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及疆吏与庚子救援的关系，首先便不得不提到李鸿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李鸿章的支持或力推，就不一定会有这场庚子年的救援行动。陆树藩等成立救济善会，严信厚等成立济急善局，盛宣怀等组织东南济急善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支持乃至命令有关。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办事处所干脆就设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主持北京工作的杨文骏等人则是跟随李鸿章庚子议和的幕府人员。盛宣怀、杨文骏、陆树藩等还随时将救援进展状况向李鸿章汇报，在上海致北京的九号公函中，几乎每号公函都会特别强调“并乞代陈傅相”。李鸿章有时也会直接指示盛宣怀等进行某项具体的救援工作，如应陈夔龙之请求，在上海“赶办棉衣裤”五千套运至京城，等等。

李鸿章对于庚子救援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于无论是陆树藩等人的救济善会，还是严信厚等人的济急善局，抑或盛宣怀等人的东南济急善会，都是将李鸿章作为招牌，来争取捐款和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陆树藩在致上海救济善会的公函中对此有明确表示：“树藩在此，只得相机行事，与华人办事则依赖中堂，与洋人办事则昌言善举耳。”[180]严信厚等在《济急善局公启》中亦明确表示，善局乃“奉合肥相国面谕”而成立。东南济急善会宣告成立后，盛宣怀等人发送“东南各省同人公电”，号召各省捐款，电文中亦特别提及李鸿章：

各局译送制台、抚台、河台、漕台、提台、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局所、各统领、各商号领、各商号均鉴：现尚在京之各省官绅商民，百物**然，一筹莫展，苟延旦夕，急切望援。宣怀因与肇熙、锡汾、官应、信厚、元济、树藩、廷杲、则敬、裕福等，在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内议设救急之法。恳由李傅相照会驻京各使，在京设局，由各省同乡经理。现先筹款，随后设法运粮，均请傅相转交。如藉众擎，得以推广，自官绅以迄商民，自京城以迄畿辅，务期尽力救济，乞即设法劝助。各省同志有专款寄其亲友者，亦可代寄。除将办法章程函达外，特先电恳酌助，感祷。宣怀叩。文。[181]

可以说，这样一封公电的发布，比《救济善会启》和《济急善局公启》更为有力地宣示了东南各省救援北方被困之“各省官绅商民”行动的展开。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该公电的发起者是盛宣怀牵头，既包括了救济善会的发起者陆树藩，也包括了济急善局的发起者严信厚等人，更是因为该公电以“恳由李傅相照会驻京各使，在京设局”，所筹之款所运之粮“均请傅相转交”等说辞，给人以“李傅相”也亲身参与其事的印象。当然，李鸿章对庚子救援的关注与大力支持，包括在一些具体救援上所给予的指示，说其亲身参与其事，也并不为过。事实上，李鸿章在闰八月二十五日也曾专门致电盛宣怀，要求其“速电东南各帅及司道，广筹协济”：

盛京堂：京城遭变，官民**然，米贵天寒，碍难存活。据东南济急会派人拯救，款绌恐难持久，望速电东南各帅及司道，广筹协济，至盼。[182]

正是由于李鸿章与东南济急善会等救援组织的密切关系，诸多官绅士商才或慷慨或勉为其难地伸出救援之手。前文所述陈子钧续捐万金时，首先是致电李鸿章，请其指示分拨；后在盛宣怀等人建议下，将万金汇交东南济急善会“作为统济各省”时，陈子钧仍念念不忘“候相示遵”，并请盛宣怀“乞代陈明”。以至于高枏看到陈子钧的电报后，评论道：“又子钧电，一则曰‘候相示遵’，再则曰‘候相示遵’。中堂是办和局，非办赈济，想中堂必不暇及此。”[183]广西巡抚黄槐森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也有类似表示：

盛京卿鉴：前奉文电，知京官遭变奇穷，即商同司道，设法筹济。因西省亦极瘠苦，尚未报命。顷又奉冬电，传傅相谕，遵即合力勉筹银二千两，交西号汇呈尊处，汇齐转解，聊尽微意。槐。支。[184]

由此可知，盛宣怀向各省督抚等共发了两道电报，以劝募救济资金。无论是盛宣怀以东南济急善会诸创办人的名义发布的第一道电报，还是盛宣怀“传傅相谕”的第二道电报，包括李鸿章的致电盛宣怀，首先想到的募款对象均是各省督抚。这也不难理解，当时掌握资源最为丰富的一群人便是各省疆吏。事实上，在庚子救援行动中，各省疆吏的表现也的确非常突出。

按时间顺序来看。在《申报》闰八月十三日刊登的《济急第三号公函》中，便有浙江巡抚刘树棠“专济云贵同乡洋二千元”的信息。在《申报》闰八月二十日以《宪恩优渥》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中，集中收录了一些疆吏与盛宣怀等的往来电报。如湖南巡抚俞廉三来电：“盛杏翁诸位大善长鉴，文电拟在京设局，接济各省官绅，嘱筹款等因，婆心佛力，感佩万分。湘备一万金，解何处方能妥速，望赐电复遵办。廉三。翰。”[185]浙江巡抚刘树棠、浙江布政使恽祖翼、浙江按察使荣铨、浙江盐运司世杰、浙江粮道郑崧龄等“杭州诸大宪”来电：“盛京堂，文电悉，承示与各善士集资设局，筹款运粮，救济在京受苦之官绅商民，请李傅相设法转交各省同乡妥为经理，高义苦心，功德无量。现商同在省司道合助银五千两汇寄，稍尽微忱，奉托鼎力汇办，莫名感祷。弟树堂同祖翼、荣铨、世杰、崧龄、庆莱叩。删。”[186]江西布政使张绍华来电：“盛京堂鉴，南省官商困京津者甚多，公倡捐救济，甚善！江右李香园方伯、华再云侍御、邹凌翰部郎闻风兴起，昨电汇两竿至严筱翁处，又禀商鹤帅，暂挪公款三竿，凌瀚亲携到沪，商定北上。准十九日启程，乞告诸善长发报。凌瀚叩，华代。盐。”[187]湖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都承诺了确切的筹捐数额，闽浙总督许应骙虽来电表示要“广为劝助”，但并无明确的筹捐数额：“盛京堂鉴，文电悉，阁下此举，种福宏远，京畿士庶，咸颂万千，无量功德，钦佩之至！当饬司局广为劝助，以襄善举。章程议妥，速寄为望。骙。咸。”盛宣怀在复电中表示“可否先由司局酌垫若干”，“福州许制台：奉咸电，承饬司局广为劝助，同深感佩！章程另函呈寄。惟天气渐寒，振济宜急，可否先由司局酌垫若干，庶使浩劫余生早沾实惠。宣叩。谏。”[188]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等省疆吏是最早致电盛宣怀，积极响应救援行动的一批地方大员。不久，安徽巡抚王之春、安徽布政使汤寿铭亦联名致电盛宣怀：“文电悉。京中官绅商民，兵燹之余，奇窘可悯。尊处设法救急，胞与为怀，中外咸钦。弟等勉筹五千金，日内汇沪，聊効绵薄，祈汇存散放。感荷承示代寄专款，兹有弟春亲友颜曾，湖南附生，现保通判，管带水局团勇，住绳匠胡同王宅，并汇银四百两，亦乞查交为感。弟之春、寿铭同覆。效。”[189]在闰八月二十日发出的《济急第五号公函》中，盛宣怀等对这些疆吏的捐款有过一次汇总叙述：“日内陆续接准许筠帅、刘景帅、王芍帅、俞廙帅、江西护抚院张筱帅来电，均有捐款，多少不等，均尚未到。”[190]这些疆吏的捐款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大都未指明捐款是“指济”该省同乡京官，还是“公济”各省被难人士。[19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南各大员的捐款均有非常明确的“指济”对象。时为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的丁振铎，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如此表述：

盛京堂鉴：前奉尊电，因现尚在京之官绅商民百物**然，拟设法筹款援救，由各同乡外官捐助等因。滇虽瘠苦，义不容辞。已与司道商定，各将俸余勉力相助。铎允捐河南银一千两，藩司李经义允捐安徽银二千两，署臬司曹鸿勋允捐山东银五百两，署粮道汤鲁璠允捐湖南银四百两，迤西道全懋绩允捐浙江银四百两，署开广道刘敏图允捐贵州银五百两，共滇平银四千八百两，余再陆续电达。已集之款，寄交何处？由滇汇沪，尚需时日。能否由尊处照数垫款，先电汇交京都，转交各省妥当京官首事匀散，以济燃眉。希尊裁，兹先电复。铎叩。马。[192]

显然，云南各大员之捐款，是以“各同乡外官捐助”各同乡京官的形式来办理的。但无论是盛宣怀倡议捐款之“文电”，还是盛宣怀所转李鸿章倡议捐款之电报，均无“由各同乡外官捐助”之类的表述。恐怕是因为盛宣怀所发之“文电”中有“在京设局，由各省同乡经理”的表述，使得云南各大员产生了各同乡京官“由各同乡外官捐助”的强烈印象。不过，云南官员的这种理解是真正领会了李鸿章、盛宣怀等倡议捐款进行救援的真实用意。李经义还单独密电盛宣怀，对其“帮贴安徽京官”之款的分配方式进行说明：

盛京堂钧鉴：亥密。昨电谕助济各省京官一节，已由循帅遵集捐数电复，不赘。义到滇未久，缺复瘠苦，勉助滇鲜银二千两，帮贴安徽京官。惟滇沪汇解过迟，欲恳吾丈垫款汇交家伯照交，或交安徽首事匀散，或请家伯按同乡戚友交谊分等致送，均可。候尊处电复，款即速寄，不误。惟琐屑烦渎，至深感悚。义叩。号。[193]

李鸿章曾于九月四日亲自致电三位安徽籍藩司（江西布政使张绍华、四川布政使周馥、云南布政使李经义），表示“同乡困苦万分”，“嘱电筹济”。[194]作为江西布政使的张绍华，此前已同江西官绅合筹银五千两，“接济江西合省同乡”，该笔款项在九月四日前便已汇到。[195]接获李鸿章电报后，张绍华表示“拨皖赈捐六千五百”。李鸿章随即饬令东南济急善会“先垫分给”皖籍京官，“以便回南”，同时又电催张绍华“归垫”。[196]张绍华不久便致电盛宣怀：“江右松中丞倡捐济急会五百金，司道以迄县令均有乐输，共约五千外。猝难收齐，先垫京足五千两，重给蔚长厚等号汇费，速汇尊处，藉济各省官绅留滞京津之用。另京足五千两，系取回皖振四千，弟筹一千，专振皖人之困于京津者，乞汇交傅相为祷。至玉山方伯电称，行在当差皖人亦应分济，弟当另筹。惟绵薄愚忱，祈鉴谅。华。效。”[197]经张绍华之手的又有两笔捐款，一笔是江西官绅合筹之五千两，“济各省官绅留滞京津之用”；另一笔则是回应李鸿章呼吁的“指济”尚在京城的皖省京官的五千两。因为周馥表示，“行在当差皖人亦应分济”，张绍华又表示“当另筹”。李鸿章为此又致电张绍华表示：“前电以皖赈六千五如数筹垫，当饬救急会挪济。今来函，仅垫四千，自捐一千，不敷千五。吾皖无在陕京堂，此间京曹多无力南归。尊议续捐三千，同感。请速汇京归垫千五，余分济。”[198]

通过上述史料，可知对于皖籍京官的救援基本上是由李鸿章亲自安排和布置的，救援资金则主要来源于皖籍外官。这些皖籍外官之间也会互相联络，以协调救援行动，如周馥建议“行在当差皖人亦应分济”。由于李鸿章具有疆臣领袖的威望与地位，再加上身在京城，对于京官状况也知之较深，故能够在援救皖籍京官的行动中居主导地位，使得对于皖籍京官的救援行动有比较好的协调。救援皖籍京官的这样一种优势，是大多数省份所不具备的。前述之四川京官，因为缺乏素具威望的川籍官员主持其事，导致在捐款上各行其是，互不统筹。陈子钧“指济”四川京官的银五千两，与身为四川布政使的周馥奉四川总督奎俊之命，赠送四川京官的银三千两，便毫不相关，从而导致四川京官不得不两次分银，分配方式也不同，且争议不断。

由此亦可见，对于一省京官而言，专门针对该省京官的救济款项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由该省督抚以地方名义向该省京官提供的救援，类似于平常年份的“冰炭敬”，如四川之“炭敬”、湖南之“岁贴京员三竿”；二是由该省籍外官或绅商以同乡名义向该省京官提供的救援，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安徽、广东、云南等省。云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正如前文所述，云南的地方官虽然捐款踊跃，但基本上是各省宦滇各官救各省京官。由于清代比较严格地实行籍贯回避的异地为官制度，导致云南的地方官不可能为云南籍的京官提供救援。向云南籍京官伸出援手的是“滇中绅商”与浙江巡抚刘树棠等云南籍外官。刘树棠，云南保山县人[199]，在其统筹下，“滇中绅商”分两次共捐款银五千两，一次“指济云贵在京同乡”，一次“指济云南京官”。[200]

由于捐款是非强制性的，即各省地方官并无救援该省京官的义务，各省外官也没有必要非去援救同乡京官不可，所以并不是各省疆吏均有拨款，也不是各省外官都会对同乡京官伸出援手。因此，像四川京官那样既有本省督抚拨款“津贴”，又有同乡捐款“赈济”者，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京官只占其中一项，而这一项是以同乡捐助为主。从现有材料来看，由京官原籍所在省份督抚拨款救济的主要有四川、湖南、江西三省，其他各省京官则主要是靠同乡外官及绅商筹款救济。除前文已经提及的安徽、广东、云南之外，还有时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对广西京官的救济[201]，广东布政使丁体常对贵州京官的救助[202]，湖广总督张之洞“寄银五千两”，分别正途捐纳（正途四十金，正途捐纳者三十金，捐纳者二十金）对直隶京官的援助[203]等。其他如沈瑜庆、王旭庄等对福建京官的救济，丁振铎对河南京官的救济等前文也均有所叙及，此处不再赘言。由于资料极为零散，故本书所列举的救援人物及数额，难免挂一漏万。仅从现有资料来看，东南济急善会号称属于救援范围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京官均得到或多或少的“指济”，甚至在这些省份之外的直隶也有张之洞的特别补助。

相对而言，救援力度比较大的省份除广东、四川、安徽等省之外，便是江浙两省了，尤其是江苏。庚子救援行动最初便是肇始于江浙两省官绅商民对于本省被难人士的援救，后来专门领导对京官进行救助的东南济急善会的头面人物盛宣怀也正是江苏人，其对于江苏京官的援助也远较大多数省份有力。江苏籍京官叶昌炽在庚子年十二月十八日（1901年2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在贤良寺领取救济款项的情形：

十八日，至贤良寺领口数粥，共两股。一为合肥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一为盛杏荪京卿筹济同乡之款，仅江苏一省，人各得百金。以联票赴汇丰洋行，取得银饼二百十二圆有奇。同舟之谊，不为菲矣。惟八旗及向隅诸省，不免觖望。此后满汉南北畛域愈分，佩鹤之言不为无见。[204]

对于同乡捐款较少的各省京官而言，便只能领取李鸿章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所谓“十四省”，当是指被东南济急善会大略章程确定为救援范围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这十四省京官的“人得六十金”，当来源于“公济”款项，而“公济”款项则主要来源于各省疆吏的拨款或捐款，除前文已述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浙江巡抚刘树棠、江西布政使张绍华[205]、安徽巡抚王之春、闽浙总督许应骙、广西巡抚黄槐森外，广东巡抚德寿“率同在省各司道共筹助银五千两”，“以济在京官民之急”[206]；山东巡抚袁世凯为济急善会“拨银三千两”[207]；四川总督奎俊“命电京赈二万两”[208]，陕甘总督魏光焘“命垫京赈万金”[209]等。在被叶昌炽称为“合肥所筹津贴款”的救援行动中，以李鸿章、盛宣怀和东南济急善会为号召的捐款倡议，得到大部分督抚的响应，成为救援汉人京官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