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济急善会中专司函电的任锡汾，于庚子救援后曾在上盛宣怀禀中，对东南济急善会所收捐款用以救济京官的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大致系分三端：一曰公济，就各处来款内由在事各人公同商酌，函请李文忠幕府将汇往之款交给取具得款之人，收条寄沪备查，为各省被难京官，并□无在外同乡捐助，及李文忠所需掩埋等经费之类；其一曰指济，就各省来款内，指定助济某省某府某县京官，□照其来意，函请文忠幕府转告某省某府某县京官，嘱其推举首领取款分给之类；其一曰专济，各省来款均附来函，专寄京官某人者，□即为转寄之类。[141]
《东南济急善会开办大略章程四条》中，第二条“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即请各该省公举一人经理，酌量人数匀济”，与任锡汾所言“公济”颇为类似，但亦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公济”除了匀济京官金钱之外，还包括雇佣车船送京官南下的费用以及“散米、施衣、煮粥、赠赆、掩骼等费”[142]。“指济”是最切合“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之本意的救济方式，此种救济方式也是庚子救援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救援形式。“专济”则是《戴鸿慈奏稿》中所谓“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在东南济急善会对其“开办大略章程”所作的补充说明中，便特别提到这一点：“至各省同人，如有专款济其亲友者，请将在京住址详细开示，不论多少均可代寄。”[143]“专济”是庚子救援之“造端”，也是“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的基础。
在上海致北京的第二号公函中，便出现“专济”要求：“至前项银两中，有宋养初给谏之世兄，托汇京平足银二百两，即请照数提出，连同家信一并探交。”[144]近水楼台先得月，救援之初“专济”要求的提出者多为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如在《济急第三号公函》中，任锡汾、施则敬均向北京同事表达了各自的“专济”要求：“弟汾堂兄顺天差委候补知县任令汝霖号铁君，向在弟宣处办理文案，现在京需次，家有老母，悬望不置，该令朴诚，耐劳可用。弟汾又有至亲，顺天籍丁忧编修徐仁镜号莹甫，因乃翁之事羁留在京。此两人踪迹情形，现已不知如何，遥揣恐皆在必需接济之列，应请江苏同乡酌办，附任、徐家信两封”；“弟则敬有乙亥座师前礼部尚书奎星斋夫子之世兄宝鼎臣部郎铭、宝瑞臣大史熙，向住东华门外大甜水井，附函一件，并乞探明代送规银一百两，仍即取寄收条，该款即由弟则敬于下批解还”。[145]盛宣怀则在闰八月十六日致杨文骏的私人信函中表示：“恽薇孙四百两望代付，姚颂虞亦请先付四百两。”恽薇荪即恽毓鼎，其五伯恽祖翼与盛宣怀关系密切，姚颂虞即姚赓韶，为盛宣怀之婿。[146]
所谓“专济”，实际上就是代为汇款。前文已述“筹款固难”，而“汇款尤难”，其实也正是因为汇款之难，使得救济京官有了必要。在东南济急善会上海与北京之间的往来信函中，不时可见这种“专济”信息。《申报》《中外日报》等报刊也会以“托寄信件汇款清单”为题集中刊登这类专济信息，如：
俞曲园先生、川沙厅陈，各寄徐花农宫庶一函，各汇京松银一百两；沈爱苍观察寄陈玉苍太史一函，并汇寄洋银二千九百八十九元；王旭庄太守寄陈玉苍太史一函，汇寄规元一千三百五十两洋二百元；姚君洪淦寄章芷操吏部一函，汇寄京足银二百两；向子振太守寄俞□慈中□一函，汇京松银五十两；皖省江西会馆寄万本端太史、杨祖兰户都一函，汇京足银五百两；孟玉双太史寄孟弼臣封翁一函，汇寄规元二百两……[147]
引文所述“沈爱苍观察”“王旭庄太守”汇给“陈玉苍太史”之款项，应当不是“专济”陈璧一人，而是通过陈璧“指济”福建京官。在这些汇款中，绝大部分是个人对个人的“专济”，但也有类似皖省江西会馆、广东广济医院等慈善组织对于个别京官的“专济”，同时也有梁鼎芬、沈瑜庆、王旭庄等个人及上海广肇公所等慈善组织对于一省京官的“指济”。
在《高枏日记》中，黄曾源曾对高枏表示：“福州四山长兑洋元来，指明百元者某某四人，五十元者某某七人，其余则均分之。而四人、七人者皆部院，无他途。山长中有陈伯潜，故清楚如此。”[148]高枏记录黄曾源这番话的背景是，四川京官们正为如何分款而犯难。向四川京官汇去救援款项的主要是四川成都矿局陈子钧观察。陈子钧先是“专济四川同乡薪米之资规银五千两”，后又“续捐万金”“作为统济各省”。即陈子钧的捐款，先是指济四川同乡，后属公济各省被难京官。通过梳理陈子钧的捐款行为，可充分理解东南济急善会的“指济”和“公济”等救援方式。且《高枏日记》中也保留了大量有关四川京官针对救济款项的议论乃至争执等具体反应，又为“指济”款项在各省京官中的分配情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在闰八月十日的《济急第三号公函》中便已提及，陈子钧致电东南济急善会表示要指济四川同乡“规银五千两”[149]；在《申报》于闰八月十七日刊登的《上海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一次淸单》中，也有“四川陈子钧观察指助四川同乡薪米之资元五千两”的记录[150]。到闰八月二十日寄出的《济急第五号公函》，对于陈子钧的捐款行为及其细节变化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又四川成都矿局陈子钧观察三千金。子钧原捐五千金，专备四川同乡薪资之用。经在沪蜀绅公议，同乡出京者闻已不少，倘竟多于留京者，而此款全济京师，未免偏枯。电商子钧，请以三千寄京，二千拨寄德州济急局代放。昨接复电，准即照办，其复电内尚有续捐万金，已电请傅相示分拨等语。是否专济其同乡，抑系统捐，却未声明。所称请示傅相之电，不知曾到否？此间拟再电询明确再酌。[151]
东南济急善会于闰八月二十八日以《泽被宣南》为题将各省对于京官的救济情况刊登于《申报》，其中也包括陈子钧致善会的电报以及盛宣怀等的回电。在回电中，盛宣怀等表示：“现在京城汇款不易，通电亦难。尊处如尚未奉傅相复示，或将万金仍汇沪，由弟等代电，声明尊意，一面设法汇京较为妥速。此款是否专济贵同乡，抑系统捐，并乞电示。”[152]陈子钧对此复电表示：“敝同乡已有助款，此次万金原拟统济各省京官，前电奉傅相，尚未奉复。款今电嘱盘记信义行呈缴，听贵局如何设法拨济，仍祈转达傅相施行。”[153]在闰八月二十九日寄出的《济急第六号公函》中，便特别表示：“弟等第五号公函内所称，成都矿局陈子钧观察续捐万金，已接其来电，以尚未奉相覆示，将万金汇交敝处，作为统济各省，仍候相示遵等语，乞代陈明。”[154]在《申报》九月九日的相关新闻报道中，对于陈子钧的万金捐款亦有提及：“又电，子钧兄承助万金，顷已照收汇京矣，宣等。”[155]
由上可知：陈子钧共捐款两次，第一次捐五千金，“指济”四川在京同乡，后经“在沪蜀绅”公议，并征得陈子钧同意，“以三千寄京，二千拨寄德州”；第二次捐万金，陈子钧本是电禀李鸿章，请其指示分拨，但因未得李之回复[156]，便在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下，将万金汇寄上海，由盛宣怀等汇至北京“统济各省”。对此，盛宣怀在《济急第八号公函》中有过总结性陈述：“川捐以陈子钧兄为最。初次五千金专济同乡，初拟全数汇京，旋又改为三千济京、二千济德；其第二次之万金，系笼统捐助，并非专济同乡。”[157]
对于四川京官的捐助，除陈子钧外，便是时任督办四川矿务商务大臣的李徵庸与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周馥联名拨款之三千金。在九月四日寄出的《济急第七号公函》中，盛宣怀等便向杨文骏提及此事：“顷又接李铁船京卿、周玉山方伯电开，川省向送川京官炭敬京平足银一千，今制军嘱加二千，共三千。拟以一千由馥解陕，二千汇申请公收寄京，交乔君树枏、高君枏、陈君钟信查收，匀给川员等云。该款尚未汇到，谨先附陈。”[158]而在上海致北京的《济急第九号公函》中，又表示李徵庸等共“汇到三竿”，盛宣怀因此猜测，“是否因解陕西不便”，故“一并汇来”，这些均“无从臆料”，“谨先奉布，俟奉来函再陈”。[159]
除了这两笔“指济”四川京官的捐款之外，在济急善局成立不久而东南济急善会尚未开始运作之前，陈作霖等四川、江西、云贵寓沪绅商便决定筹捐五千金交予济急善局，请其救助四川江西云贵被难同乡。[160]后来，盛宣怀等在《济急第九号公函》中还特别提及此事：“另收到寓沪之四川、江西、云贵绅董公同筹助规元五千两，指济四川、江西、云贵在京同乡，前函漏未叙入，谨即附陈。”[161]
高枏在闰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到“盛京卿可以轮船载京官南下”的传闻。次日，汪颂年、乔树枏、黄曾源均与高枏谈及“盛京卿轮船接京官之事”。闰八月二十一日，黄曾源告诉高枏，“轮船接归之说，乃是救济局，有者取钱，无者不取”。[162]由此可见，京官们最初对于救援举动的了解，仅限于将京官运送回南。[163]而这也正是杨文骏等人最初的计划：他们认为京官留在京城，耗费巨大，却毫无生活来源，只能依赖南省救济，而和议又无期，所以他们最初是以劝京官回南作为救援京官的主要方式。高枏的同乡友人“萍三”“谒其房师杨莘伯”，“莘劝萍三渡海，萍扰扰数日”。高枏对此评论道：“以全权随员而劝人走，无怪人慌乱也。”[164]
闰八月二十九日，高枏在日记中记道：“铁船同周方伯、九弟，由成都兑到津贴京官银三千，陕一京二。可感亦可伤。”“九弟”即高枏的孪生兄弟高楷，光绪丙子年举人，曾任直隶涞水县令。这是高枏在日记中首次提及专门针对四川京官的救援。次日，即九月一日，高枏又在日记中记道：“公款事来电，是津贴京官。有官则分，是周官授禄法。照人数而分，是计口办赈法。宜此则违彼，必嫌言。茂萱夜来，言及欲推之金波。”[165]茂萱即乔树枏，金波即汪金波，均为川籍京官。在这则日记中，“公款”似乎是指专门“津贴京官”之款项，但对于分配办法却提出两种：一种是“有官则分”，一种是“照人数而分”，“宜此则违彼”，这又似乎表明，该款项并非专济京官。这也预示了“匀散”这笔救济款项的困难，以及有可能引起的纷争，以至于乔树枏要将分款之事推给汪金波。
九月三日，高枏在日记中写道：“宋芸子与奂如字，言公款五千电兑。电文有由陆赴行在者二千，在京者三千，未言公车。细玩其意，所云赴行在，系指兑到后，现将往赴而言。若已到，则日有资给，更何须此。若发公车，亦切情理，但须斟酌数目多寡，似未可浑而同之。至于候选，则候选从九典史如萧恒玉之类，岂不可稍加甄别。夜茂萱、金波来，面告茂以此事不能无嫌言，要须约三四人酌妥剖分。”[166]“公款五千”乃是指陈子钧所捐之款。不过，高枏等川籍京官对于该款项的来源、用途、分散方式等内容均了解有限，故将拨汇德州之二千误认为是“将往赴而已”。对于如何分配这笔款项，高枏认为，“若发公车，亦切情理”，乃至“候选”也可散发，但不可不“稍加甄别”。高枏同乔树枏、汪金波等商议后，认为“须约三四人酌妥剖分”。
九月四日，高枏在日记中又写道：“金以公款事，公车一层为难。现未在京者，回京补发亦难。此本难事，若不以京官为限而普通之，未尝非情理所应有，然如何伯卿、吴虞臣等独非川人乎。总之，此款若谓为津贴，尚可收；若谓为救济，似不可赧颜收耳。”[167]九月六日又记：“奂如、金波由贤良寺归。公款以京官为主，会试公车，较京官应分十分之三，乡试十分之二，候选与乡试等。”九月八日，“金波来，以候选一层淆杂难办，深为焦虑”。[168]在争论不定的情况下，高枏在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茂萱来言，公款原函看过，未言公车，未持出。以奂、孟诸人之言为然，将请彝卿定等差出照办。”[169]彝卿即杨文骏，而杨文骏在致盛宣怀等人的公函中，也表示“此间四川同乡闻知，已时来催询”。[170]
最后确定的分配办法，是由高枏同“孟甫、奂如、承皐、介甫、萍三、金波”等川籍京官于九月十七日共同拟定的办法。“萧克友、吴芬两教习欲列为京官，同分接济，经手者难之，乃欲分会试、乡试两层，乡试中又分正途、生监两层。”[171]分配办法拟定后，高枏同乔树枏等于次日“在杨彝卿处，同写收条规银三千，仅合公砝二千八”，“三人同收”，“复到汇丰商剖零飞”。[172]此前，杨文骏便致电上海询问“陈子钧专济三千是否照拨”，而上海方面也表示“自应照拨”。[173]此后，高枏在其日记中也陆续记载了川籍京官分配陈子钧所捐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九月廿二日所记“金波昨同榘才取现银一千，分陈、曾、宋、王、谢、吴六分；汪以三百廿，分任、郭、骆、汤四分；尚存二百八十，分恺人；零数分教习南学”[174]。
以上是有关陈子钧款项的分配情况。后来，高枏等又针对李徵庸、周馥筹拨之“津贴二千”的分配方式有过一些讨论。“孟甫问曰：‘津贴一项，向来都察院翰林多分，以无印结也，今年当何如？’予曰：‘今年则均分可也。’”虽定下均分办法，但何人可分，何人不可分，又引起争论。“陈曾来，言谢承皐一分，不过每人减二金与之，如金波过虑，以为不应分，则晦若又何尝该分者，嘱待金来，以此分晰之。”又有人言：“前款是陈子钧所送，可分之；此款乃常年津贴，向无候选，不可分。”[175]高枏将这些意见告诉汪金波后，汪“畏而不敢主分津贴”。针对这些争论，有川籍京官称之为“乞儿见钱而诟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曾源向高枏介绍了福建京官分配救济款项的情况，高枏感叹之下将其所言收入日记，并认为“山长中有陈伯潜，故清楚如此”。
关于陈子钧“指济”四川京官之款项，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插曲，即高枏在九月十四日所记之内容。当天，乔树枏从贤良寺抄得有关陈子钧与盛宣怀等关于该笔“指济”款项的来往函件，从而比较全面地获悉陈子钧捐款的来龙去脉。此前，这些四川京官对于这笔款项是“津贴”，还是救济“公款”均模糊不清，甚至还不知道此笔款项为陈子钧所赠。在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高枏写道：
茂萱今夜交来所抄信曰，四川陈子钧兑来五千，上海蜀绅某（大半盘记、恺记而已）议留二千，拨德州散放。曰“闻出京者不少”。夫曰四川，曰蜀绅，是专指四川京官而言明矣。曰“闻出京者不少”，是恐蜀人在京之少，不敌出外之多矣。曰“拨德州”是疑同乡滞于德州矣。查蜀人出京仅六七人，皆走西道，无东下者，别人不知，于晦若即知之，何得据一面悬揣之词，而掯留三千乎。[176]
川籍京官在九月十四日之后很快便拟定分配办法，与获悉此信当不无关系。因为正是该信确定了陈子钧款项的救援对象，是“专指四川京官而言”。对于高枏而言，更让其耿耿于怀的是，蜀人出京无东下者，而“上海蜀绅某”却“议留二千”“拨德州”。当然，远在上海的“蜀绅某”是不知情而有此议，但身在贤良寺的于式枚此前与高枏等人几乎是朝夕相处，对于川籍京官出京者的情况应相当清楚，故高枏认为，陈子钧兑来之款“何得据一面悬揣之词，而掯留三千”。次日，高枏便致函于式枚：
昨日之信，见者数人，知者亦数人。或曰：“不理他”；或曰：“此信是陈润夫寄与杨彝翁及足下者。”杨滇人，其知四川人数，自不如足下之悉，应由足下自拟一信，致润夫、子钧，言明蜀中京官出京者不过十人，皆未走德州。且尚惠臣观察来信，他省亦无滞于德州者。上海蜀绅何人，乃欲凭空硬断截留二千于山东乎。宜出知单，令乡人勿遽搭救急会船，以免胶葛。窃思此事，由足下经理于先（上海报亦列有兄名），致信润夫、子钧，乃分内当为，并非越俎，何妨急草，由广信通信局代去。[177]
对此函，于式枚如何回复，高枏此后的日记并没有记录。高枏本人此后也曾“作一信寄陈润夫，并拟一电，皆言京官三十余人在京，西赴者十三人，无一至德者，应请拨还京中”[178]。拨往德州之二千金有无拨还京中，《高枏日记》也无记载。其实，单就《高枏日记》所呈现的高枏对于拨往德州之二千金的锲而不舍的追问而言，已充分表明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远非往日赈济水旱灾民可比。被救援的京官们，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知识水平、判断能力等方面，均丝毫不逊色于援救者。这使得援救者不但失去面对被援救者的优越感，而且稍不注意便会被质疑，乃至被批评。如《高枏日记》十月三十日便有如此记载：“又闻杨莘伯、杨彝卿为救济船事，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大起嫌言。有控之于合肥者。合肥曰：‘若何如此丢脸。’遂怄气而病。”[179]杨文骏、杨崇伊究竟有无借“救济船”之事，“各赚万余金”，已无从查考，但这样一种传言无疑将给救援者以极大的压力。在这场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中，救援者须尤为谨慎和遵守规矩，因为窘迫的境遇使得留守京官们，会以挑剔的目光审视救援者们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