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鸿章的“面谕”只是严信厚等创办济急善局的原因之一，从《济急善局公启》来看，同乡之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救济善会启》一样，《济急善局公启》刊登于报纸，主要目的也在于募款。与《救济善会启》特别强调“东南各省”不同，《济急善局公启》将救援对象局限于“江浙人士”。在公启开头，对于遭受北方兵灾者的描述，也仅限于“江浙人士”，即“江浙人士在北方游宦经商毙于枪炮之中者，不可胜数”；接着叙述创办济急善局之缘由，除“合肥相国面谕”之外，便是因为“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然后列举接收捐款之处所，以及函请各地“随缘劝助”之人士，基本上是以上海、苏州、杭州等江浙城市为主；最后更直接表示，“此举恐经费不敷，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可以说，济急善局是一个由江浙同乡发起的，依靠江浙捐款，来救援江浙人士之旅居京师者的善会组织，具有浓郁的乡谊性质。
这一点引起了其他寓沪南省官绅士商的疑虑和不满。闰八月二日，载《中外日报》，刊登《救济善会来往信函》，其中一封被陆树藩命名为《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来书》，收录于《救济文牍》中：
京津乱起，涂炭生灵，东南各省官商被难惨不忍闻，幸得大善长领袖群贤，提倡义举，连日读所登告白公启章程，安置妥帖无平不颇，仰见仁恕为怀一视同仁之至意。近见某某等复有济急善局之举，闻风兴起，感佩同深。虽某某等专顾桑梓，以江浙两省为重，不及其他，然善与人同，其用意固无歧异，至可信也。顷见本日报登济急善局告白三则，有云湖州丁君晓芳、杭州潘君赤文俯念江浙人士之南旋乏资者留滞中途，情形困苦，当经筹集款项并经陆君纯伯分头募助，议设救济善会，敦请妥友前赴津东一带查明接济。上海各协赈所严君、席君、杨君、庞君、施君复经设立救急善局，延请刘君兰阶邀约同仁驰赴清江，至德州等处酌核办理。彼此同办一事，自应不分畛域，现经公同议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筹办，庶几事有专责款不虚靡云云。益见同寅和衷之雅。惟查济急善局公启之末有“再此举恐经费不敷，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如有别省善绅指明救助某省官商，亦当一律核办”等语。而此次善局告白未经申明，一似公同议定，而清江德州一路前归大善长筹办，东南各省尚可泽及，今改归严刘诸君，诚恐仍守定章，只顾江浙，则东南各省未免向隅。中国大病在区域太多，血脉不通，痛痒无关，以有今日。故读大善长公启，为东南各省救济起见，大道为公，令人钦仰。京津之间，西兵汇屯，官商南来，必由德州。敬请大善长谆嘱某某诸君仍照原议，凡遇东南各省官商，皆准救济，则庶乎不负初心，而他省好善之人亦愿乐助捐矣。如能补登告白，尤为妥当。此事所关至重，妄贡芻尧采纳而恕谅之，幸甚幸甚！专泐奉布，敬请善安。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公启。[98]
在这个署名为“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的公启中，“江浙”与“东南”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概念。该公启中，“江浙”专指江苏、浙江，而“东南”，则除江苏、浙江外，“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均包括在内。因此，当救济善会表示其救援对象为“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时，这些江浙以外的官绅士商表示“东南各省尚可泽及”；而当济急善局宣告其救济对象“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时，这些江浙以外的官绅士商则表示，诚恐“严刘诸君”“只顾江浙，则东南各省未免向隅”。该公启也表明，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拥有着不同的形象：济急善局是“专顾桑梓，以江浙两省为重，不及其他”；而救济善会则是“为东南各省救济起见，大道为公，令人钦仰”。因为济急善局的“只顾江浙”，这些“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甚而愤言：“中国大病在区域太多，血脉不通，痛痒无关，以有今日。”[99]这一点，也正符合《中外日报》的一贯主张。
同《申报》一样，《中外日报》也是救援行动的积极报道者与鼓吹者。不过，《中外日报》比《申报》晚了八天才刊登《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100]这表明，《中外日报》得知救援计划的时间要晚于《申报》，但是《中外日报》对于救援行动的呼吁却几乎与《申报》同时。八月十六日，在《申报》刊登《救济善会启》的同一天，《中外日报》刊登《慈谿王君来函》[101]，越一日便针对此则来函发表题为《论赈救直隶兵难会用意之善》的论说，大力呼吁展开救援行动，深度阐发救援行动之意义。[102]《慈谿王君来函》简直等同于一份成立善会的公启，既有救援的起因，又有救援行动的具体计划，还有救援经费的筹集方式，以及对救援意义和价值的阐发。[103]从救援的起因来看，“慈谿王君”期望中的救援对象似乎不分南北，“古人救灾恤邻，虽本系敌国，犹输粟相救，况南省北省本属一体”，其救援目标指向的是“京内外官民”。但从救援的具体计划与筹款方式来看，救援的目标似乎又只是京内外官绅士商中的“南人”，让他们“搭轮南下”，且因为是援救“南人”，所以“凡我南省官商士庶，轸痛同气，必乐于输助，集资似非所难”。而从救援想要彰显的意义来看，“王君”似乎又认为南省北省均要一体救援，因为“我中国大患，在视同气如秦越，痛痒绝不相关”，而救援之举便是“痛痒相关之一端也”。
《中外日报》针对《慈谿王君来函》发表的论说，主要是“表其用意”。文章一开头，便大力赞叹：“善矣哉，王君之论，能握今日国民相爱之根赅，而固国民自立之基础也，其用意可谓知本矣。”在《中外日报》看来，“国民自立之道”“在于众力之集成”，而“众力之集成在于相亲相爱之力相维结，而相结之力不可无所丽以显之也”。于是，“自家而族而宗而种以成为国，于是以生以死以饥以乱而交相恤”，“此力结于一地则为民力，此力结于全邦则为国力”。由此，《中外日报》认为此次庚子之祸的根本原因，便是中国官民缺乏“爱力”：“假使中国官民深于爱力，平日之交维有素，则北直一隅虽遭震惊，而有义师义会勇于急难，当机立赴，外兵既无夺权之机，神京两宫亦无震惊之事矣。”时至今日，“虽事机已失”，而王君之来函“发明国民相爱急难之义，大声疾呼为当世告，使善士仁人能闻声觉悟，毁财纾难，仿前者绅集义赈之成例，于赈难之外，再广存多款，以设教工院，使流离愚鲁之余生，得有所资以营生，则树民望、表国华，而所以消绝乱萌者，亦寓其中”。这些事情要“自唤起国民之爱念固结始”，而“能唤民爱念者，又莫若拯难善举为得其要领也”。[104]《中外日报》之所以重视该则来函，是因为该则来函的“用意之善”。而在《中外日报》看来，“王君来函”的用意是以救难之举，激发“国民相爱急难之义”，而这一点正是《中外日报》眼中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可以说，单从这一点来看，“慈谿王君”与《中外日报》所见完全相同。因此，《中外日报》在接到该则来函后大为兴奋，表示“今得见王君来函，抑何先得吾心之所欲言，宛如笙磐也”。
“王君来函”虽表达了“南省北省本属一体”的理念，但透露出的却是南省北省“痛痒绝不相关”的现实；同样，《中外日报》一再强调要以救援行动激发国民之“爱念”，映照出的现实，或者说是《中外日报》眼中的现实，却是中国官民缺乏“爱力”。《中外日报》眼中的中国官民缺乏“爱力”，也是以南省北省对立作为立论基础。当义和团暴起之时，“东南有志之士轸念国恤，相与谋所以纾难自存之方，忆某适在座，作而向众言曰，今日我中国国民自存之方，有目前之事，有后日之事。目前之事，有官责有民义。官责何在乎？连师北上，力靖国难。民义何在乎？设立保安会，多练团卒，代官守土，以实践互保之约，并与东西各国红十字会立约，随联军北上，吊伤扶死。诚以官不靖难，无以平匪徒贼臣而谢邻邦；民不从事于保安，无以树文明之望而免隶属之辱”。但是，“大吏徒恃成约以自保，而不闻远略之施；士民徒闻虚论大言，妄逞时难之举，而不闻有固结国民之局，无不与鄙见大为抵触”[105]。
事实上，在东南互保定局后，《中外日报》曾发表《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一文，大力鼓吹“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乘此画分南北而图自立”。[106]庚子年间，因为清政府的一系列愚蠢之举，“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107]，而清政府本身或存或亡还不一定，因此天下人心大乱，四方之士云集东南，尤其是上海，或联为一气，或各出其谋、各自为政。《中外日报》的主持者汪康年此时极为活跃，先是极力鼓吹东南互保，进而要求南北分治，同时又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举兵入都护卫两宫”，或“迎接光绪南下”。[108]南北分治与“北上尊王”看似矛盾，但“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正如桑兵之分析，“北上尊王为手段，南方自立则是立国根基”。[109]汪康年在《固南援北策》一文中，亦明确表示：“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110]无论是“划分南北而图自立”，还是“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背后的南北意识均显而易见。至八月中旬两宫已然西幸的情况下，“迎鸾南下”和“北上尊王”均“事机已失”，而“慈谿王君”提出北上援救被困之“南人”，“此举亦痛痒相关之一端”，因此被《中外日报》叹为“见本知源之论”。救援行动被《中外日报》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对于救援行动的大多数主持者与捐款者而言，救援行动更主要的还是一次以乡谊为基础的慈善之举。
闰八月二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济急善局的告启，载录了“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等非江浙士绅致济急善局的公函，表示“各善长此次美举，仅为江浙诸贵同乡，然亦实因经费不敷，致难一视同仁，并非显分畛域，是以贵启内开，如有别省善绅指明救助某省官商，亦当一律核办，以期推广等语，为难之隐，人所共谅”。与救济善会在《中外日报》上刊登的“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的公启不同，此则公函对于济急善局仅救济“江浙人士”表示了谅解。这些非江浙士绅之所以能够理解济急善局的做法，显然是对乡谊逻辑的认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非江浙士绅表示，“桑梓关怀，不忍坐视，其侨寓各省同乡诸大君子，闻此惨状，谅亦咸有援手之心”，但“辗转需时，缓不济急，惟有吁恳各善长垂念同胞，推广惠泽，且各善长素来乐善，历年各省灾振，莫不仰赖荩筹，务求一体周施，均沾仁惠”，而“弟等各竭绵力，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顷先垫规元三千两，附呈台收，顺寄前途，酌量拯救”。这些非江浙士绅还是希望济急善局能够“一体周施”，使各省同胞“均沾仁惠”，但在捐款方面，又表示“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显然，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筹捐之五千金，乃是“指济”四川、江西、云贵之被难官绅，并想以此作为其他“各省之蜀豫云贵官商诸公”之提倡，因此该函末尾又有这样的呼吁：“若有在各省之蜀豫云贵官商诸公，及他省仁人善士，倘欲共扶斯举，或随缘乐助，或向人募捐，其银请速汇上海观音阁马头天顺祥票号代收，转交济急善局，缮给收条，一面请登日报，用彰诸公善施而明经手者之心迹。”由此看来，该来函作者是想向各省仁人善士募款，以供济急善局“一体周施”，而募款又是建立在“各省同乡诸大君子”之“桑梓关怀”的基础上。故济急善局在此则来函后附文表示，于此可见来函诸公之“谊重梓乡”。[111]
其实，“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的公启，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于济急善局“专顾桑梓，以江浙两省为重”之乡谊逻辑的认同，认为其“善与人同，其用意固无歧异”。也就是说，救济善会之救济东南各省，与济急善局之专济江浙，“用意固无歧异”，均是“善与人同”。不同的是，这种善念或是“爱念”所施展之范围大小的问题：济急善局只是在江浙同乡中施展这种善念；而救济善会与“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则是希望在东南各省官绅士商中施展这种善念；“慈谿王君”和《中外日报》更是希望对“本属一体”的“南省北省”均施展这种善念。救援行动不仅是这样一种善念或爱念的呈现，同时它又可以激发更多的善念或爱念，而这也是《中外日报》特别重视救援行动的原因所在。不过，这样一种善念或爱念，最可靠的载体毫无疑问还是乡谊。济急善局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故在公启中明白宣称：“恐经费不敷，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如有别省善绅捐款指明救助某省官商，亦当一律核办，以期推广。”这表明济急善局就是要通过乡谊来激发各省捐款的热情。或许，济急善局主观上并没有这种目的，但客观上达到了这种效果。
在“游君必方”等来函后，济急善局同仁“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先后惠临”者有：“刘太守子桢，招商局顾观察缉庭、严君芝楣，福余南曾君少卿，汇业左君庆先、白君星五，四川王君瑞卿，安徽汪君翰池，京江顾君紫霞，江西朱君拱之，锡金周君舜卿，洋货许君春荣，茶业梁君玉堂、袁君咏笙，平江陈君养泉，四明朱君葆三，天顺祥陈君润夫，钱业陈君笙郊、刘君杏林、孙君荻洲、谢君纶辉、袁君联清，丝业黄君佐卿、杨君景庭、陆君幼堂诸善长。”在此次会议上，“刘太守子桢、王君瑞卿、陈君润夫、朱君拱之，慨认四川江西云贵集捐规元五千两，先垫元三千两；朱君葆三，曁信厚等，认募四明公所诸君规元二千两；袁君咏笙认募英洋五百元；余均允即转商同业，再行分别筹助”。此外，“如广东唐君杰臣，福建李君郁斋，潮州李君光琴，两湖刘君缙三、宋君紫珊，亦经分函奉恳，必蒙设法维持，同襄善举”[112]。表面上看，济急善局已不再是专济江浙人士的具有强烈乡谊色彩的救援组织了，因为其面向全国各省募款，救济对象也自然变成各省之被难官商。但事实上，济急善局的本质仍然是以乡谊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善会，这在救援被难京官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留守京官的救援，也正是庚子年救援行动的重点所在，本书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