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急善局正式成立时，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五人曾联名在《申报》上发布《济急善局公启》：

启者：本年京津一带自四五月间拳匪扰乱，惨被兵灾，江浙人士在北方游宦经商毙于枪炮之中者，不可胜数。其余乘间逃出孑然一身妻子分离沿途留滞者，亦不知凡几。人生至此，惨目伤心！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国面谕，并接同乡好善诸君函嘱，集资往救以尽桑梓之情。因议在上海三马路申报馆、后马路源通官银号、陈家木桥电报局、六马路仁济善堂、盆汤弄丝业会馆设立济急善局，即由信厚等分别筹办。一面函恳杭州同善堂樊介轩、高白叔两先生，苏州吴君景萱、潘君祖谦、尤君先甲、郭君熙光、焦君发昱、徐君俊元、俞君兆莅、吴君理杲、尹君思纶、倪君思九，江西丁少兰观察，镇江招商局朱君煦庭诸善长，暨则敬胞兄汉口招商局紫卿二家兄，随缘劝助，源源接济。并由信厚等敦请多年放赈之刘兰阶先生，恳约同仁分赴津东一带，查明被难官商苦无盘费者，或酌送川资，或代雇船车，并请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回南，免致流离失所。至应送川资若干，议由承收之人出具收条，注明某省某县某官某商，以昭信实。惟事甚急迫，需款又巨，苟非迅速开办，恐北地早寒，筹办更难为力。特请登报疾呼，伏祈好善诸君子慨解囊金，多多益善，并乞同乡中之好行其德者分头募助，以冀积少成多。信厚等谬可收解，不胜急切待命之至。再此举，恐经费不敷，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如有别省善绅捐款，指明救助某省官商，亦当一律核办，以期推广。至所收捐款，仍照向章抄请登报声明。收条格式：某官某商某姓某名，系某省某县人，携同家眷大小几人，向在某署当差，或某行某号经商，某月某日由某处起程，行至某省某县某村，缺少川资。由济急局代雇船几只，车几辆，计银钱若干，并交来现银钱若干，当即照收。俟到原籍后，即将此条寄至上海济急局缴销。某年某月某日立收条，某某存根同式济字第几号。上海后马路源通官银号严信厚、三马路申报馆席裕福、陈家木桥电报局杨廷杲、六马路仁济善堂、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等谨志。[69]

由上可知，济急善局公启不仅是由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庞元济、施则敬等五人出面发起，而且济急善局即设立于上海三马路申报馆、后马路源通官银号、陈家木桥电报局、六马路仁济善堂、盆汤弄丝业会馆等处，而这些堂馆局所也刚好一一对应这些发起人，即上海后马路源通官银号严信厚、三马路申报馆席裕福、陈家木桥电报局杨廷杲、六马路仁济善堂、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实际上，这些堂馆局所也正是严信厚等人往日办理义赈，各自经收赈捐的收捐处。所谓“义赈”，乃19世纪70年代最先在江南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模式。“按照公认的看法，义赈生成之初就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救助对象的选择并不以其对江南有无直接影响为标准。”简言之，即“隔省”助赈，且“民捐民办”，“不必受制于官吏，而听其指挥”。据朱浒的研究，义赈之所以能够兴起，乃是江南的地方性慈善传统在对抗西方赈济丁戊奇荒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此后，这种赈济模式便成为江南社会的一种常态，并形成了稳定的义赈主持群体。至庚子年间，江南社会的义赈活动主要由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席裕福四人主导。[70]

施则敬，字子英，祖籍浙江钱塘，生于吴江震泽[71]，后随父施善昌迁居上海，经营商业，为上海丝业董事。[72]施则敬于光绪元年（1875年）考中乙亥恩科举人，“后又在丁丑科考取咸安宫官学汉教习第一名，期满引见以知县用”。施则敬将主要精力用于义赈等公益慈善活动，其仕途也随之水涨船高。据《笠泽施氏支谱》记载，施则敬“在国难民灾之际，赴山东堵筑黄河漫口出力，保升知州加四品衔；又筹办顺直工赈出力，特旨以知州留于直隶补用；堵筑永定河南七工漫口出力，保俟补缺，以知府用，加三品衔；又助办晋边义赈出力，保俟补缺，以道员用；为劝办江南海防捐输出力，保俟归道员，后加二品顶戴。历办山东、顺直、江苏、河南、安徽等地抗洪劝捐义赈，并修筑房山县煤道工程出力有功，先后九次奉旨嘉奖”。[73]施则敬投入义赈事业，与其父施善昌的引领有莫大关系。

施善昌，字少钦，在“丁戊奇荒”时期“仅是众多协助筹赈的普通善士之一”。光绪九年五月，因其家乡江苏震泽一带受灾，施善昌随即在自己主持的上海丝业会馆内设立了收捐处，专门募款救济震泽灾民，这是施善昌首次独立主持救荒活动。此后，由施善昌主持的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便长期存在，成为上海筹赈公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光绪十五年九月，施善昌又开设了仁济堂赈所，因此形成了他一人长期独立主持两家赈所的局面，“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施善昌强大的筹赈能力，使其继谢家福、经元善、郑观应等人之后，成为义赈主持群体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施善昌的引领，施则敬很早就在义赈活动中多所历练，从光绪二十年起，便开始在上海独立主持一部分筹赈事宜，光绪二十一年，施则敬已能够与其父在义赈公启上共同署名，至光绪二十二年施善昌去世后，施则敬便“全面继承了其父打下的基业”，成为义赈领军人物之一。[74]

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同治初年，由胡光墉介绍入李鸿章幕，曾任河南盐务督销、长芦盐务督办，“以盐务起家，从事商业，集资巨富”。[75]严信厚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总店，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源丰润分店10余处，经营存放汇兑及清王公大臣的存款，“一时业务鼎盛，逞雄南北”。[76]严信厚约在光绪十九年八月间，因顺直水灾而在上海源通官银号内开设了收捐处，从此开始办理义赈事务。[77]严信厚曾于光绪十六年，以捐资助赈而得赏二品顶戴。[78]朱浒认为，严信厚参与义赈，是其融入上海社会，并在上海积累社会声望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严信厚强大的经济实力，至光绪二十一年，他就已能够与施善昌等人在筹捐公启中共同署名，“从而跃居义赈头面人物的行列”。施善昌逝世后，严信厚便开始承担义赈的一些统筹工作，成为继施善昌之后的义赈领军人物之一。[79]

与严信厚较晚才介入义赈不同，杨廷杲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就积极参与义赈。杨廷杲，字子萱，江苏常州武进人，其一生经历多与洋务企业及义赈相关。先是受委经理荆门矿务沪局销售煤炭事务；接着参与电报沿江、沿海线路的铺设，后更主持江苏境内各电报线路的铺设工作，并担任上海电报局提调；此外还是华盛纺织厂的七位董事之一；光绪二十三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时，杨廷杲列名十总董之一。[80]在义赈事业方面，杨廷杲虽然起步很早，但在义赈活动中的地位始终不是很高，直到光绪二十二年独立开办了上海陈家木桥电报局赈所，其义赈领军人物的地位才逐渐得到认可。[81]至于席裕福成为义赈领军人物，主要依靠继承其兄席裕麒所主持的《申报》馆协赈所而来。[82]

除了这四位长期主持义赈活动的人物之外，济急善局的发起人还有一位，即庞元济。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原籍安徽，后迁居浙江南浔。[83]庞家为著名的“南浔四象”之一。所谓“象”，系指财产达百万（两）以上者。南浔“四象八牛”皆因治丝而起家致富，所谓浔商集团，其形成的标志正是上海丝业会馆与南浔丝业公所的成立。庞家以丝业起家沪上，善同洋行周旋，开设有庞怡太丝行。致富后，庞家曾放弃丝业，进军药业，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店。[84]庞元济于光绪六年考中秀才，光绪十四年其父以庞元济之名捐款十万两银子赈灾，因此庞元济被补为博士弟子，获赏候补四品京堂。[85]因家资巨富，庞元济多次凭借赈捐获得朝廷奖赏：光绪十六年七月，朝廷以捐赈巨万，“予候选员外郎庞元济”“奖叙”[86]；同年九月，朝廷“以捐助巨款，赏浙江乌程县廪生庞元济举人”[87]；光绪十八年十一月，朝廷以捐银助赈，赏“刑部郎中庞元济四品卿衔”[88]；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朝廷“以捐饷万两，予刑部郎中庞元济军机处存记”[89]。庞元济虽然多次因巨额捐款获朝廷奖赏，以至获赏举人，但这些捐款可能多属官赈，与义赈关系不大。[90]

不过，庞元济与义赈也并非毫无关系，二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上海丝业会馆上。上海丝业会馆由沪上“丝业领袖”浔商陈竹坪发起，多位浔商列名董事，这体现了浔商在上海丝业界地位的举足轻重。[91]陈竹坪很早便参与义赈活动，且拥有自己独立主持的收捐处，即陈与昌丝栈筹赈公所。陈竹坪生前在义赈界的地位，与施善昌等，亦为义赈主持群体的领军人物。[92]庞元济于光绪二十一年不顾其父不准从事丝业的遗训，与杭绅丁丙等合资白银三十万两，在杭州创办世经缫丝厂；次年又在塘栖办大纶丝厂，同年在南浔创办南浔汽机缫丝厂等。[93]重新进入丝业的庞元济，与上海丝业会馆建立联系当非难事，且庞元济长期助赈，深得赈捐之益，故当庚子年的救援行动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庞元济与施则敬共同作为仁济善堂与丝业会馆的筹赈人，也实属正常。

以上所述济急善局的创办者，或长于劝捐，或雄于资财，均是长期与义赈、官赈等慈善赈捐活动相关的人物，且均与李鸿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府，其能以盐务起家乃拜李鸿章所赐。杨廷杲长期供职于电报局等洋务企业，而这些洋务企业正是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施则敬办赈得奖，也多与李鸿章有关。[94]庞元济亦是如此，其因赈捐获朝廷奖赏，多由李鸿章向朝廷奏请，特别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庞元济之蒙赏举人，乃李鸿章力请朝廷“破格施恩”而来。[95]更重要的是，严信厚、杨廷杲、施则敬等义赈领袖与洋务企业的紧密关系，如三人均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施则敬在庚子后还曾担任轮船招商局汉口分局经理。[96]义赈兴起后不久，因为办理直隶河间赈务，李鸿章、盛宣怀便与江南义赈士绅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民用洋务企业正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因此，正如易恵莉在《郑观应评传》中所指出的，盛宣怀与江南义赈领袖“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97]，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光绪六年津沪电报的创办。盛宣怀确定的上海电报分局的领导机构由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三人组成，而这三人加上盛宣怀正是光绪九年江南义赈同人向外界公布的四位“义赈经理人”。盛宣怀将创办电报与赈务活动的因果关系视为“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正是由于江南义赈主持群体与李鸿章的这种紧密联系，尤其是李鸿章对于这些义赈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因而在李鸿章“面谕”之后，严信厚等很快便发起成立了济急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