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搭载被难官商的轮船启程后，京津等地的救援机构就会电告上海的救援组织，以便其提前做好安置准备。事实上，早在陆树藩与救济善会刚刚出发北上之时，东南济急善会沪局在接到北京闰八月二十二日发出的“济急京电”与闰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济急续电”后，便表示：“各京官既多愿回，日人可保护至塘沽，又得莘翁躬亲到津料理此事，必极周妥”，“俟奉人数行期电示，即当另放专轮相迓，必不误事。到沪后，如何暂住，亦已分头预备矣”。[61]上海方面行动非常迅速，筹备工作很快便开展起来。在《申报》闰八月二十九日一则名为《难员南下》的新闻报道中，“救济善会丁绍芬”和“济急善局庞元济、施则敬”联合发布告启，指出救援被难官商回南之轮船，“屈指重阳节边必能航海抵申，惟官商人数众多，到时恐难安插，伏祈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免致临时侷促；一面并请郑陶斋观察，派友分恳各栈主，量予通融，暂准免收房饭等资，以期时艰共济。一俟到埠有期，即当飞函奉请诸君，各赴金利源码头妥为照料”。[62]三天后，“救济善会丁绍芬”和“济急善局庞元济、施则敬”便以《逆旅施仁》为题在《申报》公布了上海各客栈免费提供住宿的消息：“顷接招商局郑陶斋观察函开，敝局袁仲蔚、唐韶笙两君，已与长发、泰安、名利、长春、全安、晋升、鼎升、天保各客栈主商定，将来北省被难绅商来沪投栈，不计房钱，祗收饭金，每口每日钱一百二十文，即凭济急善会凭条住宿五天为限等因。祗遵之余，仰见陶斋观察，暨各宝栈主，顾全乡谊，宏济时艰，曷深感荷，谨请登报，奉扬仁风。”[63]短短三天便将上千北方被难官商抵申后的住宿事宜安置妥当，于此既可见救济会与济急会强大的动员能力，也足以显示上海相应资源之丰富。在东南济急善会九月四日致北京的第七号公函中，上海方面表示：“回南各京官应放轮至塘沽迎候，及到沪后如何安顿，前信业经叙及，现已一切料理停妥。”[64]

尽管如此，当载有被难官商的轮船即将到达上海时，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还是会再次联合发布告启，以提醒“各帮绅董”至码头“公同照料”：

启者：京都南旋官绅商民，现已陆续到津，即蒙盛京卿派公平、安平、爱仁、泰顺四轮赴津分配送沪，所有寓津官商亦即附搭四轮同来。届时伏祈各帮绅董惠临金利源码头公同照料，并求洋泾浜长发栈、长春栈、全安栈、泰安栈、永安栈，双庆里同丰祥栈，法界马路名利栈，珊记马头晋升栈，昼锦里鼎升栈，集贤里天保栈诸位主人先行预备，届时即当缮具凭条，注明姓名人数，以便寄寓。栈中能求各派妥人前往马头照料，尤深感盼，钞乞登报，布告同仁。上海庆顺里救济善会、丝业会馆济急善局同人谨启。[65]

“各帮绅董”即各省绅董。诉诸同乡之谊，是救济会与济急会等救援组织能够有效动员上海各种资源的常用办法。前文所述救援组织在征集被难官商的住宿地时，均特别强调“伏祈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申报》九月十八日所刊载之《善与人同》言：“昨承王旭庄太尊面示，三洋泾桥永安栈主人已商明，俟出京官绅到沪时，所有安徽、福建两帮，均可借住栈中；又双庆里同丰祥栈主人，籍隶福建，亦愿俟建帮人到申借住，房金一律不收，仅每人日取饭资一百二十文。”[66]

救援组织有时还会在“轮船南来”的电报中，公布随船而来的一些重要人物或家眷，希望对其进行特殊照顾。如《申报》十月一日登载的《公平轮船南来电音》：“九月二十九日接烟台来电云，公平船由天津回上海，载客二百十五人，内有广东制军及翁中堂、陆学使诸公家眷，此船今日下午开等语。谨钞乞登报，布告同仁。约计十月初一上午必能到埠，仍祈工部局董及各会馆、各客栈添派妥友，前赴金利源码头照料为幸。上海救济善会丁绍芬、济急善局施则敬等谨志。”[67]又如《申报》十月二十日刊登的《救济电音汇录》：“十二日沪会津局来电云，安平免票六百五，新裕免票四百六十四，廖曾戴徐四公请照料。上海庆顺里救济善会潘赤文录。”[68]

不仅是重要人物及其家眷的姓名会登录于报端，凡是被救援回南者，其姓名大都会被救援组织刊于报端。《申报》上所刊登的被难官民名单有：九月二十日之“救济善会第一批爱仁轮船载回被灾官民名单”、九月二十八日之“救济善会第二批轮船载回被难官民名单”[69]、十月三日之“救济善会第三批送回被难官民名单”[70]、十月七日之“救济善会第四五批轮船送回被难官民名单”、十月八日之“续录救济善会第四五批轮船送回被难官民名单”、十月九日之“续录救济善会第五批轮船送回被难官民名单”等。此外，还有十月一日由广肇公所录登之广帮被难官商名单，十月四日之“安平船来官绅衔名单”，十月七日之“安平轮船南来官商姓名单”等。

救援组织将这些被难官商载回上海，并安排其免费借住客栈，但借住时间大多以五天为限[71]，最终还是要将这些被难官商送回各自家乡。济急善局开办之初，曾针对陆路救援有过这样的规定：“镇江为官商南旋必由之路，即请招商局朱煦庭先生妥为照料，并按名给发免票，即以收条所书人数为凭。”[72]即由轮船招商局将这些已经南旋之被难官商再运送回乡。对于那些由海路救援回南之被难官商中的无力归乡者，恐怕也是由这些救援组织安排其免费返里。陆树藩曾致函轮船招商局唐凤池，请发给某难官“长江轮船免票”：“五品顶戴即选县丞陈本懋赋闲三载，典质俱空，今复遭乱离，弥增困顿，现来敝局报名，沥陈苦况，当令其乘坐公平轮船回沪。特抵沪之后，旅舍维艰，而季子囊空，欲归不得，终不免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用特代达台端，发给伊眷属四人长江轮船免票，俾得早还安庆，则感戴云情实无涯矣。”[73]协济善会为此还专门在《申报》上刊登告启：

前泰顺轮船由津载来都中官商士庶，其杭嘉湖三府缺乏盘川者，已由敝会各给戴生昌船票送归。因悉回绍者，每经杭省过江旋苏者，亦附搭轮船为便。兹议后，船由京被难来申，杭嘉湖绍苏五府人确乏川资者，可来敝会掣取轮船免价票，并代付船中酒饭资，尽可言旋故里不费阮囊。其有力者，仍请自理。合先登报，俾众周知。上海三马路协济善会尤炯、杨兆鏊、丁绍芬同启。[74]

十月三十日，协济善会又在《申报》上以《安旋故里》为题，刊登了由该善会“各给船票并代给酒饭资所有姓氏人数”。[75]协济善会的救援对象限于“杭嘉湖绍苏五府”，而本书第四章叙述粤籍京官之救援时，也曾提及由安平轮船载回之“粤中官商工匠”，“旋由广肇公所发给水脚盘川乘广利轮船返粤”。[76]据此可见，被援救回上海的东南各省官商士民，再由上海回到各自家乡的过程中，在沪各会馆各帮绅董当是重要的资助者。

陆树藩本人于十月十九日乘协和轮船由津起航回申，二十六日抵申登岸。[77]次日，《申报》以《善士南旋》为题报道了陆树藩返回上海的消息：“陆纯伯部郎为存斋观察之哲嗣，渊源家学，早掇巍科，迩悯京津被难官商流离颠沛，特集资创兴救济善会，亲身北上资送南旋。日来北风怒号，津河将冻，爰返旋南下，于昨日午刻携同官民二百二十二员名口，乘协和轮船抵申，似此济众博施、好行其德，诚晚近所罕逢者也。”[78]

据陆树藩《救济日记》所载，“是役也，共援出被难官民三千五百八十三人”，并将历次人数开列于后：

爱仁轮船于九月十三日出口，载难民一百七十一名；安平轮船二十一日出口，载一百五十一人；公平轮船二十七日出口，载二百十五人；协和轮船二十九日出口，载一百七十一人；泰顺轮船十月初二日出口，载七百六十人；爱仁轮船第二次于初八日出口，载二百十人；安平轮船第二次于初九日出口，载七百十五人；新裕轮船十二日出口，载四百九十六人；普济轮船十四日出口，载三百二十八人；泰顺轮船第二次于十六日出口，载一百四十四人；协和轮船第二次于十九日出口，载二百二十二人。[79]

不过，上述记录并非完全准确。如陆树藩《救济日记》言：“十一日，爱仁轮船于八句钟开回上海”；“二十二日，安平轮船开往上海”。[80]又据《申报》所载《天津北京烟台来电》：“烟台招商局来电云，安平装客三百四十三，二十四日下午开。”[81]《申报》之《双轮并至》言：十月十三日“爱仁轮船抵埠，载来救济善会援出被难官商二百三十人”。[82]《申报》之《满载而归》言：“第五批泰顺轮船载人千余名口之多，名单亦经寄到，俟日内抵埠后再行布达。”[83]《申报》之《慈航普渡》言：“招商局新裕轮船于昨日抵埠，载回北省被难官民八百余人，虎口余生，珂乡安返。”[84]

更值得注意的是，陆树藩几乎在各种场合提到援救回南的人数时，均是“五千余人”。如在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中表示：“核计前后报名南渡者，约有五千余人，封河前当可赶运完结。”[85]在《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中，言：“拯救被难官商先后载归已有五千余人之多。”[86]在上呈给李鸿章的禀稿中，亦称“核计前后运沪约计五千余人”。[87]在《中国红十字救济善会募捐启》中，表示：“现计由京津保三处载回男女眷口共有五千余人之多。”[88]在致庆王[89]、余联沅[90]、沧州梅东益军门、张莲芬观察[91]、孙钟祥[92]等几乎所有人的信函中均是“五千余人”。

“三千五百八十三人”这个救援数字只是在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中出现过，且与日记所列“历次人数”吻合。但该“历次人数”，与《申报》上刊载的数字也多有差异。而且，像安平轮船所载回之广帮“一百七八十人”，并未出现在日记所列“历次人数”中。另外，广济轮船曾载回“南客四十余人”[93]，而在救济善会的请求下，招商局“准广济用免票”[94]。在日记所列“历次人数”中，也未出现广济之“四十余人”。救济善会在《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中曾规定：“此后或应专派轮船前来，或仅给予难民川资船票附搭便船回南，随时商酌办理。”但不久，陆树藩即表示，“敝意拟请不必再行专放”，而是采用“免票”方式，“请招商局加盖戳记”，被难官商便可随时登船；只有当“此间人数众多，再电请派轮”。[95]由此可知，陆树藩《救济日记》所列“历次人数”当指专轮载回之被难官商人数，共“三千五百八十三人”；再加上随时“附搭便船回南”者，陆树藩此次北上救援回南者，当有“五千余人”。

事实上，这“五千余人”还不是救济善会从北省援救回南的最终人数，因为陆树藩虽然已经回到上海，但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并未结束。[96]京津保等地均有许多“不及趁轮回南者”，尚在等待明春开河后搭轮回南；而李鸿章也特别嘱咐，“明春必须来京接办”，因此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在辛丑年春又持续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