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闰八月七日（1900年9月30日），《申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一则《济急公函》。公函最后是“东南救急会开办大略章程四条”：

一、此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各省集款汇交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暂收，由同人妥商划拨，至少以十万金为度；

一、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即请各该省公举一人经理，酌量人数匀济，至多每一人不得过一百金；

一、收受此款者，或即出京，或仍留京，均听自便，其有出京而百金仍不敷者，天津由救济善会，德州由济急善局随时添助；

一、此系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其收受此款者，将来归还与否，均听其便，有则全数拨充振需。

以上四条，系开办大略，如有未尽事宜，随时续议。至各省同人，如有专款济其亲友者，请将在京住址详细开示，不论多少均可代寄。

不知是笔误，还是其他原因，该章程在《申报》与《中外日报》上均被称为《东南救急会开办大略章程》[4]，但也仅此一次，此后均称“东南济急善会”或“东南济急会”[5]。无论是“东南救急会”，还是“东南济急会”，“东南”二字都成为着力强调的字眼，如该章程第四条特别表示“此系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第二条之援救对象，所列举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也是以东南各省为主。这表明济急善局成立之后，其专济江浙人士的公启和章程所引起的争议，对东南济急善会的发起者产生了必要的影响与作用，故变“江浙”为“东南”。在救援对象上，并不仅限于“各直省京朝官”，也包括“各省绅士商民”。

此外，章程还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三点：其一，该章程指出东南济急善会“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而济急善局成立时，无论是公启，还是章程，均未提及“红十字会”。这种差别当由救济区域的不同所造成，济急善局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清江至德州一带的陆路救援，与各国无涉，故不需借用“红十字会”之名；东南济急善会则主要在北京活动，而京城尚处于联军控制下，故不得不借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救济善会创办时，无论是公启，还是章程，均特别强调“红十字会”，也正是因为海路救援必然要涉及与各国尤其联军的接触，故特以“红十字会”相标榜。其二，该章程第二条“请各该省公举一人经理，酌量人数匀济”，表明东南济急善会虽名为“东南”，但善款之分配仍由各省各负其责。不仅如此，善款之来源也主要是以各省为单位筹集而来的，后文对此将详述。其三，该章程第三条“收受此款者，或即出京，或仍留京，均听自便”，表明东南济急善会对于留守京官的救援，乃是以散发赈款为主要方式。这一点，与第二条“至多每一人不得过一百金”的规定很快便宣告失效，而代之以更符合实际的救援办法。

诚如该章程所说：“以上四条，系开办大略，如有未尽事宜，随时续议。”事实上，东南济急善会开办大略章程的制订确实相当仓促。据《济急公函》可知，严信厚等济急善局主持者于闰八月二日同盛宣怀等“公同商酌”，认为“各省官绅商民困守都门无可如何者，较在津德必更多更苦”，从而表示“同类之伤，何堪设想，尤应设法接济”，“徒以道路既多梗阻，情形亦未深知，只能筹款汇京，即托各省同志京官，各号所知，分别等差妥办，以期实在”。[6]次日，在东南济急善会致“合肥相国幕府诸君子”的公函中，便已附上该章程。由此可知，东南济急善会的发起者与主持者，在制订该章程时，对于“都下情形”只是“悬揣”，故各项措施与细节规定，多有不切实际者，因而很快便被修改。于此亦可见，东南济急善会初创之时的急迫与几乎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