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九月五日，救济善会“司友诸人”才逐渐“全行登岸”。陆树藩在九月三日致上海总局的公函中对救济善会办事人员登岸之前的各项准备活动作了详细叙述：“先经贝尔榜君商准德提督，指出三汊河栈房以屯衣粮，又由曹子成兄赁得火神庙，为设局办公之所，并由丁嘉立君添发护照、船旗为之保护，更徵妥善，所有衣粮等件，刻已陆续运津，明后日司友诸人，即可全行登岸。”[13]在此期间，救济善会制定了《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

为告知事：照得本总局，前以京津不靖，凡我东南人士，或供职京华，或贾游畿辅，一旦猝遭变故，伤亡惨状，言之痛心。刻幸已熄烽烟，而虎口余生，欲归不得，爰创立救济善会，并请德国国家保护，现由招商局派拨爱仁轮船，专供本总局来往津沪救济之用。昨已航海北来，设局开办，兹准各士商纷纷来局报名登轮，刻期起程南返。除派司事在轮随时妥为照料外，兹将议定章程录后。

计开：

一、各官商登轮后，望即到本善会轮船账房，报名注册备查。

一、船中人数众多，必须男女分居，以示区别。

一、水脚、饭食均由本局供应，不取分文，如各官商以利济为怀，愿襄善举，抵沪后望向本局量力资助，俾得源源接济，以期转救多人。

一、茶房伺应，已由本局酌给酒赀，不得格外需索。

一、到沪后路远不能即归者，可向本善会轮船账房声明，发给凭条送往名利、长春两栈房暂住。

一、轮船饮食，每日一粥两饭，早以七句钟，中以十二句钟，晚以五句钟为准，逾时不能再开。

一、各官商行李等件，须自行照管，本善会虽派有司事随时照料，恐人多难以遍及，倘有遗失，与本局无涉。

一、本轮船系专备本善会装运北省南方被难官商之用，并不附带别项商旅，亦不装载货物。[14]

在针对南旋各士商制定章程的同时，许多被难士商已纷纷前来。陆树藩在九月二日的日记中便写道：“天津被难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纷来求渡。”在九月三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一些难民前来求救的详细情形：“有难民二十余人来船求渡，鸠形鹄面，情甚可怜。据称八月间由奥国兵官招募来津，每月允给辛工洋三十元。一时贪利北来，不料奥兵官到津后中炮阵亡，若辈谋生无路，欲归不得。日作苦工，难求一饱，转瞬天寒，行将冻饿。余谓此等人，甘从洋兵以身试险，本不应救，姑念业已受苦月余，况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为主，故仍一体援之。”[15]如此这般，在救济善会办事人员尚未全行登岸之时，“连日船上已来南省男女难民数十人”。身在天津的副帮办曹子成致信陆树藩表示，“天津回南之人甚多，一俟船上人货卸空，即可由津到沽，如有一二百人，当令爱仁轮船速装回沪”。[16]

九月五日，陆树藩“偕二副及会友罗焕章（饴）、英文翻译雍俊卿乘坐火车由塘沽到津”，至火神庙救济善会在津办事处所“布置一切”。[17]与此同时，陆树藩拟定了《天津开办章程》：

一、凡来局报名之人查系实在被难者，即按其被难情形轻重量予衣粮，如愿旋里并给予船票。

一、妇女小孩亦在救济之列。

一、东南各省难民如逃在邻邑邻村者，本会出资雇船派友至四乡访查，如遇有不能到津者，酌给川资以便来津候船旋里。

一、难民如果寸草俱无，复因债累不能旋里者，本会酌济银两以便脱累还乡。

一、难民患病，本会或施医药，或酌给银两，以便自行在家医治痊愈。

一、南客病故寄柩在津，其子孙或亲友愿将该柩运回者，本会代给运费，其无力起葬迁移者，本会并代出资。

一、难民病故，无力理后事者，本会出资为之收埋。

一、难民由津赴塘沽附搭轮船，亦由本会出资雇船派人护送前往。

一、天津一隅办有头绪，本会即拟赴京，照以上八款办理。

一、本会此次带来银两衣粮，应随时察酌情形救济难民，每十日造册一次以便稽核。

一、现在既有难民二百余人，拟即日遣爱仁轮船装载回沪。此后或应专派轮船前来，或仅给予难民川资船票，附搭便船回南，随时商酌办理。

一、本会办事，并会友来往京津，及难民回南，或坐船或雇车，均请德国保护。

一、本会救济难民所用银两，随时写立收据，向贝尔榜支取拨用。

一、中国善会现承德国派兵保护，如德国及他国善举，中国善会应赠送物件，以示相助为理之意，贝尔榜君可随时酌斟，通知董事办理。[18]

该章程基本上是围绕如何将散落在京津等地的东南各省难民救援回乡而制定。由救济善会援救回南的第一批被难士商“百七十余名”，乘坐爱仁轮船于九月十一日从天津启程返沪。[19]与此同时，救济善会一方面继续广为招徕“在津被难之人”，在火神庙报名登记之后，由救济善会护送至塘沽登轮[20]；另一方面派人至保定省城及芦台、唐山、沧州、固安等处招集南省难民赴津[21]，陆树藩本人则亲赴京城招徕难官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