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等于八月二十六日到大沽口，二十七日“进口停泊塘沽”，但并未即时下船。因为下船之前，诸多事情尚未办理，如救济善会人员的安全问题、居住问题、随船所携物资的存放问题等。在起程前往天津之前，救济善会便制定了《津局办理章程》，对各项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划：

一、会中聘请洋人一员翻译一员，凡遇有各国交涉事件以及联军碍难之事，悉归洋人办理。已由驻沪德总领事电达驻津德总领事，如救济会轮船到津，请由德兵船保护会中人登岸救援难民，沿途并派德兵护送，到津后须由洋人先向各国领兵官道达一切情形，以求至妥。

一、现蒙招商局拨借一轮，由会中酌贴煤油工食，俟到津后察看情形，倘能登岸设局，轮船即可归还局内。此后司事及救出难民来往轮船，均给发免票为凭，一概不收水脚。

一、东南各省被难官商确系贫苦无资南归者，准其免收水脚，酌给盘川；或家道殷富一时不得回南者，其水脚盘川先由会中垫付，嗣后回籍如数缴还，益望随缘乐助，多多益善。本会原为周急起见，值此时势艰难，集资非易，乞原谅焉。

一、凡遇东南各省之家道殷富一时不能回南者，会中垫付水脚盘川须由本人出立凭据，写明姓名籍贯，携同家眷大小几人，于某月某日在某处由救济会代雇车船，计银钱若干，又借到现银钱若干，俟回原籍后，即将所垫银钱，缴还上海救济会中，出给收条。

一、会中所带粮食原为赈济贫民而设，或家道殷富无处购买粮食亦准其备价向会中购买，其钱留充善举。

一、或遇东南各省被难之官商因见北方平静不愿回南，惟度日无资，拟向会中借贷者，当由会中体察情形量为借助，惟不得逾廿两之则。

一、会中无论上下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俾中外军民认识，系是会中人，所给护照亦须随时带身，以备联军盘诘。

一、凡往北之人已经报明给照，其中或有事故不去，须先报明，所取护照仍当缴还，以昭慎重。

一、总理 人；司账 人；办公 人；招呼难民 人；发给船票 人；探听东南省人流落北地者 人；仆役 人；小工头 人；小工 人。

一、司事、仆役薪水工资，当按月送给，不得预支。初次开船，有欲钱安家者，当先酌给一二月薪水，以后仍照定例，不得预支。

一、轮船开赴天津时，须由会中开列名单，请船主点验人数，如有不穿红十字记号衣服、身无护照者，一概不得混入。

一、招商局轮船拨定后，当请船主买办严饬茶房水手人等，不得借善会为名，暗藏夹带、私自搭客，先行明白示谕，粘贴船舱，俾众皆知，倘仍有此种情弊，一经查出，均归船主自理，与会中不涉。[2]

该章程第一条与第二条便是针对救济善会到塘沽后的各项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设法获取德兵的保护。从第二条来看，救济善会甚至做好了在爱仁轮船上设立分局的准备。因此，在爱仁轮船停泊于塘沽后，陆树藩等并未立即上岸，而是派会中洋人先行上岸办理护照及租屋等事项。[3]章程第三条与第四条，主要是针对援救东南各省被难官商回南的具体细节而作出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被更改，后文将详述。章程第五条与第六条，则主要是针对运送被难官商回南以外的其他赈济事宜而作出的规定，后文亦将详述。从章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则主要是针对会中人员作出的各项规定，尤其强调“如有不穿红十字记号衣服、身无护照者，一概不得混入”。起程之前，《中外日报》便刊登了“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

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总办陆纯伯，帮办罗甘尝、施涵香，副帮办曹子成、朱润生，总理洋人喜士，洋帮办陈敬如、严又陵，文案谢汝舟、何幼仙、欧阳哲臣，钞写卓彤齐、祝祉卿，翻译洪兆生、雍剑秋、陈毅菴、何辛三、陈庆祥、许子正，账房燕贻卿、潘云卿、俞湘泉、谢建侯，管衣粮孙竹琴、蔡时甫，管报名册信件药料夏霄卓、刘梓如、沈伯雄、曹子佩，管杂物王培元、董禾庭、陈砚孙，查察钱点青，查访刘锡九、谢荣之、郑兆元、张晓珊、王蔚卿、陈静轩、史梧轩，管掩埋严再生、严养奎、陆春祥，医生凌颂和，管轮船照料难民张湛生、陆鑑之，帮查访杨竹瞻、纪锦斋、杨德斋、王奎卿、王英桂、姚祖昌、严培南、陈复藩、陈钟莲、林昌敏、孙润彩，管广米刘吉六、郭灼南、吴云樵、孙瑞臣，驻沪总局董事潘赤文、丁晓芳。[4]

上述办事人员，最著名者便为“洋帮办陈敬如、严又陵”。严又陵即严复，福建侯官人，曾赴英国留学，精通英语，是著名翻译家，《天演论》的作者，曾长期供职于北洋水师学堂，庚子国变前一直定居于天津，北方乱局肇兴之时，严复携家人由津赴沪。[5]陈敬如即陈季同，亦是福建侯官人，曾留学法国，精通法语，也是著名翻译家。与严复将西方经典译为汉文不同，陈季同是将汉语经典译为法文，也因此在巴黎文学界享有盛誉，“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据说正是由于陈季同在西方的盛名，使得救济善会的北上救援得以顺利成行。有关小传曾这样叙述陈季同的庚子救援事迹，“沪上绅商议仿红十字会例救济京津被难者，而中国之船不得入战地，季同曰：‘我在则行，可无事。’为发电告驻京各公使及主兵之酋，西人闻季同名，皆遵约束。于是季同率救济轮船悬龙旗直入大沽，两岸洋兵欢呼雷动，而中国避难士民麕集求援，留月余，为部署一切而返。”[6]显然，该段文字对于陈季同在庚子救援中的作用有夸大之处，但也充分表明了陈季同在庚子救援中的重要性。陈季同于九月二十三日先行搭轮回申，陆树藩在日记中写道：“予与敬如由申来津三十余日，行坐相依，患难相共，一旦君欲先归，如失左右手。”[7]陆树藩此番言语，也可作为陈季同在庚子救援中重要性的佐证。

翻译雍剑秋，名涛，以字行，江苏高邮人，“15岁时学习英文，后到英国教会学堂念书，不久考入新加坡大学，他学习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23岁读完大学，英语极为流利，德语次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回到上海完婚，其妻乃时任招商局会办的陈辉庭的长女。救济善会招徕人员北上时，雍剑秋以擅长英、德语，充当了翻译。日后，雍剑秋成为天津著名的洋行军火买办，此次救援行动正是雍剑秋将其活动重心由上海移至天津的转折点。[8]帮办罗甘尝，名饴，字甘尝，又字焕章，江苏靖湖厅人，长期在沪经商，曾任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上海金庭会馆主要创办人。清末新政时期，曾担任正太铁路驻津转运局总办，大清银行营口分行总办，靖湖厅城议事会正议长。[9]

由《津局办理章程》第十条可知，救济善会“司事、仆役薪水工资”乃“按月送给”，也就是说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参与北上救援工作，并非纯粹义务性的慈善之举。[10]出发之前，救济善会针对办事人员发布告示指出：“此次北行系为救济津京被难官商起见，凡本局上下各色人等，务宜善体此意。由沪登轮，不得私带违禁货物，随带行李亦以三四件为率，并须粘贴本善会封条以凭洋关查验。如无封条，概不装置。”[11]善会又特别针对随带小工专门发布告示：“该小工等，人数众多，诚恐良莠不齐，亟应剀切告诫。为此示，仰各小工知悉：尔等抵津后，务须恪遵约束，不得恃众持蛮。由沪登轮，亦不等夹带违禁货物。如有前项情事，一经察出，在租界内即送捕房管押；在内地即送有司衙门惩办，决不姑宽，毋违切切，此谕。”[12]由“津局办理章程”事无巨细的规定，以及救济善会出发之前一而再的告示，可以明显地感到，陆树藩等救济善会的组织者对于此次救援之行，前途叵测，心中无底，因而处处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