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树藩还在塘沽之时，便接到时在天津的陈季同的来信，表示：“闻德璀琳言，京城难民尤多，可以设法先行赴京。”[22]九月九日，刘鹗由上海至天津。[23]刘鹗此前曾致函陆树藩，主动要求前往北京进行救援，并表示：“所有随带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不支善会分文。”[24]九月十一日，陆树藩与刘鹗商办赴京救济事宜，次日刘鹗便率同“司事工役二十余人赴京”。[25]
进京之前，陆树藩先行致函李鸿章幕府诸人，表示“保定省城及沧州等处，已属司事友人分投办理，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乏绅商，前于十二日已托刘铁云太守相助为理，先行赴京。闻诸公善与人同，导我先路，五中感佩，楮墨难宣。顷蒙德璀琳君助假西平轮船，不收水脚，可容千人，大约二十到津，拟于廿三四日展轮赴申。封河在即，敢祈将京中被难人士，商同铁云太守，迅速设法护送到津，俾得附之回沪重庆更生”。[26]本书第四章叙述东南济急善会时，便特别指出东南济急善会虽然是以济急善局为基础扩展而成的，但根据东南济急善会沪局致京局的前三号公函可知，东南济急善会是以集合各方力量共同援救京城难官难民为初衷，因此陆树藩均列名东南济急善会沪寄公函的发起人之列。这就表明，对于京城被难官商的援救，将是以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协作的方式展开。
杨文骏在闰八月五日致盛宣怀的信中便表示：“闻怡和已有船来往。现既招商，货船可流通，塘沽以上均有洋兵保护，只须与兵官说明，即可无虞。（陆纯伯十字会，若举办甚好。）此间欲归南者不少，以无轮船，食物一切皆异常昂贵，即流民归来亦无生计，终难安枕。”[27]盛宣怀在《济急第三号公函》中指出：“陆纯伯兄现已料理赴津。”[28]因为信函转递速度较迟，在陆树藩尚未抵达津沽之前，杨文骏等又致电东南济急善会沪局，催促陆树藩迅速上路：“傅相派杨莘伯兄赴津办理转送上轮船，纯伯请速赴津襄助。”[29]盛宣怀等在《济急第六号公函》中明确表示：“陆纯伯兄借乘商局爱仁轮船起程，昨已抵沽，弟宣即当电饬爱仁船主预备候装。惟闻纯伯在沪动身时，与所延德医订有轮船一切均归其主政之合同，倘竟为所持，权不我操，或爱仁另有即须回南之故，不及久候，俟奉人数行期电示，即当另放专轮相迓，必不误事。”[30]杨文骏等很快又致电盛宣怀，“希告纯伯行期”[31]。盛宣怀等则在《济急第八号公函》中向杨文骏通告了有关陆树藩行止的耳闻：“闻陆纯伯兄已在津风神庙（应为“火神庙”，笔者注）设局，陈敬如等已于月朔动身进京。爱仁轮船拟初十开回，敝处虽未据其知会，其说当确。”[32]
盛宣怀对于陆树藩行止的了解，或许是得自于救济善会在沪总局刊发于《申报》的各种消息。陆树藩虽然疏于向盛宣怀、杨文骏等通报相关信息[33]，但是频频向救济善会在沪总局或致电或发函，告知其救援进展情况，然后再由救济善会沪局将这些电报或公函刊登于《申报》[34]。当爱仁轮船搭载的头批被难官商启程回南之后，以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为主的京津沪三地救援机构开始极为频繁的沟通与联系，通力协作进行救援。
陆树藩之所以开始频频与东南济急善会进行沟通联系，与其协力救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蒙招商局拨借使用的爱仁轮船起航返申后，陆树藩与救济善会手中便没有可以自主支配的轮船，只能请招商局或东南济急善会从上海派轮前来。陆树藩在《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中曾言：“现在既有难民二百余人，拟即日遣爱仁轮船装载回沪。此后或应专派轮船前来，或仅给予难民川资船票附搭便船回南，随时商酌办理。”随即在九月九日致上海救济善会的第三号公函中表示：“至初九日止，报名而未及上船者又有二百余人。惟专假一轮，需费甚巨。此轮回申后，敝意拟请不必再行专放，俟此间人数众多，再电请派轮。免单数本，速请招商局加盖戳记寄津，立候应用，勿延是盼。”[35]九月十四日，陆树藩致电上海：“拟令续至之难民先搭广济轮船回沪，故请商局用免票”；招商局也很快回复表示：“已电咨仁记行，准广济用免票”。[36]九月十五日，陆树藩又致函上海表示：“此次旋申被难官民，当令分坐公平、安平两轮船回沪。惟带来免票上有月底为止戳记，月底尚不至封河，望再备免票一本，加盖十月十五日为止戳记，迅寄应用为感。”[37]
与此同时，东南济急善会北京与上海之间也电报频频，主要也是协商请上海派轮赴津之事，如杨文骏等在九月十日致上海的第三号京函中便知会“轮船拟请先派两轮，俟人数大定，再随时电闻”，并表示北方“天气近已着皮，有时衣棉，然封河必在伊迩，能赶运三批最好”。[38]九月十二日，杨文骏又致电上海表示“京官头批”行期已定在九月十七日，“约共一千数百人”，请上海“速派两火轮，多备火食，即日来”，并要求“少迟，再来一轮”，且特别指出“火车到塘沽，即上轮，无处住；轮到沪，乞派妥人赴轮查看，实贫苦者，再少周济”。上海方面随即表示：“当经禀商盛京卿，适公平、安平两船在津郡，电复彝卿观察，趁此两船来沪，以期妥便。”[39]九月二十一日，杨崇伊护送难民由京至津后，随即致电上海表示：“伊住津北洋医院，安平广帮已满，即开。我会十七后陆续出京，前电请三轮，放否？候电。”上海复电表示：“安平、公平、爱仁、泰顺四船，已陆续开津，请即向仁记洋行面商分配送沪。”不久杨文骏又致电上海表示：“南行已千人，分坐公平、安平，尚有千人，爱仁不敷，速添一轮，准二十八九上船。”[40]
在京津各救援机构均频频与上海联系的同时，京津之间的联系也日渐密切。陆树藩在致函李鸿章幕府诸人后，开始积极谋划赴京事。九月十八日，陆树藩偕陈季同访贝尔榜，“商议赴京事”；九月二十日，“与美国红十字会约同赴京，晨起登舟，候至傍晚，其船始来，用小火轮拖带，我船追赶不及，仍复上岸”[41]。杨崇伊送难民到津后，与陆树藩连日“晤谈”。九月二十三日，陆树藩“与美会教士同伴入都”[42]，行前致函杨崇伊表示：“都中人士来此，已备浙江海运局为暂驻之所，倘能直达塘沽尤妥。惟火车万不可坐，女眷尤为不便，因各国洋兵甚为无礼。此次所来之人，能搭公平轮船甚好，已饬敝友前往照料，填送免票。否则且俟爱仁船到，再行上轮。兹送上白米拾包、火腿两只，伏乞查收。此外如有所需，候示当即遵奉。树藩准明辰入都，尊函请即掷下，以便带京。”[43]
陆树藩于九月二十九日进京，当天便会晤杨文骏，“商议京中被难官商赴津事，共计回南二千余人”。次日，陆树藩“谒见傅相，蒙奖在津所办各事甚妥，并勖以勉力行善”。十月一日，“于晦若来谈，京中尚有被难官商四百余人，急欲出京，属予设法保护，始终其事”。陆树藩先是两次拜访日本兵官，欲请日本兵保护“被难官商由旱道出京”；不果后，与刘鹗商请美国派兵保护，得到美国公使康格的同意。十月九日，陆树藩“至贤良寺合肥相国处辞行，蒙以办事能干，颇有胆识奖许，并由济急会拨助银二千两，电谕上海招商局再拨两轮来津候用。临行谆嘱明春必须来京接办”。可以说，陆树藩在京期间的主要活动便是谒见李鸿章，与李鸿章幕府诸公商议救济事宜，并受托护送一批被难官商由京至津。[44]
这次护送任务是由陆树藩与杨文骏两人在美国兵的保护下共同完成。[45]陆树藩在致上海救济善会的第七号公函中曾对此事有过简单叙述：“因封河在即，未便久留。旋于初十日，由京护送南省被难官商三百余人到津。此项人士均系济急会所不及护送出京者，因津京一带内河均已结冻，只得在京恳请美国提督派马队百名，由旱道护送出京。惟经过地方自遭兵燹后，民尽逃亡，日间仅以粥饼充饥，夜间车围露宿，尘劳之状，匪言可宣。”[46]该批被难官商于十月十三日到达天津，“在浙江海运局下车”[47]。十月十七日，这批“京中被难官商登轮”。[48]如上所述，困于京城的被难官商正是在救济会与济急会的通力协作下得以渡海回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