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济急善会并非一个独立于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救援组织，因此并没有“公启”等公开宣示其成立的文告。东南济急善会更像是一个集合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北京救援的组织，其在致李鸿章“幕府诸君子”的信中，表示“树藩创议救济善会，拟即赴津开办；信厚、元济、则敬、裕福、廷杲亦即约友驰赴德州添设济急善局”，而北京被难官绅“较在津德必更多更苦”，故决定专门在北京实施救援。[7]也就是说，在东南济急善会看来，陆树藩之救济善会主要是在天津一路展开救援，严信厚等所设之济急善局则主要是在德州一路展开救援，因此东南济急善会便主要是针对北京救援而设立。
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可通过东南济急善会上海总会与北京分会之间来往公函的署名及相关内容确定。东南济急善会上海总会致函北京分会共有九号公函，而北京分会致上海总会则共有四号公函。这些公函的落款时间分别是：《济急公函》为闰八月三日，《济急第二号公函》为闰八月五日，《济急第三号公函》为闰八月十日，《济急第四号公函》为闰八月十五日，《济急第五号公函》为闰八月二十日，《济急第六号公函》为闰八月二十九日，《济急第七号公函》为九月四日，《济急第八号公函》为九月十一日，《济急第九号公函》为九月十八日；《济急第一次京函》为闰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号京函》为九月三日，《第三号京函》为九月十日，《第四号京函》为九月十三日。[8]
在上海致北京的前三号公函中，署名均为“盛宣怀、顾肇熙、任锡汾、郑官应、严信厚、庞元济、陆树藩、杨廷杲、施则敬、席裕福”；在后六号公函中的署名，“严作霖”替换了“陆树藩”。在“济急第三号公函”中，对于陆树藩此后不再列名还有解释：“再陆纯伯兄现已料理赴津，此后沪寄公函即不列名。”据此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基本上是以济急善局的主持者为班底而构成的，如济急善局的五名主持者严信厚、庞元济、杨廷杲、施则敬、席裕福均列名“沪寄公函”。陆树藩列名其中，可视为东南济急善会对陆树藩首倡之功的认可，或许也有联合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东南官绅商民”之力共同实施北京救援的象征意味。主持者中新增之“盛宣怀、顾肇熙、任锡汾、郑官应、严作霖”等人，与严信厚等义赈领袖关系更为紧密，其身份、地位也更具号召力。
作为领衔署名者，盛宣怀实际上是东南济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其工作包括接受李鸿章的指示，向东南各省督抚官员等发电募款，与各界函电往来，领衔沪局诸公与京局同人函电协商救济事宜，与道胜、汇丰等外国银行协商汇款等，内容涉及募款、汇款，以及援救京官之具体措施等。盛宣怀之所以能够成为东南济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乃是由于其身份、地位、经历所决定的。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以诸生起监司”，“最受知李文忠公”。可以说，自同治九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介绍入李鸿章幕府起[9]，至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逝世止，盛宣怀大半生的经历都是在追随李鸿章中度过的，而盛宣怀毕生事业也是主要依靠李鸿章达成的，故陈三立在给盛宣怀撰写的墓志铭中如此叙述：“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于是朝廷用文忠言，次第任公以四者，公亦终其身以四者自效。”[10]
洋务事业以外，赈务也是盛宣怀终生从事并卓有成效的一项事业。据盛宣怀“行述”所言，盛宣怀办理赈务之始，乃同治十年“畿辅大水”，盛宣怀之父盛康“倡捐棉衣赈米，命府君诣淮南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放”。同治十三年（1874年），盛宣怀“以直属水灾赈抚案叙劳”，赏加布政使衔。[11]盛宣怀的赈务活动也大都与李鸿章有关，如光绪四年由盛宣怀与吴大澂、李金镛共同主持的河间赈灾，便是在李鸿章的命令下进行的。[12]正是在办理河间赈务的过程中，盛宣怀与江南义赈士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为盛宣怀的洋务事业走向辉煌打开了通道。[13]由于盛宣怀的洋务企业与江南义赈之间的紧密关联，使得洋务企业的负责人与义赈的主持者往往高度重合。《沪寄公函》的列名者中，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三人，均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顾肇熙、郑观应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4]；严作霖曾是华盛纺织总厂负责银钱的董事[15]。也就是说，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群体中，包括盛宣怀在内，有七人与盛氏洋务企业存在着紧密关系。这七人中，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三人乃庚子年前后的义赈领袖，盛宣怀、郑观应在光绪九年便是四位“义赈经理人”中的两位，严作霖更是被《清史稿》列名为义赈发起人之一[16]。据此亦可见，东南济急善会与江南义赈传统的紧密关系。
顾肇熙，字皞民，号缉庭，江苏吴县人，“由监生中式同治甲子科本省乡试举人”，光绪八年（1882年）“补授吉林分巡道”，光绪十二年（1886年）授“陕西凤邠道”[17]，光绪十七年，李鸿章“以办赈出力”，奏请朝廷“予前陕西凤邠盐法道顾肇熙军机处存记，留直补用”。[18]大概因为顾肇熙的这种经历，使得马昌华在《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一书中，将顾肇熙列为李鸿章的文职幕僚，其“职务与活动”则是“襄办赈务”。[19]由此可见，顾肇熙参与东南济急善会，并紧随盛宣怀之后列名《沪寄公函》，是不难理解的。任锡汾，字逢辛，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是年恰逢“丁戊奇荒”，任锡汾积极协助县里父老筹集资金救灾；光绪五年（1879年），“京都附近一带水灾”，任锡汾又慨然劝募赈灾资金十余万两。光绪十六年春，由于上年江浙一带受灾严重，两江总督曾国荃派任锡汾“以十六万至浙江各属加赈”。在放赈过程中，任锡汾“亲自散票，亲自给赈，丝毫不假胥吏之手”，因而在其“由浙回宁时”，“灾民沿路执香跪谢皇恩者颇不乏人”。次年，任锡汾“以道员发往浙江补用”。[20]后来，任锡汾曾任四川川东道，于光绪二十五年“因办理案件贻误地方，谕令开缺送部引见，乃竟藉词乞养”，被朝廷“即行革职”。[21]任锡汾的经历，尤其是办赈的资历也足以使其列名“沪寄公函”，成为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人之一。
由上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均是东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义赈或官赈领袖。在救援工作中，这些主持者分别居于何种地位，承担何种职责，并无明确规定。庚子救援后，任锡汾曾在《上盛宣怀禀》中表示：“东南济急善会系尊处及丝业会馆经收各处来款，敝处仅司函电。”[22]在东南济急善会的章程中，第一条便规定“各省集款汇交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暂收”，而在《申报》与《中外日报》所刊登的捐款清单中，丝业会馆[23]、源通官银号[24]、申报馆协赈所[25]、仁济善堂[26]、陈家木桥电报总局[27]均有接受捐款的记录。[28]从《申报》刊发的有关东南济急善会的各种文稿，如“公函”“京函”“公电”“电信”“京电”等资料来看，由庞元济、施则敬负责的丝业会馆似乎是东南济急善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因为东南济急善会的这些文稿几乎都是“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庞元济、施则敬钞登”。《申报》曾刊登施则敬的一则声明，亦透露出丝业会馆为东南济急善会日常办公之地：
启者：则敬随同盛京卿诸公承办济急善局事宜，适寒舍有喜庆事，拟自十月初二日起，暂交后马路源通官银号严筱舫老伯暨严渔珊先生代办七日，俾免稽延贻误。敝寓近在咫尺，必当拨冗前往会商，不敢漠然不顾。至初八日后，仍在丝业会馆亲自办理，谨乞登报奉闻。济急善局施则敬谨启。[29]
从某种意义而言，东南济急善会又可被看作由济急善局扩充发展而来，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而紧密的承继关系。可以作为证明的，除了善会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没有发生变化外，还有济急善局与救济善会之间在救援分工上的承续与变化。在东南济急善会成立之前，济急善局与救济善会经过协商，“公同议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而在东南济急善会成立之后，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专门发表声明，又表示“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30]施则敬在《声明代办》中称“则敬随同盛京卿诸公承办济急善局事宜”，这表明在施则敬眼中，盛宣怀领衔承办之东南济急善会，即济急善局。[31]但在盛宣怀的往来信函中，盛宣怀从来不称“济急善局”，而是称“东南济急善会”“东南济急会”或“济急会”。戴鸿慈在为庚子救援行动向朝廷请奖的奏稿中，也只是称“东南济急善会”，并表示该善会“提纲挈领则任锡汾、施则敬之力居多”。[32]事实上，提纲挈领、总揽其成者应为盛宣怀，任锡汾、施则敬主要为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因为东南济急善会只是盛宣怀庚子年间诸多事务中的一项，且属于关系并不重大的“极形烦琐”之事[33]，故盛宣怀不会在此事上花费过多精力。任锡汾、施则敬则是以专职工作的形式负责东南济急善会的日常工作，因此在戴鸿慈的奏稿中，专门替“尤为出力之员”的任锡汾、施则敬请奖。这是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的主持群体的大致情况。
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主持者，主要是辅佐李鸿章庚子议和的“幕府诸君子”。东南济急善会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在北京展开救援工作，与盛宣怀等借助李鸿章进京议和之机，请其“幕府诸君子”在北京设立分会襄办善举的筹划是分不开的。在东南济急善会沪局致京局的九号公函中，前六号公函的接收者均为“彝卿、莲甫、次舟、莘伯仁兄大人”。“彝卿”，即杨文骏，彝卿为其字，云南蒙自县人，“由监生报捐州同，投效本省军营”，“于派往朝鲜历年防护定乱案内，经李鸿章保奏，俟选缺后以直隶州用”。光绪十九年，“因委办顺直赈捐，保奏俟补知府后，以道员遇缺题奏”，“复因倡捐巨款筹办香山县义仓，保奏赏给从二品封典”。光绪二十年，杨文骏一度“署理广东按察使”，不久即经广东巡抚奏参“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三年，杨文骏经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会奏”，“派充协理汉口铁路分局”；光绪二十六年又经李鸿章“派充议约随员”。[34]由此可知，杨文骏很早便入李鸿章幕府，其间也有办赈的经历，与洋务企业也颇有关系，除了协理汉口铁路分局外，也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十位总董之一。[35]杨文骏的经历，与盛宣怀、顾肇熙、严信厚等人多有交集，均曾入李鸿章幕府，且曾主持或参与过赈灾，并在洋务企业中任职。这样的共同经历使得杨文骏与盛宣怀、顾肇熙等当有一定交谊存在，而这种交谊又使得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救援行动具有了较为可靠的人力支持。
“莲甫”，即杨士骧，安徽泗州人，光绪十二年“以进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杨士骧曾入李鸿章兄长李瀚章之幕府，“凡所执持大政可不可，瀚章不能夺”。后充国史馆纂修，甲午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戊戌年间以道员分发直隶，至庚子年李鸿章“入都议和约，以士骧从”。[36]杨士骧入李鸿章幕府的时间可谓相当之晚，《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将杨士骧入李鸿章幕府的时间定在光绪末年；李志茗所著《晚清四大幕府》将杨士骧入李鸿章幕府的时间定在光绪二十五年，主要活动便是“佐李鸿章庚子议和”。[37]“次舟”，即徐赓陛，浙江乌程人，“尝以候补通判宦粤，权南海等县，精干而著酷吏之名”。李鸿章督粤时，“欲以峻法治盗”，遂招徐赓陛入幕，“俾以毒攻毒也”，“迨鸿章北上主和议，挈之入京”。[38]由此可知，徐赓陛入李鸿章幕府的时间也相当晚，活动也主要是辅佐李鸿章庚子议和。“莘伯”，即杨崇伊，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恩科进士，授职编修，曾充光绪十二年丙戌科、十六年庚寅科会试同考官，也曾“因办理苏浙赈捐案内奖叙赏戴花翎”。[39]戊戌年间，杨崇伊上奏弹劾新党，成为引发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杨因此为新党所不齿。戊戌后，杨崇伊回到南方，至庚子年间李鸿章北上议和，作为李鸿章姻亲的杨崇伊随行北上。[40]
东南济急善会致杨文骏、杨士骧、徐赓陛、杨崇伊四人的公函，从第七号开始，变为“燕谋、彝卿、味春、莲甫、晦若、次舟、莘伯仁兄大人阁下”。这是因为东南济急善会在发出第七号公函之前，接到京电“知燕翁、晦翁、味翁出而援手”“襄办会事”。[41]“燕谋”，即张翼，顺天府通州人，“由材武起家”，“十六岁投效神机营”，为醇亲王所赏识，“以营员入邸供职”，成为醇王府的管家。张翼在醇王府供职十余年，“荐升屡陟”，“癸未始以道员发江苏，旋调直隶”，“戊戌特旨以四品京堂候补帮办关内外铁路事，己亥授内阁侍读学士”，庚子时“随办和议”。[42]据《荣禄存札》记载，张翼在庚子年间是随李鸿章一同由上海入京，并将李鸿章在京议和的各种情况密呈荣禄，言语之间对李鸿章颇多不满。据此可见，张翼与荣禄关系非同寻常。[43]“味春”，即杨士燮，为杨士骧长兄，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此前便一直在工部任职，光绪二十二年“补授员外郎”，庚子年“题升郎中”，曾在直隶赈捐局报捐花翎。[44]“晦若”，即于式枚，广西贺县人，祖籍四川，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自光绪十一年入李鸿章幕府起，至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署两广总督止，于式枚几乎一直在李鸿章幕府担任文案。[45]据刘体智言，“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于式枚所作。[46]庚子时于式枚留守京城，李鸿章入京议和，于式枚便再次入幕协助。
李鸿章庚子议和的幕府诸人中，张翼、杨士燮、杨士骧、徐赓陛等人多是在庚子议和时才开始协助李鸿章的；杨崇伊虽为李鸿章亲信，但因其戊戌年间的举动而声名颇恶；杨文骏、于式枚则长期佐幕李鸿章，但于式枚只是负责文案，而杨文骏曾被“委办顺直赈捐”，又“协理汉口铁路分局”，且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与盛宣怀等人素有交谊，因此东南济急善会在北京的活动主要由杨文骏负责。实际上，东南济急善会北京方面与上海方面的函电往来，也主要是由杨文骏署名。善会沪局致京局的九号公函中，前五号公函发出时，上海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任何回复，无论是信函，还是电报。上海方面完全不清楚北京方面是由谁在主持救济事宜，因此盛宣怀等在第四号公函中表示，救济之事“极形烦琐，往来笔墨亦必甚多”，“现在由沪解款至京，无论如何办法，不能不经洋人之手，即不能不渎请傅相察收，亦即重烦诸君子之神”，因而要求“一切往来接洽之事，最好在京议明由何人汇总经理，以后弟等即径与此人函电往来，庶几事省而举并”。[47]在第五号公函中，上海方面再一次表达了这个要求：“此事烦琐，四号公函内请将在京由何人汇总，弟等径与函电往来，乞从速禀商傅相核示祗遵。此与汇款同关紧要，尊处妥商后，务祈迅赐电示，至为盼。”[48]
在闰八月二十九日寄出的第一号京函中，杨文骏便表示，“傅相事冗心烦”，救济事宜“只可由弟等办好，随时禀闻”。[49]在第二号和第四号京函中，北京方面直接回应了上海第四号公函的要求。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又奉济急会第四号函，敬悉一一，现在贤良寺中收拾两间屋为公所”，公函“须弟属稿，同人事冗，无暇及此，银折亦存弟处，取时必偕一同事前往”。[50]在第四号京函中，杨文骏又详细介绍了北京方面的状况：
此间并未另设公局，即在寺中假两间屋，用司事二人、送信一人，以杨味春管理杂件，一切分函、送函及取款、存款，皆骏经理。既任劳又任怨，而无可如何，此中情形，难形笔墨。阅公函“在京由何人汇总”“禀商相示”等语，相云为款过钜，仍由汝等总理，并可节省用费，骏只得力任其难。第每日京官之来探问，耆日不暇给，夜间又须赴相处陪谈会议，须九下钟乃退，故复函不能随到随办，多半须夜间挥毫，尚希原谅，但求委件一一照办不误而已。[51]
据此可知，北京方面的救援工作主要是，处理东南济急善会沪局委托办理的各项事务。当然，一些重要举措也须随时向李鸿章请示。事实上，东南济急善会沪局致京局的公函，几乎每一号都特别强调“乞代陈傅相”或“傅相前仍请代陈一切”或“乞代陈傅相核示祗遵”等。这表明，对于盛宣怀等人而言，创办东南济急善会并开展救援行动，主要是因为李鸿章的指示。据杨文骏所言：“傅相前电各省协济，係文骏拟稿，请由尊处发电。”[52]某种程度而言，东南济急善会实际上是由李鸿章倡导成立并随时加以指示和给以援手的救援组织，因而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的主持者多为长期追随李鸿章的幕僚，而在北京的主持者则都是李鸿章庚子议和时的“幕府诸君子”，甚至北京的办事公所也是设在李鸿章下榻的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