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宣南”，从字面意思来讲，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宣武门以南的地区。因为大部分汉族京官居住于宣南，加上进京赶考的外省士子也多居停于宣南，“士流题咏率署宣南”，因此“宣南”这一地理概念的人文意义便日趋突出，以至于“宣南”几乎可以成为在京汉官与士大夫的代称。[1]所谓“泽被宣南”，即是庚子年间东南各省对于留守京官士人的救援行动。参与庚子年救援行动的刘鹗，曾在致陆树藩的信中这样叙述庚子之难与救援之举：

窃谓此次京师大难，与寻常水旱偏灾不同，平民之受害也轻，而士大夫之受害也重。良民宜惜，良士尤宜惜。难民可怜，难官更可怜。京官苦况，平时且不免支绌，当此大难猝兴，走则无资，留则无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师来，云见京官宅中，有陈设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尽尸横遍地者，有大门紧闭而举家相对饿死者，闻之不自知，其泪下涔涔也。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办法当以护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为第一要义，平粜为第二要义，其余尤其次矣！是否有当，尚祈裁察。以地而论，北京为最急；以事而论，北京为最难。

刘鹗不仅仅是发议论，还付诸行动，“摒挡一切，愿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共一万二千两送呈贵会，伏希察入，惟此款愿专作救济北京之用”。此外，刘鹗还表示，如无人前往北京，“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可乎？所有随带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不支善会分文”[2]。这是施救者对于援救京官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表述。对于被救者而言，心情则十分复杂。在听说李鸿章与盛宣怀准备将留守京官搭救回南的消息后，叶昌炽在日记中表示：“昔闻难民，今为难官，两公高谊，诚可感。但如此还故乡，与魏公昼锦何如？虽首邱，非所愿也”；后又听说，不愿回南者，亦有“辛盘之费”，“实则抚恤而已”，叶因此又叹道：“昔闻难民，今有难官，能无短气？”[3]

诚如刘鹗所言，庚子之难，与“寻常水旱偏灾不同”；同样，庚子救援，与往常赈灾也不同。赈灾乃是救民，而庚子救援则主要是救官，而且是救京官。这一点，将庚子救援与一般赈灾救济区别开来；同样，也是这一点赋予了庚子救援不同于以往救援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