解十分有限。在“救济善会启”中，虽号称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但在致陈志三的信中，陆树藩吐露真言：“弟因念亲族朋友旅居于北京者，流离失所、进退无门，仿照外国红十字会之例创设救济善会，无非是保我同类之意。”[100]显然，对于陆树藩而言，“红十字”不过是其用于赢得洋人信任的一个招牌而已。[101]
在陆树藩眼中，洋人对于“红十字”皆礼敬有加。救济善会起航北上时，陆树藩在闰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的经历：“二十三日，同贝尔榜、喜士、敬如，至德公司船，名汉那威。船上有兵官四十二人、兵士一千五百人。各兵官下梯握手相迎，兵皆擎枪鹄立。延至官厅，酌酒相敬，并极言外国设立红十字会之有益，并出纸索书姓氏以为日后记念。由敬如通语，至两句钟之久。辞出，各兵官复送下梯，握手珍重而别。下午四句钟，爱仁轮船展轮出口，德兵船升旗发号致敬”；闰八月二十六日又记：“二十六日十句钟到大沽口，有德国红十字会船一艘，升龙旗示敬”；闰八月二十九日再记：“二十九日，德兵船有兵官三人登轮来拜，宴以酒食，商办红十字会各事，允派德兵一名押一华商民船为我会中装运粮食赴津之用。是时，塘沽各华船皆归外人雇佣，设非德人分拨，我会竟无船可雇也”。[102]在《申报》刊登的“救济善会杂记”中亦有类似记载：“当爱仁泊塘沽时，各国巡舰绕船巡视，均不上船。凡系红十字会中人，别国兵轮船均升炮，并悬中国龙旗相敬，此不可多得之事也。”[103]
据沈瑜庆《陈季同事略》记载，各国对于救济善会所乘之船的礼敬有加，乃是因为陈季同的缘故：“西人闻季同名，皆遵约束，于是季同率救济轮船悬龙旗直入大沽，两岸洋兵欢呼雷动。”[104]洋人究竟是因为陈季同，还是因为红十字，而对救济善会礼敬有加，难有定论。但至少在陆树藩看来，洋人礼敬有加的态度是因为救济善会挂了红十字的招牌。[105]正是由于陆树藩相信，洋人对于“红十字”有着充分的信任，才在咨会上海道向德国领事请发护照的咨文中如此表示：“伏乞迅赐照会德总领事，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想德总领事共有好生之德，必蒙俯赐允准成全善举。”[106]德国领事也的确同意颁给护照，并在回复中表示：“今该会自行派人办理，再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之办法，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107]而且在由德国领事签发的“中国救济善会执照”中亦明确表示，颁发此照“以便各国文武各员查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准其出入保护一律供差”[108]。这表明，救济善会所标榜的“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在德国领事这里获得了认同和支持，并从而扫除了北上救援的安全障碍。
也因此，在救济善会北省各局制定的章程中，“红十字”均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津局办理章程》第七条规定：“会中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俾中外军民认识，系是会中人”；第十一条更是规定：“轮船开赴天津时，须由会中开列名单，请船主点验人数，如有不穿红十字记号衣服、身无护照者一概不得混入”。[109]在《保定救济善会分局章程》中第六条规定：“各处发出函信章程辗转知照，如有来信报名者，先将籍贯姓名官幕商民男女主仆眷口若干人登记簿册，一面派红十字会兵役前往接护”；第七条规定：“各处家眷行李来保，先行通知善会，即刻派红十字会执事、兵役接护搬运公所善会中，应先与各国兵官说明，难民眷口进城，洋兵勿可阻拦”；第十条规定：“凡善会执事之人登列名册，衣上有红十字记号，洋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外人不得仿照钉用红十字希图冒混，如敢故违，查出究罚”。[110]
虽然中国当时尚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陆树藩通过各种方式将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紧密联系起来，极力在人们心目中塑造一种救济善会即红十字会的印象。在回复陆春江的信中，陆树藩甚至直接表示：“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111]毫无疑问，陆树藩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蔡均在向救济善会捐款时，称救济善会为“红十字救济会”[112]。驻俄公所杨儒致函陆树藩：“弟去年奉简赴和兰弭兵会，议定各约中有推广红十字会一事。曾疏请朝廷举行，并愿力任此事，襄成义举，早树规模，示中国善与人同之意。侧闻盛举，实获我心，虽办法稍殊，而宗旨无异。”[113]陶濬宣针对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之事赋诗称赞，也直言“救济会原红十字”。[114]
救济善会拥有了红十字会的形象，特别是救济善会津局办事人员按章程规定，“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而这个类似于基督教十字架的标志符号则有可能给津局办事人员带来另一种危险。因此，救济善会进入天津不久便拟定了《张贴天津各处晓谕居民告示》：
然当此京津大局未定之时，我等万不能插翅飞来，只得禀请苏松太海关道余，照会各国领事给发红十字护照，以便到处救济。凡我善会中所派司事夫役人等，往京津各处救济难民者，身边及舟车均以红十字旗号为凭，且带有外国护照及本会护照。须知此等司事夫役均系各省善士请来者，并不奉教，亦非传教之人。诚恐内地居民少见多怪，错认红十字为教民，任意伤害，则大失海内各善士为善之心，特此预为知照官兵居民各色人等知悉。想彼此均各有好善之心，切勿误会伤害。倘会中所派司事夫役人等，有在外借善举为名招摇不法，许本地居民来局控告以便送官究办，其有加害本会之人者亦当一体办理，切切。[115]
救济善会在晓谕天津居民不要“错认红十字为教民，任意伤害”的同时，又致函天津都统衙门，表示救济善会乃“略仿泰西红十字会章程”而创立，请求都统衙门“一体保护”，并“恳出示晓谕，所有敝会上下人等均随身带有本会中西文凭执照，衣上并订有红十字为凭，凡往来经过地方，均须随时验放，以利遄行”。不久，救济善会又致函都统衙门，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用特函请贵衙门先出洋文告示，遍谕各军，凡敝会董事小工身上均有红十字记号，各国洋兵不得欺侮。兹送上红十字旗四面，即请盖印签字给领，以便敝会于应办掩埋地段均行插立此旗，咸资保护。”[116]“红十字”由此成为区别救济善会办事人员与一般中国人的标志性符号。
由于洋人对“红十字”的信任，也由于救济善会的自我塑造，更重要的是救济善会本身所致力之工作确实是善举，“红十字”给救济善会的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陆树藩事后曾表示：“凡联军之在直北者，上至将帅，下及兵卒，莫不帖佩此举。故会中司友无论欲往何处，均无阻止，因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以示区别。”[117]不过，“红十字”带来的便利，很快便造成了新的问题。德医官贝尔榜为此特别致函陆树藩：
谨将德国头等统领所告我一切，通知阁下，此皆与贵会中有关系者。缘此处时有中国人不在中国救济善会中，而亦用红十字粘臂作记者，时犯法妄为借端滋扰。事为德国头等统领所闻，因此告我转通知阁下，从今以后中国人再不许粘红十字在臂作记，并云贵会中司友或工仆人等，概不能与洋兵巡捕滋扰等情。弟当时已将贵会中从前所开之名单使渠观览，并云此次乘爱仁轮船来津之人皆系善人，断无此等情弊。且各人例有护照及小照，以示系中国救济善会者。以上情节祈阁下通知会中之人，以后凡系中国救济会中工仆人等，应无庸将红十字粘在臂处，凡系会中官员亦可无庸以红十字作记。惟将所有中法德三国文字之护照及所影小照时常随身带走，以便查验而示区别，特此通知。[118]
因为非救济善会中人借红十字“犯法妄为，借端滋扰”，中国人（包括救济善会中人）被剥夺了“粘红十字”的权利，善会中人只有“将所有中法德三国文字之护照及所影小照时常随身带走，以便查验而示区别”。陆树藩在《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中提供了另一种当时的中国人不能佩戴“红十字”的说法：“后各国兵官咸以敝会未入杰乃法之会，未便滥用红十字旗帜，各都统故嘱敝会将红十字改为蓝十字，以示郑重之意。”[119]后来，陆树藩在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中又表示：“与洋人交涉，知是善举，莫不钦敬。”[120]因此，无论是红十字，还是蓝十字，让洋人“钦敬”和信任的不是某种符号，而是这种符号所代表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