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曾在《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中追述庚子年北上救援时的情景：“于八月二十二日（应为闰八月二十二日，笔者注），偕同上海德国总领事克君荐来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此外华医数位，以及司友人等共约百余人，乘轮往北”，“其时水路不通，华轮赴沽恐被联军所夺，故由德国医官贝尔榜悬挂德旗，并红十字旗以示保护。至津时通知联军会中所办各事，当承许可并承随时保护”。[121]在庚子救援期间，尤其是在救济善会最初北上入津的过程中，主要是德国人向救济善会提供了保护。
在向社会公众宣告救济善会成立的《救济善会启》中，陆树藩声称救济善会已“先请法总领事电达各国领兵官，如遇中国被难官商军民，必须妥为救护”[122]。此处“请法总领事电达各国领兵官”或为笔误，据《救济文牍》中所载《救济善会募捐启并章程》，乃“先请德总领事电达各国领兵官”[123]，且在上海道致陆树藩的照会中也是“德总领事照复”表示，“惟是各国兵丁代该会华民救护帮助，倘有费用，将来由该会缴还一节，内中有许多碍难之处，本总领事未便函嘱各国领兵官”。[124]事实上，当陆树藩有意北上救援时，曾“遍谒驻沪各国领事冀求保护之法”，但各国领事因“事巨途遥，咸恐鞭长莫及”，“幸此时有德国水师提督及新简驻华钦使来沪，冒昧干请，竟承慨允，并派该国医官贝尔榜君偕同来北”。[125]于此可见，陆树藩北上前对于外国保护的寻求，并不仅仅限于德国，而是广泛撒网，只不过最终答应保护的只是德国而已。
《申报》在八月十七刊登的《救济会章程》中第四条规定：“派赴京津救济难民之华人，由德国领事给照保护，并由德提督商请洋人喜士随同照料。”[126]其实，在《申报》刊登《救济会章程》时，德国领事还并未回复，是否给照保护。直到八月十九日，德领事才给予明确的答复：“以此项救济会之人，嗣后如北上救济，应请饬将会中人之姓名开列清单送署，以便本总领事缮给执照。”[127]《救济文牍》上录有“中国救济善会执照”：
中国救济会为发给执照事，兹因江浙同人仿照泰西红十字会大意设立救济善会，已请驻沪德国总领事准派轮船前往津沽一带救济受伤被难诸人，不分畛域，凡我会中之人理应执有执照以便稽考。兹有本会某某随同北上，合给此照，以便各国文武各员查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准其出入保护一律供差须至执照者。[128]
在得到德国领事的保护承诺后，救济善会赴津前后制定的有关章程，均指明救济善会由德国保护。如在《津局办理章程》中，开头便是“已由驻沪德总领事电达驻津德总领事，如救济会轮船到津，请由德兵船保护会中人登岸救援难民，沿途并派德兵护送”[129]；在《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中则明言，陆树藩“创立救济善会，并请德国国家保护”[130]；在《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中，更专门规定“本会办事并会友来往京津，及难民回南，或坐船或雇车，均请德国保护”[131]等。
驻沪德国总领事不但给予救济善会护照，还向其推荐“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随同照料。事实上，在向各国领事请求给予护照前，陆树藩对于北上救援的安全保障考虑得较为简单，即仅是聘请洋员。在致盛宣怀的信中，陆树藩表示：“侄不揣愚陋，为拯援北方被难各人起见，创设救济会，除延订洋员及筹备款项外，欲向尊处拨借一船。”[132]盛宣怀致函表示：“至延订洋员，亦是要著，鄙意以为应先与驻沪领事商定，给予护照，请其电告驻津领事及联军统领，到津方免阻碍也。”[133]由此可见，陆树藩对于聘请洋员是非常重视的，重视程度甚至达到认为只要有洋员随同前往，即可安保无虞。
因此，在救济善会出发前制定的《津局办理章程》中第一条便规定：“会中聘请洋人一员、翻译一员，凡遇有各国交涉事件以及联军碍难之事，悉归洋人办理”，“到津后须由洋人先向各国领兵官道达一切情形，以求至妥”。[134]《中外日报》在救济善会出发前所刊登的“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中，“洋人喜士”的职务是“总理”，“陈敬如、严又陵”不过是“洋帮办”。[135]而据盛宣怀等致杨文骏之《济急第六号公函》记载：“闻纯伯在沪动身时，与所延德医订有轮船一切均归其主政之合同”[136]。盛宣怀所言虽系听闻，但此事可能性极大。爱仁轮船北上赴津时，“由德国医官贝尔榜悬挂德旗，并红十字旗以示保护”。爱仁轮船抵达塘沽后，在陆树藩与贝尔榜拟定的天津开办章程中，甚至有这样的规定：“本会救济难民所用银两，随时写立收据，向贝尔榜支取拨用”；“中国善会现承德国派兵保护，如德国及他国善举，中国善会应赠送物件以示相助为理之意，贝尔榜君可随时酌斟，通知董事办理”。[137]由此可见，德医官贝尔榜不但主政爱仁轮船一切事务，而且完全掌控救济善会的经费使用。
正是由于救济善会过于依赖贝尔榜，当爱仁轮船抵达塘沽，贝尔榜前往天津办理护照、租屋等事，迟迟未归，即引起救济善会北上人员的人心**。陆树藩为此专门拟就《告本会北来各司友》：
兹已由贝尔榜君往津办理一切，日内即当设局举行。第闻数日来司友诸人，以事涉迟回，咸怀疑惧，私相聚议，颇有退心。殊不知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系专往军前救济，枪林弹雨出入坦然，非血性过人不能任此。现闻津京一带停战已久，炮火之险似可无虑。惟本会既托贝尔榜君保护，凡事应与熟商以求妥善，何可轻举妄动，致肇事端。诸司友等既入我会，自应恪守局章，其中如有畏难疑虑，此时不妨告退，仍趁原轮南返。若一经抵津设局，无论派办何事，均责无旁贷，各有专司，未便藉故推诿希图规避，尤望和衷共济相与有成，果能任人所难，不辞劳瘁，本总董亦当格外奖励以示大公，勉之勉之，是所切祷。[138]
事实上，救济善会也的确是在贝尔榜的照料与布置下，顺利由沪至津，并在津设局展开救援。由于爱仁轮船同时悬挂德旗与红十字旗，故德国红十字会船“升龙旗示敬”。抵达大沽口后，由贝尔榜先行登岸“商准德提督，指出三汊河栈房以屯衣粮”；后又由德兵官派德兵押华商民船，将爱仁轮船所带物资转运赴津。同时，也是由贝尔榜先行赴津办理护照事宜。[139]故陆树藩在抵达塘沽后，致函沪局表示：“同来之德国医官，保护极征周至，想一路到京可无他虑。”[140]
不过，在救济善会津局成立并展开救援后，贝尔榜出现在陆树藩的日记与救济善会公函中的次数便较少了。贝尔榜与喜士住在利顺德饭店，陆树藩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四次造访：第一次，九月八日“至利顺德饭店，晤贝尔榜、喜士”；第二次，九月十六日“至利顺得访贝尔榜，同到汇丰取银”；第三次，九月十八日“至紫竹林访贝尔榜，商议赴京事”；第四次，九月十九日“至紫竹林访贝尔榜取银”。[141]仅就陆树藩《救济日记》而言，到达天津后，几乎都是陆树藩前去拜访贝尔榜，目的以“取银”为主。虽然这并不能表明，贝尔榜到达天津后对于救济善会已经完全漠不关心[142]，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德国医官贝尔榜对于救济善会在京津地区的救援行动并无多少助力。陆树藩与救济善会只能再寻求其他国家或其他洋人的保护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