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闰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公函：
广肇公所诸位乡先生大人公鉴：敬启者，迩因中外构衅，神京陆沉，大劫骤临，生灵涂炭。款议未易就续，还定安集，未知何时？我粤东同乡仕宦行商在京者，计八十余家，男女数百口，遭此变故，困厄不堪言状。祸之始作，铁路先断，轮船不通，虽欲逃生而无路，或转徙而流离，或束手而坐困。加以乱兵乱民遍地焚掠，银肆尽毁，质库全空，既无复典借之路，南粮不来，民食日缺，且将为无米之炊。虽洋兵入城，幸免屠戮，而苟延残喘，毫无生机。此时妙手空空，而饔飨不给御寒无具者，盖十室而八九。若不亟筹接济，再延时日，何堪设想！伏维诸公博施济众，素所钦佩，平日恤灾救患，虽邻乡异省，尚沾施予，矧在同梓。现同乡在京者，微特商贩之家、候选应试赋闲之人，此际无可谋生；即缙绅中人，**析播迁，经此数月，非遇险而丧资，亦坐食而悬磬，道阻讯梗，辄唤奈何！惟冀诸公念关乡谊，慨倡善举，酌拨巨款，从速设法寄京，以资振贷，则不啻涸辙之鲋得分润于西江，大旱之苗庆更苏于膏雨矣。谨肃公函，吁恳察夺，迅筹办法，愈速愈妙。倘沾德便，衔感靡既，虔请勋安，惟希惠照不备。
乡愚弟陈庆桂、吴桂丹、陈伯陶、关以镛、区湛森、张学华、桂坫、梁士诒、尹庆举、胡蓉第、张丕基、陈德驹、邬质义、罗凤华、区震任、文灿、何藻翔、曾文玉、曾习经、饶宝书、李晋熙、冯咏蒨、王光昭、冯懋勤、冯镜廉、梁旭培、胡彤恩、孔昭莱、朱汝珍、蔡植勋、张宝琛、郑文杰、李学芬、岑锦沂、温宗羲、林天嶷、黄应国、韩绍云、张铭勋、韩保凖、何若水、吴瀚徵、杨典诰、李平西、郑瀚光、麦鸿威、张标云、方廷珍等顿首。
附启者：沪上距京较近，平日京中粮食，因北地素不产稻，全由沪商运米来京。自五月乱后，海道梗阻，米运不至，刻下都中斗米需银两余，尚且不易购，家家有陈蔡之忧。倘能设法请洋人护照，运米至京接济各同乡，则尤为善策。枵腹而待，务以速办为妙，再叩。[94]
广肇公所收到这封被《申报》命名为《京都粤东会馆各京官公函》的求援信应是在闰八月十五日前，因为在东南济急善会于闰八月十五日寄出的《济急第四号公函》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兹据广肇公所董事徐雨之兄等联名函称，接京都同乡四十八人公缄，乞筹赀汇寄，救急回南。兹由敝公所筹银五千两，另湖州会馆集捐若干两，汇呈尊处，代汇燕京陈香轮给谏、吴秋帆、陈子厉、关咏琴太史等照收，请同乡刘吉六、吴云樵附轮前往会同商办等语，并据交到英洋一万元。[95]
显然，上述内容是广肇公所收到《京都粤东会馆各京官公函》后的反应。“陈香轮”即陈庆桂，香轮为其字，广东番禺县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庚子年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故称“陈香轮给谏”。[96]“吴秋帆”应为“吴秋舫”，即吴桂丹，字万程，号秋舫，广东高要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历任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官。[97]“陈子厉”即陈伯陶，字象华，一字子砺，广东东莞县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第三名进士，授职编修，曾充云南乡试副考官、贵州乡试副考官，庚子年间时任国史馆协修。[98]“关咏琴”即关以镛，广东开平县人，光绪二年丙子科顺天乡试举人，光绪九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曾在总理衙门、刑部任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充总理衙门同文馆提调，庚子年三月“经总理衙门奏请照章交军机处记名以海关道员用”。[99]很明显，广肇公所指名“照收”汇款的四人即“京都粤东会馆京官公函”中署名前四位者。
北京粤东会馆与上海广肇公所虽然都是广东同乡组织，但二者由于组织者身份的差异与所处城市的不同，在以往的历史中交集并不多。北京城里的粤东会馆创建于明代，至晚清已历时久远，“风雨其零，榛莽不翦”，“都中士夫，每逢高会，则假别馆”。于是光绪八九年间，“乃谋建新馆于南横街”；光绪十九年冬，粤东新馆“动土以待”，由“云南抚军黄植亭、江西粮道邓莲裳、署津海关道黄花农、福建候补道何碧旒、在籍候选道刘问刍，先后捐集七千六百余金”；光绪二十二年，新馆竣工。“自斯馆兴工后，戴少怀、丁伯厚大考开坊，许筠丈由仓场擢总宪晋工部尚书，杨蓉浦以副宪擢兵部侍郎，黄植亭以桂藩开府滇池，邓小赤以苏藩开府皖江”，撰写《重修粤东旧馆碑记》的张荫桓本人则“年甫六十，辄蒙赐朝马，渥膺异数”。张荫桓因此颇为得意：“余维吾粤缨弁，近始萌颖，山高水长，正复无量。”[100]在张荫桓眼中，粤东会馆的兴衰沉浮甚至成为粤籍京官群体仕途显达与否的预示与象征。由此可见，粤东会馆主要是粤籍京官出资兴建并进行聚会活动的固定场所，广义上等同于粤籍京官的同乡会组织。与粤东会馆以官员为中心不同，上海广肇公所的中心是商人。上海广肇公所初建年代不详，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小刀会战乱，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广州、肇庆两郡旅沪同乡集资重建”[101]。虽然“首倡作重新之举”的是时任上海知县的粤籍官员叶顾之，但慷慨解囊的主要是徐荣邨、潘爵臣、唐廷枢、唐茂枝、徐润、韦文圃等粤籍商人。[102]不但出资者主要是商人，管理者也主要是商人：广肇公所由“董事负责所务进行”，而重建广肇公所的二十四位董事中，除叶顾之外，其余均为商人。[103]广肇公所从成立到光绪九年，所有账目都是由徐润管理，此后其也拥有很大的话语权。[104]可以说，广肇公所在19世纪末的事务几乎都是由唐廷枢、徐润、韦文圃等大商人掌控的。[105]
作为以官员为主的同乡组织，粤东会馆常常扮演施救者的角色，很少乞援于人，更不用说代表整个粤籍京官向外乞援。迫使粤籍京官发出求救函的是：因为铁路被毁、轮船不通导致的“虽欲逃生而无路”，或“转徙而流离”，或“束手而坐困”的危局。《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详细记载了梁士诒及其同乡“虽欲逃生而无路”，只得“转徙而流离”或“束手而坐困”的情形：
是月（笔者注：五月）二十一日，先生偕高夫人携妾潘氏，子定蓟、定吴及女仆一出京，由陆路先至通州，沿运河乘船南下。同行者关伯珩（冕钧），颜伯襄（廷佐），陈子励（伯陶），尹翔墀（庆举），麦蕙农（鸿钧），区鹏霄（湛森），凌润台（福鹏）等男女老幼共百余人。甫抵木庄，已炮火连天，不能通过，迫得赴河西务。居船上时，沿途无村非坛，无人非拳，所过辄被迫拜坛、焚黄，凡焚黄时纸灰不扬，即目为汉奸，杀无赦。先生以在暴力下无如何也，乃服宽博之衣，每拜起拂袖，灰辄飞扬，以是多次幸免。一日关伯珩拜时，纸灰不起，将执之，伯珩色变，先生大呼曰：“关老爷不怕。”团素信关壮缪，多称为关老爷，闻是言，乃释之，伯珩汗浃背矣。留滞河西务之三日，有土匪三十余人，列械要索，每船缴费三百两，众惶骇无策，先生出而婉言曰：“船过此得保护，纳费应尔，第无如许银，着人往津措缴何如？”匪首肯，坐以待。先生乃挥函致津海关道黄花农观察（建元）。黄立派步队数十名，携银来。匪遥见官军，弃船逃。官军拟追捕，先生止之曰：“世乱至此，勿种恶因也。”遂改北行，往怀柔。途中数遇匪，均以智免……先生自六月间居怀柔县城，日探京中消息，常只身步至都门。至是闻局势稍缓，思作归计。忽大股匪窜入怀境，于是月（笔者注：闰八月）十八日破县城，杀县官招立奎全家，踞城搜劫。麦蕙农作工人装逃出，夜宿马槽。陈子励欲挈眷逃，为匪所截。直至京中派大队及新县令至，匪乃逃散。[106]
由上可知，梁士诒是与粤籍同乡京官结伴南逃，并结伴避居怀柔的，遇到危险时也首先是请在天津做官的同乡出手相救。乞援于同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些粤籍京官为何是向设于上海的广肇公所乞援，而不是向广东省内的善堂善会求救？从公函来看，原因有两点：一是广肇公所“平日恤灾救患，虽邻乡异省，尚沾施予”，更何况是“同梓”；二是“沪上距京较近，平日京中粮食，因北地素不产稻，全由沪商运米来京”，而现在京城最主要的问题又是“海道梗阻，米运不至”导致的“都中斗米需银两余，尚且不易购”，因此“倘能设法请洋人护照，运米至京接济各同乡，则尤为善策”。毫无疑问，这两点理由都是成立的：就第二点而言，自漕粮改为海运以来，京城消耗的稻米便主要是从上海运过去的；就第一点而言，则涉及广肇公所成立以来的慈善活动。
广肇公所成立后，对于慈善事业颇多助益。光绪十一年五六月间，广东发生水灾，广肇公所同丝业会馆筹赈公所、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高易公馆筹赈公所、果育善堂等当时上海主要的义赈机构一起对灾区进行筹捐赈济。[107]在赈灾过程中，《申报》刊登了一则署名“广肇旅沪同人”的《致谢江浙诸大善士赈款》的启示：“粤省此次水灾，实为数百年所未有，况常筹办海防之后，捐助尤难，设非外省救援，则昏垫余生，真匪有孑遗矣。即蒙江浙诸大善士救灾恤邻，不分畛域，現仍鼎力劝募，所谓生死而肉骨也。”[108]当时上海的“广东帮赈所”，主要是李秋坪的高易公馆筹赈公所，与丝业会馆筹赈公所、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齐名。李秋坪是广东香山买办群体的重要成员，而“高易赈所的董事几乎囊括了当时寓沪广东帮中的知名人士”。[109]李秋坪于光绪十四年初去世，高易公馆筹赈公所于光绪十七年冬裁撤。次年，粤籍绅商在广肇公所内“复设振所”，“仿昔日高易公馆章程”经收赈捐，“协赈一切费用自备，不动赈款分毫”。[110]自此，广肇公所协赈所成为上海义赈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许多义赈活动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111]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粤东会馆各京官”在致“广肇公所诸位乡先生大人”的公函中有这样的表述：“伏维诸公博施济众，素所钦佩，平日恤灾救患，虽邻乡异省，尚沾施予。”
当然，“粤东会馆各京官”之所以向上海广肇公所致函求援，最重要的原因是“乡谊”：“惟冀诸公念关乡谊，慨倡善举，酌拨巨款，从速设法寄京，以资振贷。”诚如香港东华医院发起对旅津粤人的救助一样，“乡谊”无论是对求救者，还是对施救者，都拥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广肇公所的迅速作出反应可以再次证明这一点：广肇公所很快就将筹得的“英洋一万元”交给东南济急善会，托其代为汇京散发，并拟派专人前往救援。广肇公所之所以很快行动起来，除了“粤东会馆各京官”的函催之外，还因为粤籍买办商人郑观应的大力推动，而且正是在郑观应力促之下，广肇公所决定派专人前往京津地区展开救援。
郑观应虽为粤籍绅商，但因为很早便参与义赈，因而在江浙绅商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尤其是与盛宣怀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郑观应全面参与到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成为盛宣怀的主要助手。虽然郑观应以江浙绅商社会为其“活动重心”，但“他与粤东商帮之间仍维持着基本的社会关系”。[112]郑观应的这种特殊身份，使他成为沟通东南济急善会与广肇公所的桥梁。在东南济急善会成立之后，作为主持者之一的郑观应曾专门致函广肇公所诸董事，要求迅速参与救援：
江浙寓沪官商创设济急善会，东南各省均派有人，乘本局爱人轮船（应为“爱仁轮船”，笔者注）北上，招呼京、津落难者回南。未悉广肇公所与潮州会馆会商派定何人前往，若不派人，于同乡失色，况落难者盼救孔亟，宜速勿迟。弟已捐资协助济急会陆君纯伯、施君子英，早办粮食药料矣。如集议举定何人，当知照济急会诸董接洽。如未举办，即嘱公所司理韦君玉墀速拟捐启，请同乡会议，仍须办粮食、药料，举人同往，并电请各埠同乡捐助。此亦无量功德也。闻香港早有捐款解交津郡，英统帅装运吾乡商民回南不甚得力。目下各省善士会商办法，虽吾乡落难者亦在其内。惟寓沪同乡甚众，岂可无人同往。各同乡不捐资、不举人同往招呼南旋，必为外人所笑矣。弟除送济急会外，另捐二百元先为之倡，幸勿迟延。如举定何人，仍希示悉。当函日本领事，托其天津领事招呼可也。[113]
郑观应函催广肇公所参与救援行动，主要是因为“东南各省均派有人”，广东“若不派人”，“于同乡失色”。尽管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对象涵括东南各省，郑观应也清楚这一点，即“吾乡落难者亦在其内”，但他坚持认为广东“寓沪同乡甚众，岂可无人同往”，“各同乡不捐资、不举人同往招呼南旋，必为外人所笑矣”。如果说出于乡谊的救援本应该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而在郑观应这里，出于乡谊的救援已然成为一种必须为之的义务，否则“必为外人所笑”。事实上，各省之中最后只有广东另外专门派人前往京津地区进行救援。
本来对于广肇公所交来的善款“英洋一万元”，东南济急善会认为“此数较巨”，准备将其“作为东南济急会第二批解款”，“仍与道胜熟商，汇至天津，由津设法运京”，“转交陈香轮给谏等收明示复”。[114]但这种由东南济急善会统筹汇款的方式很快发生变化，在东南济急善会上海致北京的第五号公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兹弟官应据广肇同人面称，第四号函内托汇之广东同乡集款，已自行商明道胜汇寄，刘吉六等亦已附轮北上自行收放，第四号函内所称各节应无庸议。[115]
善款“自行商明道胜汇寄”，并派人“北上自行收放”，表明广肇公所将依靠自身的关系和力量独自展开对被困于京津地区的粤籍官绅商民的救援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郑观应依然起到了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广肇公所选定刘吉六、吴云樵前赴京津救援后，此二人北上事宜便主要由郑观应安排。在致陆树藩、潘炳南的信中，郑观应表示因为爱仁轮船“舱位少、搭客多”，故“敝同乡公举刘吉六、吴云樵二君先坐‘广济’轮船”前往京津招呼。郑观应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作此安排应为易事。对于刘、吴二人在京津地区的安全事宜，郑观应也多方筹划：一是托陆树藩代请“刘、吴二君护照”，“如不能即日交来，请代带至天津面交刘、吴二君可也”；二是请日本驻沪领事[116]“函托天津领事招呼”；三是致函陆树藩等，希望其“求英法领事函致其天津领事照应”[117]。可以说，郑观应的关系网为粤籍绅商的庚子援救行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
刘吉六，即刘光廉，吉六为其字，广东香山县人，在唐廷枢、徐润执掌轮船招商局时，曾任招商局芜湖分局委员。当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后，曾致函唐廷枢表示：“芜局委员刘光廉结欠一款，虽于去年结账时销去，然总办以次欠款均已清厘，未便独于刘光廉从宽免追，致使后人效尤，关系颇大。曾经雨之兄担当数千金了事，又隔一年，杳无消息，亦祈阁下会同雨翁速为催缴，总须面子下得过去。”[118]此后，刘光廉还追随唐廷枢、徐润积极参与了开平矿务局设局广州事。[119]于此可见，刘光廉与唐廷枢、徐润的光系非同一般，而唐、徐二人又是广肇公所的创办者与长期的主持者，因此刘光廉应当也是广肇公所的骨干成员。
关于刘光廉等在京津地区的救援活动，其在致徐润等人的函中比较详细地进行过叙述：
廉等初二日由津起行，初七日抵京，日兵护送，沿途当无窒碍。惟河西务架有浮桥，必须洋兵知照始准放行耳。到京后，住李铁拐斜街广元客栈。在京同乡业经晤面，大约合官、商、男、妇、老、幼百人左右，避住外县者亦有数十人。现拟请在京者先行一批，一则船车难雇；二则人多究属难行。惟其间当有三数公不愿南下，亦有家属先行，本人不允离京者，各听其便。至避住外县者回京颇难，亦即去信往迎，约以月底为期，逾期不至则封河，伊迩，廉等亦不能久候也。天津日领事派三人护送入京、出京之路。现下同住相候，但恐出京人少，不足以资保卫，拟明日往谒日公使，请其添派洋兵。倘即应允，便欲于月半前后，先发头批出京。住外县者只可候其回京续发也。陆纯伯兄，初二日尚不见其到津。将来设局何处，暂尚未详。今日见杨彝卿，据云：抵京后极力办此事。先托俄人，仅允护送，而不得船，转托日人，亦辞难办，至今尚无实在善法，缘其人数二三千人，颇非易事也……敬请雨之、纶卿、文圃、善亭、雨田、干臣、陶齐[120]、杰臣先生既各善长钧安。刘光廉、吴大铨顿首。重阳节。[121]
这封信落款日期是九月初九日，故“初二日由津起行，初七日抵京”应是指刘光廉等是九月初二日由天津出发，九月初七日到达北京。这说明刘光廉等在九月初二日前已经到达天津，此时陆树藩等尚未抵达天津。据陆树藩《救济日记》，陆树藩率领的救济善会北上救援团于闰八月二十二日“登爱仁轮船”，闰八月二十六日即到达大沽口，二十七日“进口停泊塘沽”，但因为善会人员的安全问题、居住问题和救援物资的存放问题等尚未解决，便一直停留到九月五日才“全行登岸”，陆树藩本人也在当天乘火车由塘沽到津。[122]以此作为参照，刘光廉等乘坐“广济轮船”先于“爱仁轮船”从上海出发，则刘光廉等是在闰八月二十一日或以前便起程北上的，按轮船正常行驶速度，其抵达天津大沽口的时间应是闰八月二十五日或以前，距闰八月十五日东南济急善会第四号公函中首次提到广肇公所接到《京都粤东会馆各京官公函》并筹集善款之事仅仅十日，于此可见广肇公所的救援行动开展得十分迅速。
刘光廉等在天津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由日本驻天津领事派人护送前往北京，这应该是此前郑观应请日本驻沪领事“函托天津领事招呼”的结果。刘光廉等到达北京后，即与“在京同乡”晤面，了解情况，并筹划具体的救援方案。一方面因为人数较多，而“车船难雇”，另一方面因为还有不少人“避住外县”，刘光廉准备将在京粤人分两批护送出京，一批是“月半前后”，另一批则是九月底。刘光廉还同东南济急善会的在京负责人杨文骏晤谈，而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除了刘光廉的信中有所反映外，在东南济急善会九月十日北京致上海的第三号公函也有所体现：
广东之刘吉六、吴云樵已到京，询其如何办法，渠亦系将同乡运送回南，或由渠等另觅保护，或仍归我等会中护送，俟渠酌定。所指之陈香轮给谏、吴秋舫诸太史，皆逃避出京，尚未回来，大约日内亦即归也。[123]
与该函相呼应，梁士诒的年谱记载了其返回京城、到达天津并前往上海的整个过程：
九月九日，先生同避难诸家眷属回京。十一日六时，车抵虎坊桥湖广会馆门前，侧室潘氏生第三女于舆中，因名舆生（后适番禹郭锦仙）。七时后始返保安寺街三水会馆……居会馆三日，即南归。十五日至津。二十二日附救济善会轮船安平号往沪。同船被难官商一百余人。[124]
梁士诒年谱中的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梁士诒九月十一日回京，“居会馆三日”，便已经是九月十四日，“十五日至津”，则是从北京到天津仅仅用了一天时间，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京津间铁路不通，往返主要是通过水路，单程至少也要三天。[125]东南济急善会京局在九月十三日致上海的第四号京函中，谈及刘光廉在护送梁士诒等前往天津前与杨文骏的晤谈，应该可以确定梁士诒等启程前往天津的时间应该是九月十二日：
广东已据刘吉六等云归其自办。昨来云，今日有二百余人，分雇船只，由日本保护至塘沽，附爱仁轮船回沪，以后尚有三百余人仍欲归我等保护前往，大约日本只允送渠等一次也。[126]
九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十五日抵达天津，路上花费的时间与陆树藩后来护送“被难官商二百余人”由京至津的时间一致。爱仁轮船九月十一日便已经从天津启航返沪[127]，刘光廉和杨文骏身在京城，对天津的情况不了解，因而错以为是附搭爱仁轮船。该则史料也表明，需要援救的在京粤人并非刘光廉在致徐润等函中所说的一百多人，而是五百余人。梁士诒等粤籍官商乘坐安平轮船返沪，在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中也有记载：
二十二日，安平轮船开往上海，装回被难士商一百余人。午后杨莘伯、刘吉六（名光廉，广东人）来访。吉六谈及由津坐火车至塘沽甚属危险，惟见我会中司友刘锡九来往无阻，极赞其办事能干，不易多得。[128]
安平轮船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天津启程返沪，与梁士诒年谱的记载吻合。由此则日记还可知，刘光廉并没有跟随梁士诒等一道乘船返沪，这或许是因为还有粤籍官绅士商和难民陆续前往天津，需要一并照料返沪。
《申报》的报道记录下了安平轮船抵达上海时的情形：
启者：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安平轮船行抵金利源码头。任逢辛观察、丁晓芳世叔偕则敬前往查看，约计搭客三百余人，除刘吉六太守送回在京广东同乡一百七八十人，内有六人情形较苦，已由广肇公所同人妥为安插外，尚余各省官绅一百余人。凡有家可归及有亲友可依者，均各自设法……谨钞乞登报，布告同仁。至各客籍贯姓名，广帮即由广肇公所录登，其余各省官商，救济会有同事两人回申，亦已钞有清单请刊，不再赘陈，合并声明。济急善局施子英谨志。[129]
安平轮船搭载回申的并非都是粤人，也包括了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各省人士，因而救济善会的一位主持者“丁晓芳世叔”和济急善会的两位主持者“任逢辛观察”和“施子英”会前往查看和照料。援救回南的“在京广东同乡”不但由广肇公所“妥为安插”，亦由广肇公所登录姓名，充分证明了广肇公所救援行动的独立性。这些被救粤人大部分又是在广肇公所的资助下返回广东的：
前日安平轮船抵沪，载回粤中官商工匠之在京遭难者。旋由广肇公所发给水脚、盘川，乘广利轮船返粤。所有大小男女七十四员名口胪列于后：刘启云，六十四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一口；陈鸿南，四十一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潘耀南，三十六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谭宝臣，三十六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一口；关耀西，三十七岁，携有女眷一口；潘柱庆，二十八岁，携有女眷一口；郭应，二十岁；叶恩，二十二岁；麦柱，十八岁；陈标，三十岁；梁仁，四十七岁；陈舫，二十四岁；刘仁，二十八岁；以上皆南海人。林雪棠，五十四岁；吴嘏纯，五十一岁；唐近，十九岁；卢权，四十三岁；宋宝山，十七岁；乔国兰，二十七岁；苏勤，五十八岁；陈远祥，三十三岁；吴恭甫，五十一岁；以上皆高要人。郭康，五十二岁，番禺人。卢凤山，三十七岁，花县人。杨胜，十九岁；坤櫻氏，三十六岁；潘鑑全，三十岁，携有女眷二口、小孩一口；潘紫芳，二十六岁，携有女眷一口；汪德，三十岁；薛彭年，十四岁；梅兰生，三十二岁；谢绍侬，二十二岁；以上皆广州驻防。陈氏，三十七岁，顺德人。雷祖根，二十四岁；雷国衡，三十五岁；曾材，二十一岁；何玉伦，二十三岁；温应章，十二岁，携有女眷小孩各二口；以上皆新宁人。曾阿九，三十四岁，化州人。黄阿生，四十八岁，茂名人。钟阿五，二十五岁，石城人。符昌年，三十七岁；戴四通，二十八岁；曾阿秋，四十八岁；以上皆遂溪人。吴贞祥，十四岁，高州人，携有女眷二口、小孩三口。苏邦，五十二岁，携有女眷一口、小孩二口。
此外，京官之不需公所资送者为：罗凤华、颜廷佐、孔昭莱、陈庆和、麦鸿钧、蔡植勋、韩日初、梁士诒、骆楙湘、何藻翔、区湛森、饶宝书、温守义、邬质义、潘广霈、张宝森，连家眷共大小男女六十余员名口。[130]
这些粤籍京官由上海返回广东，虽然不需要广肇公所“资送”，但其由京津地区返回上海则不能不说是仰仗了广肇公所的大力援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广肇公所的救援行动虽然是独立进行的，但其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的协助：如安平轮船正是通过杨文骏与东南济急善会的协调，才拨作救援之用的[131]。刘光廉送粤籍被难官商由津坐火车至塘沽，则得到了中国救济善会“会中司友刘锡九”的协助；甚至，刘光廉将第二批粤籍被难官商“三百余人”由京城护送到天津的重任托付给东南济急善会的京局；事实上，中国救济善会对于京津以外被难粤人的救助也是颇为尽心尽力：
惟闻唐山芦台一带被难南省人士有三四百家，其间尤以广帮为多，均向在铁路公司充当司事及工匠者。昨已派人前往察访，接济南旋，但途遥费巨，绵力无几，可否仰恳转商广帮诸善长拨款接济，以竟全功。其经理广帮事务之刘君吉六前赴京师，至今未旋津沽。[132]
其实，在此之前“广东善后局各宪”便已捐银三千两汇交救济善会[133]；此后，广帮各商号又陆续向救济善会捐银若干[134]。同样，东南济急善会也得到了广东方面的大力援助，如“善后局各宪”续捐“洋银二千两”，与“广东盐务统纲各商”捐助的“洋银一千两”，是汇交济急善会的。[135]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粤籍绅商虽然独立展开了救援行动，但他们在对中国救济善会和东南济急善会等统一性救援组织的捐助中并没有缺席；而广肇公所在京津地区的救援行动若没有救济善会和济急善会等统一性救援组织的协助，也是很难顺利展开并取得较大成效的。
除了广肇公所发起并组织的对粤籍京官的整体性援救行动之外，还有不少针对部分粤籍京官的定点救济。如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对区湛森、梁士诒、颜廷佐三人的救济，在东南济急善会第三号公函中，关于此事有详细叙述：
弟宣接据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寄到规元五百两，函称舍亲区阁读湛霖号朋萧，在京供职十余年。今秋匪焰大炽，始送眷暂避离京百二十里之怀柔县城景隆客寓，仍只身回京，住南海馆。宦囊如洗，大有朝不保暮之虑。而京号闭歇，无从汇借，特备具规银五百两，敬祈设法即寄京师交米市胡同南海馆区君收领。倘或不遇，请饬守馆人送至怀柔景隆客寓探交其眷属手收等语。即请查照于已汇奉之二万金内提规元五百两，按冯君函开事理妥交广东同乡京官酌量妥办，务取区君或区君家属收银字据，掷寄来沪。
……
第三号正封函间，弟则敬又接冯曜东兄汇到规银五百两，并区君湛森、梁君士诒、颜君廷佐信一件，名片三纸，颜君照片一页。并据称三君如携名片，或颜君来领，查与所寄名片、照相相符，即请照付。倘此后三君以不敷应用前来添借，以一千两为度，务祈照付，随即汇还等语。兹将来信一封、名片三纸、影相一纸均附上，即请查照。仍于前已汇奉之二万金内照数动支，取寄收条为凭。冯曜翁共托汇千金，所请区君等随后添借以千金为度，自应照办，并祈转致广东同乡京官查照。[136]
在东南济急善会京局致沪局的京函中，对于后续办理情况亦有叙及：
区阁读三君，因移住怀柔，已将冯厚光原信转寄，俟三君来，再面交款，此三人莘伯熟识。[137]
香港银行冯厚光，嘱拨区湛霖、梁士诒、颜廷佐三君规元一千两，此三君均是相医麦佐之熟人。三人先在怀柔，信寄去后，颜廷佐先来取过京松银一百两。今日三人皆来，言梁、颜即附广帮回沪，区眷亦先回沪，而自己留京，嘱将其余之款拨归上海取用，已给一凭信，赴上海公会支取。兹将颜君收到百两收条一纸，寄请诸公核存备查。[138]
再如广济医院对陈伯陶、尹庆举的救助：
弟应接广东广济医院函，托寄交广东人陈子砺太史伯陶规银五百两，并托陈子砺太史代送尹庆举孝廉规银二百两。尹君住址，陈太史知之。陈太史向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现如移居烂面胡同东莞会馆，一问即知。陈太史处不另函。请转致广东同乡照办。[139]
此外，还有梁鼎芬个人对所有粤籍京官的救助：
现有梁星海太史由鄂发电，嘱骏与次舟代垫千元，由其寄沪归款，以为专济京中同乡京官之用。来电甚为恳挚，不得不通知广东京官，而闻信即来谆谆求垫，祗可暂为挪付，以应其急。[140]
在庚子救援中，粤籍绅商和部分粤籍官员对于旅居京津一带粤人的私人救助应不止于此，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记录下来。进入庚子年十月后，由于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将赈济重心转移至陕西旱灾，《申报》上有关庚子救援的报道便大量减少，因而很可能导致许多私人救助的信息便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了。
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行动中，对于粤籍京官的救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只有广东一省专门派人前往京津对粤籍难官难民进行援救，其他东南省份均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或中国救济善会这两大专门性的救援组织，救援本省被难官商的。此外，冯厚光对区湛霖、梁士诒、颜廷佐的“专济”，广济医院对陈伯陶、尹庆举的“专济”，以及梁鼎芬对整个广东京官的“指济”，均是各省普遍采用的救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