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急善局公启》还传达出济急善局不同于救济善会的另一点，即济急善局只是专注于陆路救援。公启表示：“敦请多年放赈之刘兰阶先生，恳约同仁分赴津东一带，查明被难官商苦无盘费者，或酌送川资，或代雇船车，并请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回南，免致流离失所。”所谓“代雇船车”以及“请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显然是指由陆路回南。其“收条格式”为：“某官某商某姓某名，系某省某县人，携同家眷大小几人，向在某署当差，或某行某号经商，某月某日由某处起程，行至某省某县某村，缺少川资。由济急局代雇船几只，车几辆，计银钱若干，并交来现银钱若干，当即照收。”很明显，只有陆路救援才可能是这种“收条格式”。济急善局的承办章程，也完全是针对陆路救援而制定的：

一、议同人等自申赴镇，即请招商局给发免票；由镇至清江或坐小轮或雇船只前往，照给价值；到清江后往拜恽莘耘观察，详询情形，并恳设法保护前进。一面即由沪局同人电禀袁中丞，通饬沿途经过各属，先于大道上出示晓谕，届时一体照料，以期周知而免意外。

一、议恽观察在清江督办转运局，必雇备长车，不时往返。即由同人商明，遇有回空车辆，酌给价值，附送回南，以期撙节。

一、议自清江起旱，沿途查探核办，至德州沿河一带为止。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另延妥友分头举办。

一、议沪局刊有两联册，即交同人带往，遇有被难官商查明，代雇舟车发价若干，另给川资若干，即由同人分别办理。仍请承收之人亲笔填写收条存根签字画押为凭。存根上注明何人经付，以便将来查核。

一、议册子骑缝应盖印信，如在某州县应用时，即可就近送请某州县地方借印，并乞会同核办以昭信实。

一、议同人等于接济官商川资之后，即函知沪局声明官商姓名，原籍何处，人数若干，代雇舟车资若干，交现银钱若干，分别开示，以便抄登日报。设有不符，惟经手人是问。盖经手银钱必须处处可查，方足取信于人。同人高明，必蒙鉴宥。

一、议此项济急经费，同人等只能每车约带银四五百两，余存恽观察转运局中，或由沪局同人分别电汇济南、济宁州等处，听候随时拨用。至德州一处，只有电局，并无票号，拟请电报沪局电知局员，如遇急需，可向电局拨用，仍分电知照沪局，就近照数划还。

一、议此次承办同人，仍延历届助振诸君，以期得力而归实济。

一、议同人等前往清江以上等处设局开办，一切经费由沪局经办人分别捐助，不得动支正项分文。

一、议镇江为官商南旋必由之路，即请招商局朱煦庭先生妥为照料，并按名给发免票，即以收条所书人数为凭。

一、议沿途经过处，所用人等必须随时随处查询，有无被难官商流落本地者，以便设法往晤商办。

一、议遇有抱病官商急切不能南旋者，即送就近州县城中延医调治，一切经费汇总核实支销，仍由官商家属填写收条，俟痊愈后再行起程。如本人情愿速归，能雇骡轿船只最妙，否则仍用车辆，以期稳妥。

一、议遇官商眷属有身孕者，设将临盆，势难就道，亦只能安顿就近靠处所，即由官商自行保护，经费由局酌给，仍取官商收条为凭，俟分娩后再行送回。

一、议沿途医药难求，即由沪局配购正气丸、辟瘟丹等，携带前往，以期利人利己。

一、议被难官商当时仓猝就道，难免有衣服单薄不足御寒者，即由同人查明实在，就近酌购棉衣，免致因寒成疾。

一、议设有被难官商不幸中途病故，灵榇寄停沿途庙宇客店者，一律查明，代雇车辆，派人押送清江，转运回南。

一、议沪上各局所收捐款，均各按旬钞乞登报，仍随时会同转解，以清经手。

一、议沿途被难官商不过偶缺川资，经同人等酌量接济回南后，拟请照数缴还，以便续办，否则移助振需，同襄善举，无力者听。

以上十八条，系公议大致办法，中有每车酌带银四五百两一条，尚须斟酌。盖不带则不便，分带又恐遭意外也。其余未尽事宜，容再随时酌议。仍祈阅报诸君，详细指示，藉匡不逮为幸。济急善局同人启。[113]

显然，济急善局专为陆路救援而设立，本节开头所引之“分头办理”实际上便已清楚显示了这一点。只不过《济急善局公启》与《承办济急善局章程》在《申报》上刊登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而《分头办理》在《申报》上刊登的日期是八月二十九日，且《分头办理》也明确指出“复经设立济急善局”。这表明，是在济急善局成立之后，由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公同议定”各自的救援范围。但济急善局的公启与章程，又显示严信厚等，是在与陆树藩等协商之前，便已决定专门从事清江至德州一线的陆路救援。不过，也有可能是严信厚等在济急善局成立之前，便与陆树藩等协商好了二者的分工范围，只是济急善局的成立公布在前，二者的“分头办理”公布在后。为表示两家善会各负其责，款项“各归经手”，《分头办理》还特别声明，救济善会“已经解交恽莘耘观察代收转运之款”，即由陆树藩“电请拨归刘君兰阶查收”，而严信厚等“俟恽观察复电到日，立即照数就近拨还，以期两便”。[114]由此可见，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在款项收支上的独立自主和互不统属。比较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的办事章程，济急善局的细致、周全，显然是救济善会无法比拟的。针对陆路救援，救济善会只是表示在清江浦设立难民总局，“派妥实华人至德州一带沿途查察，如遇有东南各省被难官商，拟向恽莘耘观察商酌，即由运粮车带回”，而济急善局则制定出十八条具体办法，考虑到被难官商生病、死亡、缺医少药、官商眷属怀孕生产等各种情况。尤其是在经费的支用上，济急善局的规定极为细密，以防止滥用滥支，这充分显示了济急善局创办诸公赈济经验之丰富老到，也表明江南社会的义赈传统功不可没。这样一种赈济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是陆树藩等赈济新手无法想象的，更是难以做到的，因而救济善会在庚子救援行动结束后，陷入账目不清、大量亏空的局面，便在所难免。由此反观，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头办理”，且款项“各归经手”，“不得互相牵溷”的协议，极有可能是济急善局的提议。

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济急善局，在陆路救援行动上都须大力仰仗从清江浦至德州一带的相关官员，尤其是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以至于济急善局章程第一条竟规定“到清江后往拜恽莘耘观察，详询情形，并恳设法保护前进”。另外，济急善局也同救济善会一样，借用转运局“回空车辆”；此外还表示要将济急经费“存恽观察转运局”，这一点与救济善会托恽祖祁转解银两至德州，颇为类似。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陆路救援，均要借重恽祖祁，最主要的原因是恽时任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任此职，始于庚子年六月九日（1900年7月5日）。[115]对于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而言，有恽祖祁的协助，从清江浦至德州会便利许多。作为江苏同乡的恽祖祁对救援行动也非常支持，曾替救济善会觅人在德州设局并转解银两。但不久，恽祖祁便调任他处。在致陆树藩的信中，恽祖祁表示：“尊处创始之难，前途展布亦复不易，弟本拟居中筹划转运，不意奉旨銮舆西幸，移局汉襄，国事至急，未敢少延，数日内部署清楚，便当就道矣。浦上应否派人，乞再与诸公斟酌而行可也。盛举愿襄，有志未逮，怅甚！”[116]据《义和团档案史料》记载，至闰八月九日，清廷还谕令恽祖祁将“清江转运局所拨直隶赈米十万石”运至德州；同日又谕令将“其余十万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二十余万石，即著一并取道汉口，改由襄河运赴行在”。至闰八月二十八日，清廷上谕显示，刘坤一已经饬令恽祖祁“改道由汉口襄阳运至龙驹寨”[117]。至九月二十八日，在清廷上谕中，才有明确表述：“恽祖祁既已移局汉口，即著专办此路。”[118]这表明，至少在闰八月中旬，恽祖祁仍驻扎清江浦，即在救济善会公开宣布成立之后的至少一个月内，恽祖祁在清江浦承担了“居中筹划转运”的工作。济急善局公开宣布成立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五日，因此在最初筹划陆上救援时特别借重恽祖祁。

除借重恽祖祁外，济急善局还特别借重袁世凯。这不仅体现在济急善局同人“电禀袁中丞”，希望他“通饬沿途经过各属，先于大道上出示晓谕，届时一体照料，以期周知而免意外”，还表现在请求袁世凯为济急善局垫款助赈上。济急善局成立后，派“放赈老手”刘兰阶前往津东一带办理救援事宜，同时电禀袁世凯，请其“垫发银五千两以便及时接济”[119]。袁世凯在致济急善局的电报中表示：“垫款五竿已饬局备齐，俟刘绅到即付。”济急善局听闻有官商数十人困于山东，便又致电袁世凯表示：“电托陆守安清查明后，禀请在五竿内酌提接济，并乞照准。”袁世凯回电称：“困东官绅，已据陆守查明二十余姓，只身居半。现又有在弟处具禀之十八员，行局转饬陆守查对，即在已经查明二十余员之内。兹仍由局饬陆守再行确查实在，应如何周济，即由陆守电商。”[120]袁世凯管辖之山东，北接直隶，南联江苏，为南北陆路交通之要冲。被难官商由陆路南下，多半要路过山东，也正因为这一点，救济善会和济急善局的陆路救援均选择了由清江浦至德州一路。于是，陆路救援的南段倚重恽祖祁，北段则借重袁世凯。恽祖祁专司粮台，权限和精力都在南北转运上，因而承担“居中筹划转运”的工作适得其所；而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政务、军务均纷繁，不可能如恽祖祁一样对救援行动付出心力。但京官南下路过山东，求救于袁世凯，他也不可能不伸出援手。袁世凯在闰八月二十九日致张之洞的电报中便表示：“东省自六月后京、津来者，公私筹助计逾三万，嗣后仍须接济。”[121]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的救援行动，某种程度上也为袁世凯分担了不少压力。救济善会曾在《申报》上发布这样一则消息：“兹接山东抚宪袁慰帅来书，知青齐一带南人之留滞者，饥寒困苦，悽惨万状。爰由敝善会再拨汇银四千两、现洋银五百元、棉衣裤六千件、面粉一千一百包，派友姚君少明、王君培元等四人于本月十七日赴济宁。”[122]

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之外，还有一个名叫协济善会的救援组织表现得也比较活跃，而协济善会的成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袁世凯的求援：

谨启者：北方惨遭大劫，为生灵之奇变，自沪上创设救济、济急两善会，设法援救，俾避难官绅商民共庆更生，其输款之踊跃，办理之精详，均称无憾矣。惟近阅报章，知保定不守，某方伯等大员，竟遭残害，其间官绅商民人等势难安处，向南逃避者，必纷纷拥至直东交界之处，若不添人增款、分投办理，与两会相辅而行，恐乡僻小邑流落难归者，进退两难，吁天无告。兹又接奉山东巡抚袁中丞覆蔡观察电信云，京津保三处逃难来此者日多，如有南方善士，望切速来援救，否则转瞬严冬，饥寒堪虞等语。同人因设协济善会，集资敦请徐觉生农部、朱润生大令及诸善友，赶赴德州以上，择其逃难最多之区，或给资南归，或分给衣食，因地制宜，相机从事。然同人集款无多，杯水车薪，恐难为继，不得不仰求诸大善长慨解囊金，以资接济，不胜祷切盼切，是为启。上海三马路泰康祥丝栈内协济善会同人杨兆鏊、杨兆鋆、尤炯、□炳南、丁绍芬等公启。[123]

协济善会主要由杨兆鏊、杨兆鋆两兄弟创办。杨兆鏊，字信之，浙江归安人，太平天国攻占湖州时，逃至上海，“习英吉利语，卒以此起家”。当时，“湖州之丝称衣被天下，自中外通商，所求给亦益多”，“诸鬻丝者皆集上海，以君长者，习情伪，属纲纪其事”，“君亦自置缫丝场于上海、苏州，持业六十年”。[124]协济善会所在之泰康祥丝栈，即杨兆鏊之产业。[125]杨兆鋆，字诚之，号须圃，杨兆鏊之弟，同治六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同治十年（1871年）被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咨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毕业后任苏松太道公署翻译；光绪十年（1884年）随许景澄出使德、法等欧洲国家，回国后历任金陵同文馆、江南储才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教习。[126]同庞元济、施则敬一样，杨兆鏊也是以丝业起家，且“乐振贷”，“道逢饥人，必称所乞与之”。章太炎叹之为“其性喜周急如此！”[127]光绪二十五年，杨兆鏊曾与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经元善、席裕福等人共同发布公启，为遭受水灾的诸暨绅民募款。[128]

从《协济善会启》可知，杨氏兄弟发起协济善会，乃是补救济、济急两善会救援所不及，即“德州以上”。本来，负责陆路救援的济急善局曾表示，“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另延妥友分头举办”，但所谓“另延妥友分头举办”，不过是托词而已。从现有资料来看，“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带”，济急善局并没有作出救援安排。事实上，即便是清江至德州一带，济急善局的救援行动也很快便告结束。这一带的救援，济急善局是安排刘兰阶负责。据《申报》闰八月十七日的一则报道可知，刘兰阶当时已到清江，“闻泰安一带官商坐困较多，立即星驰往办”[129]。从《申报》上刊登的济急善局上海总局与山东分局之间的来往电报，基本上可以勾画出济急善局陆路救援的面貌。从救援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刘兰阶先是到泰安，表示“泰安来往甚少，不设分局”；接着到济南，与“河防局提调陆似翁”覆查“困东官绅三十余户”，“给三千七百金”；然后再至德州，与之前在此设局之尚会臣观察“分济一百三十余名”，后“又给五十余户”。[130]大概不到一个月，在九月十六日前，济急善局便告知刘兰阶，“京员愿回南多，已电请傅相幕府设法送归，议和可望”，“兄候至月底，无续到，即南旋”。在《申报》九月二十八日的《德州往来电音》中，刘兰阶致电沪局表示，“现来者寥寥，拟月杪动身”，并表示救济款项“尚余三竿”，请示沪局如何处理。

对于解往山东的救济款项，《申报》登载的济急电报中，多有记录：刘兰阶在济南时便致电沪局表示，“承续解五竿，甚感”；刘兰阶赴德州后，济急善局又致电“济南电局徐孟翁、河防局提调陆似翁”，表示济急善局“先后解万金，运存淮扬道库”，“求回明慰帅，派员赴浦迎提”；刘兰阶至德州后曾致电沪局表示，“恽观察八竿已解济南，不日来德”，自己随身带德之一千三百金“如不敷，先向尚观察支付”；此后刘兰阶又致电沪局表示，“恽方伯夫人病愈，助一竿，指交芬”。[131]对于“尚余三竿”，济急善局上海总局作了如下安排：“一竿交尚观察，请随时查济，将来汇总钞示姓名、银数，以便报销；一竿添给现尚在省之不能行者，茅观察人多，请优给；一竿能分带存清江最妙，防有人由汴来。”[132]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南下者并不需要救济，但仍向济急善局求救。刘兰阶在致沪局的电报中曾表示“假冒甚多”，“某营送单十一人，详查俱不确。内有三人回南，拟代雇车至济宁，函请谢佩翁给银雇舟送清江，并函托朱煦翁给票回籍，均不要舟车，要银，其意可知”。[133]陆树藩在致“上海本会诸同人”的信函中曾提及一事：“且有晏振卿观察之公子，领去济款，徒供滥费，以致山东人士啧有烦言。当此乱离之时，尚以敷衍为事，殊负沪上诸公之善愿。初聆此言，未敢遽达，近又有被难人士来自济南德州一带者，向津局乞援，所言符合。”陆树藩因此表示：“可否转恳严小舫诸公将解汇德州之款，拨助津局。德州济南一带被难官商亦由津局设法一律援救”。[134]对于兵灾难官难民的救援，毕竟不同于以往对于水旱灾害的救援，尤其是被救援的对象，很多都是达官贵人，与以往基本上都是贫苦灾民完全不同，即便是“放赈老手”，面对这种新情况，难免也会有为难、疏忽之处。

济急善局在清江至德州一带的陆路救援，于九月底十月初便已撤回主持者刘兰阶。也许在济急善局看来，李鸿章已入京，“议和可望”，留守京官若要返回南方，可由“傅相幕府设法送归”，因而德州一路的救援行动可以就此结束。然而，袁世凯在此时又表示：“京津保三处逃难来此者日多，如有南方善士，望切速来援救”。于是救济善会派人带着钱粮赶赴济宁，而杨兆鏊兄弟更是因此成立了协济善会。在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禀稿中，协济善会表示：“惟近来保定不靖，其间官商人等势难安处”，“近悉山东抚宪袁电覆前苏松太蔡道，京津保三处逃难来者日多”，“饥寒堪虞”，“职道等目击时艰，不忍坐视，另设协济善会，集资万金，商延户部主事徐信善、候选知县朱孝威，及诸善士携资，并各带意国领事官护照，赶赴德州以上，择其逃难最多之区，或给资南归，或给衣食，因地制宜，相机从事”。显然，禀稿之表述与《协济善会启》大致相同。刘坤一对此批示道：“该员等因东省地方，近来京津等处逃难官商日多，特另设协济善会，筹集巨款，邀请善士，携往查散川资，或给衣食，俾可南归，实属乐善好义、造福无穷。”[135]李鸿章也对该禀稿有过专门批示。[136]后来，协济善会也以《济南来电》等形式在《申报》上公布他们的救援行动与成果：“到德州，难民果多。回济南，先资送在济廿余家回南，用款千五百两。俟款到，再赴德景察办。”[137]

可以说，在陆路救援方面，当济急善局的力量退出之后，协济善会起而填补了这个空白。就实力而言，协济善会与济急善局、救济善会都无法比拟，而其之所以能够填补这个救援空白，乃是因为当时救援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京津一带：“天津”一路是由陆树藩的救济善会负责；而所谓“京城”一路，即对留守京官的救援，主要是由济急善局负责。[138]

[1] 济急善局此后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盛宣怀成为该善会最重要的主持者，本书第四章将详述。

[2] 《救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3] 《济急善局公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4] 《欣回故土》，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

[5] 《谊笃梓桑》，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6] 周秋光：《近代中国慈善论稿》，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余迅翎：《东华医院与近代香港华人社会》，12页，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8。

[8] 张晓辉主编：《百年香港大事快览》，70页，成都，天地出版社，2007。

[9] 张晓辉：《近代香港的华商社团》，载《档案与史学》，1998（1）。

[10] 《粤人好义》，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11] 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8（2）。《广州简史》认为创办人是“朱寅初、陈启沅等”，见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2]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申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粤海春波》为题对此亦有报道，指出其“专为儿科一门而设”。

[13] 《粤省平粜》，载《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14] 《关心民食》，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局示照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15] 《傅相批牍》，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六日。

[16] 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8（2）。

[17]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332页。

[18] 邱捷：《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19] 《济急第九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20] 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虞云国整理，载《史林》，2007（S1）。关于陆树藩的经历和研究，除了《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一文外，还有顾志兴《关于皕宋楼藏书之出售原因及评价—〈藏书家陆心源〉的序外文》、来新夏《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虞云国《皕宋楼藏书去国原因新探》等文，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提及过庚子救援事件，但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探询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的原因，因而有关庚子救援的叙述都极为简略。顾志兴、来新夏、虞云国三文均见于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1] 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2] 上海图书馆藏：《潜园友朋书札》卷一，5～6页。

[23] 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7页。

[24]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九五，光绪十七年三月，922a页。

[25] 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32页。

[2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一六，光绪十八年九月，95b～96a页。

[27] 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31页。周越然在《言言斋书话》中亦表示：“存斋先生归湖后，好做公益之事；积谷、育婴、造桥诸事，无不任之。”见周越然：《言言斋书话》，9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8] 该履历为光绪二十八年所编，陆树藩此后履历为：“二十六年七月，拳匪变起，出资创办救济善会；二十七年六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委办江浙一带顺直善后赈捐，集款五十余万金，于顺直赈捐案内报捐花翎，捐升道员，指分直隶试用，并加三品衔；十二月初九日奉旨赏加二品衔，并交军机处存记。”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604～60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9] 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虞云国整理，载《史林》，2007（S1）。

[30] 顾志兴：《关于皕宋楼藏书之出售原因及评价——〈藏书家陆心源〉的序外文》，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15页。

[31] 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虞云国整理，载《史林》，2007（S1）。

[32] 《募助湖州中西学堂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八日。

[33] 陆树藩曾数次参加上海仁济善堂组织的“寿仪移赈”活动，载《申报》，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34] 徐桢基认为救援行动乃陆树藩首先提出：“陆树藩很为在京浙籍旧同事担忧，便与在沪的一些在职和归里京官及名人乡绅、商界朋友相商，准备成立一机构，行使国外红十字会的职能，募捐救助南返及留京欲归之南方官员。这一设想一开始未获沪上官绅商的支持，后去杭获潘赤文赞同，遂返沪筹备。”参见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虞云国整理，载《史林》，2007（S1）。

[35] 陆树藩：《致王晋叔、倪锡畴》，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6a～6b页。

[36] 参见吴彝生：《杭州钱庄业的回忆》，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经济卷》下，25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程心锦：《旧时代的杭州商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122页，杭州，1964。

[37] 原文：“鼎记庄省请客费洋十员。”见《浙江杭州同善堂八月十六日起二十九日止经收晋赈捐数目》，载《申报》，光绪五年九月十六日。

[38] 光绪十二年四月，上海三马路与昌丝栈陈竹坪经募山东赈捐，“杭州鼎记庄洋两元”，载《申报》，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五年五月，上海四马路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经收山东奉天赈捐，“杭省鼎记庄募求免灾三元，罗丙魁二元，廉卿、潘赤文、宋式斋三人各一元”，载《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光绪十五年七月，苏州安节局代赎协赈公所经收捐款，“浙省鼎记庄二元”，载《申报》，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子英经收顺直山东湖北安东淮徐赈捐，“鼎记庄潘赤文洋五十元”，载《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日。

[39] 《余上乞振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惠济邻封》，载《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三日；《新嵊会三邑水灾募赈公启》，载《申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40] 《照录杭垣潘君赤文致余上乞振公所书》，载《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五日。

[41]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9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42] 参见《助赈摭要》，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助赈摭要》，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六月一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少钦经收顺直山东河南山西赈捐四月廿四五日第三千五百六十九至七十次清单》，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助赈摭要》，载《申报》，光绪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少钦经收顺直山东河南山西赈捐六月十四至十八日第三千六百十六至廿次清单》，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少钦经收顺直山东赈捐十二月二十至三十日第三千八百至八百十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年正月十四日，等等。

[43] 《致余晋珊观察附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8a～8b页。陆树藩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的信中亦有类似表达：“侄不揣愚陋，为援救亲友起见，创立红十字会，曾向济急局诸君子商议，均不以为然，婉辞谢绝。侄自顾德薄力微，恐难担此巨任，不得已乞合肥相国劝谕诸公略为接济，往来公牍均已登报，想邀钧鉴。合肥临行时，谕以诸公颇有蜚语，必须赶紧开办，并蒙奖以小子可造等语，实深惭感。”见《复陆春江方伯》，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a页。

[44] 徐桢基口述：《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虞云国整理，载《史林》，2007（S1）。

[45] 《傅相行辕纪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三日、八月十五日。

[46] 《八月十四日奉批》，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b页。《申报》于八月二十二日“照录李中堂救济会批”：“户部陆郎中筹呈，拟立会筹款援救北京被难官商各情。据呈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见《照录李中堂救济会批》，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外日报》则于八月二十五日刊登《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之后，紧接着便刊登了此则《李傅相批示》。见《李傅相批示》，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47] 《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48] 《照录李傅相札文》，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49] 《八月十七日奉李中堂札》，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4a～5a页。

[50] 《陆部郎禀李傅相稿》，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51] 《覆呈李中堂禀稿》，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52] 《照录李傅相札文》，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不过，严信厚等人最终还是不愿意将自己所募之款交给陆树藩的救济善会来使用，而是另外成立了“济急善局”。有关济急善局成立的具体情况，后文将详述。

[53] 《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54] 《咨上海道余》，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1a～2a页。

[55] 《上海道致陆部郎照会》，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56] 《浙江藩宪恽方伯为救济会事致陶君铨生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57] 《驻清江粮台督办恽莘耘观察致浙江藩宪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58]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59] 《救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八月十七日，《申报》刊登《救济会章程》；八月十八日，《申报》刊登《照录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创兴（救）济善会稿》。

[60] 《救济会章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61] 《代收救济北省被难士商捐款处》，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62] 《上海道致陆部郎照会》，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63] 《驻清江粮台督办恽莘耘观察致浙江藩宪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64] 《杭州潘君赤文致德州粮道尚观察电》，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65] 《陆部郎致恽观察电信二则》，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66] 《恽莘耘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6b页。

[67] 《恽莘耘观察致陆纯伯部郎电》，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68] 《分头办理》，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69] 《济急善局公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70] 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27、97、100、101、339页。

[71] 金天翮：《贞惠先生碑》，见《笠泽施氏支谱》，http：//nj-yhml.cn/00jp12b.htm，2010-08-27。

[72] 池子华：《施则敬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见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1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73]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施则敬》，见《笠泽施氏支谱》，http：//nj-yhml.cn/00jp12.htm，2010-08-27。施则敬因办赈受朝廷嘉奖情况在《清实录》中多有记载：光绪九年，山东利津水灾，“举人施则敬”同“拣选知县潘民表、候选训导严作霖”，“分赴利津齐东齐河等处”散赈，同“设法劝捐”之盛宣怀、徐润、沈善登、郑观应、李培松、经元善、谢家福、杨家杲等，“均属心存利济，见义勇为，著传旨嘉奖”，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七○，光绪九年九月，382b页；光绪十三年，“以筹办直赈，予知府施则敬留直补用”，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四七，光绪十三年九月，318a页；光绪十四年，李鸿章以“永定河漫口合龙”，“请将出力各员给奖”，“知州施则敬，著赏戴花翎”，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五四，光绪十四年四月，424b页；光绪十六年，“以遵命捐赈”，予“直隶补用知州施则敬”“为其父母”“建坊”，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七，光绪十六年七月，821a～821b页；光绪十七年，“以办赈出力，予前陕西凤邠盐法道顾肇熙、军机处存记留直补用知州施则敬，俟服阙后送部引见”，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二，光绪十七年十月，998a页；光绪二十四年，“以见义勇为，河南办赈员绅直隶候补知府施则敬等，传旨嘉奖”，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一，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上，667b页。

[74] 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28～329、334、336～338页。

[75] 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等编著：《中国近代史辞典》，28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76] 陈述曾：《上海早期亦官亦商的人物——严信厚》，载《上海经济研究》，1981（7）；王遂今：《宁波帮“开山祖师”严信厚》，载《民国春秋》，1994（2）；沈雨梧：《为“宁波帮”开路的严信厚》，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6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谢振生编著：《严信厚及其家族》，286～287页，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

[77]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7页。

[78]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二，光绪十六年闰二月，766a页。

[79]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7页。

[80]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4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60～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9页；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81]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8～339页。

[82] 席裕麒于光绪十五年独立开设《申报》馆协赈所，与施善昌等义赈领袖一起开展义赈活动；至光绪二十三年席裕麒逝世之时，《申报》馆协赈所与严信厚、施则敬等新一批义赈领袖的合作几乎已经成为惯例，因此当席裕福接手《申报》馆协赈所之后，能很快跻身于义赈主持群体的行列。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5、339页。

[83] 姚沐：《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11页，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1。

[84] 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5] 姚沐：《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13页。捐款“十万两银子”，恐有误，笔者注。

[8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七，光绪十六年七月，821a页。

[87]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九，光绪十六年九月，846b页。

[88]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一八，光绪十八年十一月，125a页。

[8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九，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837b页。

[90] 官赈是指由官方主办的筹赈局主持的筹赈活动，个人通过赈捐可向朝廷请奖；义赈则是由民间义赈组织主持的筹赈活动，捐款纯属义举。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6页。

[91] 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4页。

[92] 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1、334页。

[93] 姚沐：《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13页。

[94]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五四，光绪十四年四月，424b页。

[95] 李鸿章在上奏朝廷请“将该绅庞元济赏给举人一体会试”的折子中写道：“查庞元济早年入学，优等补廪，屡应乡试，敦品励学。今慨念时艰，乐捐巨款，实与寻常报效不同。从前捐例，捐银一万两，蒙赏给举人。该绅此次所捐，又增两倍，可否酌援旧案，破格奏乞恩施。在士林则多一好善之人，在灾区则活数万之命，于赈务深有裨益，即异数亦非滥邀，详请具奏前来。臣查从前两淮盐商、广东洋商，并有报捐银两，奖给举人成案。军兴以后，援例者多，旋经言官条奏停止。科第为士子进身之路，本不应捐纳开门，惟念该绅庞元济独捐赈款实银至三万两之多，迥非寻常所有，此非悬格可招之事，自无援引冒滥之虞。该绅本系优等廪生，富而好义，急公向上，志尤可嘉。自各省劝办赈捐以来，罕有一人助赈如该绅之巨者。若蒙破格奖励，愈足见科名进取之重，亦可励群士向慕之忱。合无仰恳天恩，可否将该绅庞元济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之处，出自慈施，特嗣后如有捐及此数者，仍应随时酌量请旨，不得援以为例。”参见《光绪十六年九月廿四日京报全录》，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月六日。《申报》对此评论道：“朝廷为赈济灾黎起见，不惜破格施恩，此例一开，吾知坐拥多金者，必当踊跃输将，以冀非常宠遇，于赈务岂小补哉！”参见《赏给举人》，载《申报》，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六日。除此之外，《申报》还就此事专门发表论说《书廪贡生庞元济赏给举人后》，足见此事对时人之震动。参见《申报》，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三日。

[96]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60～61页。中国通商银行为盛宣怀所创办，与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等洋务企业关系更密切的也是盛宣怀。不过，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盛宣怀是很难有机会创办并主持这些洋务企业的。在朱浒看来，李鸿章是“洋务企业建设最重要的领导者”，盛宣怀则是“其最积极的追随者”。参见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97] 易恵莉：《郑观应评传》，222页。

[98] 此函《中外日报》《救济文牍》均有载，文字略有差异，此处文字以《中外日报》为准。参见《救济善会来往信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40b～42a页。

[99] 救济善会在回复中表示：“承示中国大病在痛痒不关，至有今日。诚如尊论，所以树藩等初意不独东南各省被难官商一律救济，即遇西北各省被难饥民，亦拟赈恤”，且承诺“树藩当转商严筱翁并谆嘱赴德各友，凡遇东南各省被难官商，一视同仁，尽为援救，决不稍分畛域。”参见《救济善会来往信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

[100] 《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01] 《慈谿王君来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02] 《论赈救直隶兵难会用意之善》，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103] 《慈谿王君来函》全文：“敬启者：窃谓今日至危至苦颠连号泣于水火之中者，莫如京畿一带官商吏民矣。始受拳匪土匪戕害，已经死伤百万；联军入都，虽颇有纪律，而现闻京师街巷积尸如山，呜呼惨矣。永定河决，田无人种，凡四路厅所辖皆已荒歉，通州仓为敌所据，粮米一空。前闻京中米一石需银二十五两，今则百两，亦无处可买矣。诸官商大都逃避于近京诸小州县，北方早寒，金风已厉，烽火四惊，饥寒交逼，欲归无路。然则京内外官民不死于拳匪，必死于盗贼；不死于洋人，必死于饥饿；不死于饥饿，必死于秽恶之疫疠，深可痛也。古人救灾恤邻，虽本系敌国，犹输粟相救，况南省北省本属一体，而我南人不得归者尤众。其存其没，家莫闻知，哭望天涯，奋飞不得，此真凡有血气者所痛心蹙额寝食不甘者也。贵馆与沪上诸大善士并属同气相求，希面商诸善士，公立一赈救直隶兵灾善会，鸠集资财，雇定招商局轮船若干只，往大沽招致京内外官绅士商，一体搭轮南下。有资者，按旧例收票钱；无资者，送给船票。此事须公议章程，后禀明各当道，照会各国领事，令各国在京诸军一体保护，给与护照，庶由京至津直达无碍。先救回若干人至沪，回轮再往，更番拯救，则被难者渐次得离水火，功德安有涯量。此事倘得诸大善士创始，凡我南省官商士庶，轸痛同气，必乐于输助，集资似非所难。惟现在则不得不先筹垫款，方能济急耳。今日在位大吏，方急图保卫，行在馈饷挽输，力不遑暇，安有余心余力念及此等。然则燕都救灾恤患之事，非诸善士，孰能创之。至既创有规模，则诸大吏必能嘉许助力，照会各国以成善举。凡办大事，独立则难，群力则易。就我中国大患，在视同气如秦越，痛痒绝不相关。此举亦痛痒相关之一端也。伏惟贵馆与诸善士商定章程，变通尽利，以期可行，或登诸报章以备采择，不胜企望之至。”见《慈谿王君来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04] 《论赈救直隶兵难会用意之善》，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105] 《论赈救直隶兵难会用意之善》，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106]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257页。

[107]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8]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260～261页。

[109]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19～120页。张之洞在致驻英公使的电报中论及唐才常案时指出，“其往来逆信中于皇上蒙尘西幸目为‘西窜’，有‘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又有‘欲国自立，必先自借尊皇权始’之语”，并特别强调“‘借’字可恶，明说是借保皇为名以作乱矣。悖逆诈伪，何尝丝毫有为皇上、为中国之心？”参见《致轮墩罗钦差》，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375～8376页。

[110]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258页。

[111] 《善与人同》，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

[112] 《众擎易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三日。

[113] 《承办济急善局章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114] 《分头办理》，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115]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42页。该上谕，“著刘坤一于清江浦一带设立转运总局，委派前福建兴泉永道恽祖祁督办，将各处粮食妥筹采买，由内地水陆分运到京，以资接济”。

[116] 《恽莘耘观察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6b页。

[117] 清政府于闰八月九日寄两江总督等电旨，“至清江转运局所拨直隶赈米十万石，仍著该督等饬令恽祖祁运至德州，由直隶总督派员接运。其余十万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二十余万石，即著一并取道汉口，改由襄河运赴行在”。见《军机处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663页。清廷闰八月二十八日的上谕中，有如此表述：“刘坤一电称，所有漕粮、采买等米石，业经饬令道员恽祖祁改道由汉口、襄阳运至龙驹寨，请饬陕省派员接运等语。”见《军机处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720页。

[118] 《军机处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781页。

[119] 《济急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

[120] 《济急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121] 《袁抚台来电》，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356页。

[122] 《救济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123] 《协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124] 章炳麟：《二等嘉禾章农商部顾问杨君行状》，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108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125]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27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26] 参见王全来：《同文馆毕业生杨兆鋆及其数学工作》，4页，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1；闵杰编著：《晚清七百名人图鉴》，64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27] 章炳麟：《二等嘉禾章农商部顾问杨君行状》，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1088页。

[128] 《照录诸暨绅士灾函》，载《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129] 《解款声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

[130] 《济急东电汇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131] 《济急东电汇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132] 《德州往来电音》，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33] 《济急东电汇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134] 《致上海本会诸同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4a～24b页。

[135] 《照录协济善会禀南北洋大臣稿并两江督部堂刘批词》，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136] 《宪批照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

[137] 《济南来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138] 因为捐款“往往互相错递”，济急善局曾在《申报》上刊登声明，再次表示其与救济善会的区别，及各自负责救援的范围。“启者：东南诸同志所设救济会及济急会，分济京津被难官商。其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现蒙四方善长邮寄信件及捐款银两，往往互相错递，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转折，伏乞公鉴。上海源通银号严信厚、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启。”见《济急会声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