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谢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救济，由法国保护。”[49]九月三十日，上海救济善会接获保定分局来电，表示：“保定附近难民极多”，“已蒙孙麟伯观察”分救，“并代筹款协助”，“惟无船运津，请专电纯翁，速雇大船十余只，并带棉衣四千，限初五前到保，迟恐冻河。须请洋兵保护同来方妙”。[50]孙麟伯观察即孙钟祥，以字行，山东济南人，庚子时为保定道员，十月间因直隶按察使不在保定，曾一度署理直隶臬台。[51]孙钟祥先后两次致函陆树藩，细述保定地区的救援情况。在第一次致函中，孙钟祥写道：“谢君汝舟偕陈张诸君来保设立分局，弟已广为函播，现在报名回南者已有三百余人，其避居外州县之人纷纷续至，自当一体护送。惟封河在即，船极难雇，弟等因与同志谢君筹商，在省城分局左右赁定宽大公所两处，专备东南省籍难友家眷来迟不及赴津者暂时安置，俟明春开河备船送津，附会中轮船南旋。”尤为难得的是，该函中还附录了保定分局的“章程二十条”。[52]该章程以《保定救济善会分局章程》为名也被陆树藩收入《救济文牍》中：

一、救济善会专为东南省籍在京在津被难官幕士商流离失所者而设，凡省城各公馆安居如常者不能援例概请保护。

一、避居外州县回南之人，或来迟不及赶上，或船少不及俱载，准在善会公所暂住，俟来春开河护送到津搭轮船还南。省城内赁定公所几处，均由善会知照法德统兵官一体保护。

一、善会公所房屋无多，除各处报名回南业已来保赴津不及者暂准居住外，其他避难外州县各家安居无恐，勿因城内有公所可以保护率行迁回。

一、公所内只准女眷居住，酌量人数多寡，每两三家合住一院；其男人不便同处，应各人自觅寓所，如有携带男仆，只准住在门房，非传唤不准入内，饭食各家自备，火烛各宜小心。

一、凡回南各家要住公所者，报明人数后由善会经理人酌配院物，编立号数，搬入居住，不准任意挑剔。

一、凡公所一处须择妥实管事人照料，除洋兵保护外，派华巡捕两名、杂役两名、管门一名常川在门口伺候，不准擅离，支更两名夜间分班巡更。

一、门房设一号簿，凡各家男客到公所探望，须在门簿登某人到几号住院看某姓家眷，来客不带名片、所说住眷姓名不符，毋须放入。

一、公所管门每日至晚八点钟必须关门，勿准出入。

一、各处发出函信章程辗转知照，如有来信报名者，先将籍贯姓名官幕商民男女主仆眷口若干人登记簿册，一面派红十字会兵役前往接护。

一、各处家眷行李来保，先行通知善会，即刻派红十字会执事、兵役接护搬运公所善会中，应先与各国兵官说明，难民眷口进城，洋兵勿可阻拦。

一、善会本为救济被难之人，凡行李箱笼过多，不能携带。

一、各家年轻妇女幸勿穿带装扮，须与避难情形相符，切嘱切嘱。

一、凡善会执事之人登列名册，衣上有红十字记号，洋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外人不得仿照钉用红十字希图冒混，如敢故违，查出究罚。

一、公所管门兵役人等由善会备发工食，其管事人酌送薪水。

一、公所开支薪水工食费项，按月造册送交善会查销，经理人勿得丝毫浮开。

一、公所经费即在救济善会筹集款项内动拨，由经理人核实报销，用归实际，款不虚糜。

一、各处募捐银两送由西关外铁路工程局收，转交救济善会分局掣取，收据寄回，将来录入捐册登报，以昭信实。

一、善会筹款维艰，凡住公所者无论官幕士商借贷银钱概不应付。

一、经理人逐日到所查察，凡在公所兵役人等不得酗酒滋闹。

一、各家眷属住在公所或患病应由管事人报知善会延医施治。[53]

该章程主要是围绕善会公所的保护与管理而制定，意在将“避居外州县回南之人，或来迟不及赶上，或船少不及俱载”者集中起来居住，进行保护，“俟来春开河护送到津搭轮船还南”。对于已报名回南者，保定分局分两批护送至津。孙钟祥在致救济善会津局的第二号公函中特别询问，“陈毅翁护送第一批救济船只何日到津？沿途想可平安无事，至以为念”，同时对谢汝舟大加称赞：“此次谢汝翁来保设局办理救济，章程既极善，又能处处慎重，顾全善会声名，法德两统帅见其办事实心，并皆钦重，力任保护。前后两批救护南省被难士商男女眷口不下四百余人，畅行无阻。”[54]而据陆树藩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七号公函所述：“保定所救南省人亦约三百余人，均由法提督派兵护送到津登轮赴沪。”[55]

谢汝舟离开保定后，孙钟祥表示：“请张晓珊兄留此主持局事，弟等自当帮同办理一切情形。”[56]在孙钟祥的第一号致函中还曾有如此表示：“弟复分函劝募，倘集有捐款，汇交尊处，藉资协助。所有保定公所经费亦即取诸其中，将来核实开销，备册送请登报。设有不敷，仍希阁下拨助，以成善举，想亦许为同志也。”[57]陆树藩复函曰：“至保定府招徕未及南返者，暂留公所，容俟明春开冻再行放轮运沪。其一切经费，倘协捐之款或有不敷，自当由敝局拨助。所有同志诸公芳名及订定章程，到申后即当登报以志将伯之助。”[58]

驻津救济善会在致上海的第五号公函中，汇报了善会在芦台、北塘、唐山、沧州一带的援救情况：“芦台、北塘共有难民三四百家，妇稚居多，无力南旋，兹已请徐寿甫兄雇船往救。唐山难民已请桂君本诒、吴君玉璜前去……沧州一带难民不少，但往返须二十日，昨已专人前往查询，如有无力来津者，代雇船只，给予船钱，俟到津有若干人，再行告知。”[59]本来由济急善局负责的德州、济南一路，也有许多被难人士纷纷转往天津向救济善会乞援，陆树藩在致上海救济善会诸同人的信函中无奈地表示：“天津一局待救之人甚伙，经费深虑不敷，至德州济南实有不能兼顾之势。会名救济，似觉义无可辞，再四筹思，苦无良策，可否转恳严小舫诸公，将解汇德州之款，拨助津局。德州济南一带被难官商亦由津局设法一律援救。彼此同为善举，岂可揭人之短形己之长，无如避难东省之人，纷纷来此，均系眷属羁留，求救甚迫，至令树藩左右为难，言之似有意相攻，不言则此心安忍！只求有济时艰，曷敢稍分畛域，恐于大局有碍，不得不冒昧上陈，知我谅我，惟诸公鉴之。”[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