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济急善会虽然是在李鸿章的指示下成立并展开救援工作的，但具体的救援举措仍主要由在上海的主持者筹划。在致李鸿章幕府诸公的第一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说明了救援京官的具体办法：“徒以道路既多梗阻，情形亦未深知，只能筹款汇京，即托各省同志京官，各号所知，分别等差妥办，以期实在。”也就是说，东南济急善会最初设想的救济京官的办法，只是“筹款汇京”，以各省为单位接济京官相应款项，“每一人不得过一百金”。为了实施这个救援计划，盛宣怀等请求杨文骏等人“一面代陈傅相，于便晤各使时说明此事，一面设法遍访各省现尚在京之京官，先行接洽，款到即办”。至于汇款之法，盛宣怀表示：“弟等已向汇丰熟商，刻间尚无成议，必当设法为之。因思赫税司各使馆及联军入都后，必各有余资，其意亦必以汇沪为是，如能就近划兑，尤为便捷。”[53]事实上，此后的救援工作便主要是围绕汇款以及如何更好地救济京官而展开。
在上海致北京的第二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表示：“由道胜银行汇奉九八规银二万两，即托该行代买英洋五千元，约合规银三千七百两左右，余即尽数连洋一并汇上，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第一批解款。”在公函的附启中，庞元济、施则敬指出这笔钱的来源：“前项规元二万两，系蒙盛杏荪京卿筹垫五千两，天顺祥陈君润夫另垫三千两，元济筹垫二千两，并与则敬集捐一万两，即于初六日照数汇京以便及时开办。”[54]即东南济急善会的第一批解款，主要是由善会的主持者“筹垫”而成，作为在北京展开救援行动的启动资金，此后陆续解往北京的善款便主要是来自东南各省的捐款。在上海致北京的第三号公函中，东南济急善会在附启中表示：“此项济急经费，查照原议，至少以十万金为度，极应迅筹续解，免致办理为难。惟杨彝卿观察诸公，甫于十一日随同傅相入都，应俟抵京后奉有电音，再行续解。”[55]
在闰八月十五日上海致北京的第四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表示：“相节抵都后，在京中外人士次第接见，济急会事谅承转致各省同乡分别办理。既经开办，需款必亟，现在筹款固难，犹可竭力设法，而汇款尤难。第一号函内所商就近划兑一节，弟宣昨晤询裴式楷副税司，据称以赫税司处论，实无余款”，“划款一层，在都西号不知曾否开市，汇丰、道胜等行，能否通融划拨，熟商尚未允洽，日内当由电奉商一切”。盛宣怀原本指望总税务司赫德或北京各使馆及联军将有款项汇沪，可“就近划兑”，但询问“裴式楷副税司”之后，知赫德处已无可指望。[56]在闰八月二十日的第五号公函中，盛宣怀又详述了其在汇款方面的种种努力：“弟宣昨晤道胜京行大班璞科第，详述其在京困守情形，日内仍即赴京，在京洋兵现尚不免搜掠，京城通用洋钱等语。因将济急汇款与之婉商，允先代带英洋一万五千元，准在京交付，并允交付后，如以京城现尚搜掠可虑，仍可暂存该行，陆续支取。兹即凑集英洋一万五千元作为东南济急会第二批解款”；“现在捐款渐集，而汇款之难，不难于到津，而难于到京。在京西号、南号，不知有无划款。一号函内奉商就近划用一节，不知如何”；“此次道胜大班璞君先仅允带一万五千元，以后汇款，虽未回绝，亦未确允。汇丰大班，昨与熟商，亦称汇津易而汇京难，允即电询京行，如有款，必可汇，今日尚无回音也”。[57]
在尚未接到京中回复之前，东南济急善会便已向京城汇出两批款项。这两批款项均是通过道胜汇往北京，其中第二批是由道胜京行大班璞科第亲自带到京城。在盛宣怀看来，“筹款固难”，而“汇款尤难”；“而汇款之难，不难于到津，而难于到京”。盛宣怀最希望的是能够“就近划兑”，即将款项存入西号或南号的沪行，杨文骏等便可从该号的京行提款。要实现“就近划兑”，前提条件便是西号或南号的京行有足够的款项，所以盛宣怀一方面与汇丰沪行大班熟商，请其“电询京行”是否有款，另一方面请杨文骏等询问“在京西号、南号”“有无划款”。杨文骏等在闰八月二十二日由京城致上海的“济急京电”中表示：“与汇丰吴幼舲商，请先拨二三万存沪汇丰，待电拨。”[58]盛宣怀接电后，“随赴汇丰沪行面商”，但汇丰沪行表示“尚未接洽，前允电京商酌，亦尚无回音”。当时东南济急善会刚好收到捐款五千金，于是“径商汇丰大班，允可汇京，当将银交去”，这便是东南济急善会第三批解款。盛宣怀等在第六号公函中表示：“现在捐款渐集，截至昨日止，未汇者约二万余金。弟等仍竭力设法，可汇即汇，仍请尊处一体设法。倘尊处所议拨存汇丰二三万之说，果属可行，务请嘱该京行大班电嘱沪行，俾两相接洽，即可源源而来，办事者不致有断手之虞。”[59]
杨文骏在九月三日致上海的第二号京函中，再次表示：“至汇款，据汇丰吴幼龄兄云，该行现银甚多，只要将银交存上海汇丰，由该行发一电来，即可交银，祈就近酌办。”[60]不过，该号京函在盛宣怀等于九月十八日发出第九号公函之时尚未收到，因此在第七号公函中，盛宣怀等仍表示：“与汇丰沪行商妥，在沪交与规元一万零七百两，议明到京兑付公砝足银一万两。此间业于初三日将银两交付该行，允即日电汇至京，到祈察收京公砝足银一万两，作为东南济急会第四批解款，转致各省同乡。此后敝处仍当与汇丰等行婉商，能汇即汇。”[61]在第八号公函中，东南济急善会因“现在都下已无炉房，洋元闻可通用”，认为“居者用洋相宜，行者仍恐非银不可”，且“各处汇来捐项，亦银款居多”，故“以后汇划，拟银洋相间而行”，并表示“兹与汇丰沪行商明，在此交收规元一万零七百两、洋一万零二百五十元，该行即日电京将公砝足纹一万两、洋一万元交至尊处，请即察收，作为东南济急会第五批解款转致各省同乡”。[62]
针对第五批解款，杨文骏致电上海表示：“汇丰三批，银一万两、洋一万元到后，仍汇银合用。”[63]盛宣怀因此在九月十八日寄出的第九号公函中表示：“第六批解款，原议仍银洋并汇，已多方筹凑银洋各二万，仍商由汇丰分期电汇。昨弟宣寄复彝翁电业经提及，兹承示仍汇银合用，遵即照办，须又与汇丰商明。此间付规元四万二千八百两，在京兑公砝足银四万两，汇丰已允于此数日内，分两次电其京行，兑交尊处，到请作为东南济急会第六批解款。”东南济急善会在汇解第六批款项之前，便已得知前五批“共解银四万两有奇、洋三万元均已到京”，“其有必须汇费之处亦均已在沪核付”，“到京祗须照兑”。[64]杨文骏则在九月十三日寄出的第四号京函中便表示：“济急会汇款已收到道胜两批、汇丰三批，计公砝足银四万六百三十二两三钱三分、洋四万元。汇丰此间收各军存银甚多，均系汇解回津，是以吴幼舲云尽可拨用，只要上海交存汇丰，电知此间，即可划拨，并属该京行大班电知沪行大班查照。又华俄银行已做买卖，询知该买办云可以汇款，前函已陈及。惟据幼舲云，此间汇款，仍以银合用。近来洋钱日跌，每元作七钱二分，换京钱只八吊二百文，银价每两仍换十二吊零也，乞诸公酌之。”[65]至此，盛宣怀所希望的“就近划兑”已完全变成现实。从此，由沪至京汇款已不再是问题。
在救援京官的具体措施上，盛宣怀等最初的设想，仅仅是“筹款汇京”发放给京官，但杨文骏等于闰八月二十二日首次致电上海便表示：“京官愿回南多，拟由日本护送塘沽，请嘱局轮往接”[66]；在闰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济急续电”中又表示：“傅相派杨莘伯兄赴津办理转送上轮船”。[67]在闰八月二十九日寄出的第一号京函中，杨文骏等针对当时京官遭难的状况，提出了他们援救京官的初步设想：
十八日入齐化门抵贤良寺，连日公同筹议，并查询一切所有在京官商，有未迁而遭抢掳一空者，有因迁失其辎重者，有未迁而安然无恙者，其情不一，大约苦者十居八九，仅可自给者十之一二耳。转瞬天寒，无衣无食，告贷无从，赊欠无地，将何以卒岁？值此米珠薪桂，即按每家百金，亦恐难以存活。现公拟，先设法保送有家可归，及南中有亲友可赖者，先行回南，以后再议接济留京各人办法。否则势必两误，一经封河，更无法可想矣。保送办法，已将火车议定，惟过州运船办法，尚难大定，非派洋兵不可。终日奔驰商酌，尚未成议。
杨文骏等将援救京官南下放在首位，所以托各省京官“先分查回南人数”，结果是“大约在千人以外”。该号京函又表示：“燕翁请其派矿局洋人白乐文专办塘沽上轮事，人到并可暂住矿局。”[68]九月三日，杨文骏等又将该救援办法电知上海：“京官窘且多，若照来章，每百两款，恐不济，得者亦难卒岁。公拟先送愿回南者起程，再议济留京者，来章缓送。”[69]所谓“来章缓送”，是指沪局致京局第四号公函，特“附上章程一百张，并祈察收转交各省同乡察阅”。该章程即东南济急善会开办大略章程，以向京官散金为主。在该公函中，盛宣怀等还特别强调：“此系弟等在外筹款接济办法，至在京情形，本不深知，亦未敢悬拟，应请各省同乡随时变通，彼此必无触背。”[70]因此在接获九月三日的京电后，上海方面再次表示：“原议章程每人至多不得过一百金，语意本极放活，全赖诸公因时因地各制其宜，弟等未敢遥拟。第一条至少十万金之说，论现在情形似已微有把握，如托庇大局早定，人事别无枝节，弟等竭尽心力，或者集款不止十万金。第在京如何相宜，如何均沾实惠，是在诸公卓识大力，下风翘首，曷胜拜祷。”[71]
杨文骏在致上海的京函中一再为救济之难大吐苦水，而救济之难的关键在于京官或留守或南下的不确定性。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指出：“凡留京者有两种，一种必光景可以支持，一种必奇窘极苦，回南亦无法想者，彼时始能辨别，此较查灾放振为尤难，弟等既承委任，不敢不慎。”[72]在第三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因为“行李不能多带”，京官中“有不愿弃物而归者，亦有系念回銮仍可补缺升官者，亦有闻纯伯会章可以酌借者，稍存观望”。又特别指出“济急会所收各省专济之款”引发的种种为难之处：“再济急会所收各省专济之款，京官闻之，咸引领以待，若不各归各省，又恐该省啧有烦言，且有候专济之款到手，然后南归者。如各归各省，则现送回南经费将何所出，且有已捐入会中协济，而另有专济本省者，此又不能不分别。骏等互筹，迄无妥善之法，是以电请商之诸公，妥议示遵。”[73]后来施则敬接到徐赓陛手书，示以救济浙江京官办法之三大端：“一资送官眷南旋，一津贴奔赴行在各员，一接济留京度岁之资。”盛宣怀等因此表示：“浙帮如此办法，他省不知何如，大致当不甚相远，事贵因时因地各制其宜，断非数千里外所能遥揣，惟望诸公硕画荩筹，弟等尽心竭力筹款以济，各为其所能为而已。”[74]
在确定救济京官大致办法的同时，杨文骏等对于护送官商回南的办法也多方筹划。在第二号京函中，杨文骏表示：“至运送回南者，连商民亦有，即直京人愿来南者亦允之。火车已议定，惟通州至扬村船只，尚未议妥。”[75]所谓“火车已议定”，是指“由杨村火车至塘沽，俄已允保护”[76]，而“通州至杨村”则因为日本的反复而尚未定议。在第三号京函中，杨文骏向上海详细报告了由北京护送官商至塘沽登轮的具体办法：
现在护送章程，由杨村至塘沽火车，早已向俄议妥；其由通至杨村民船，先商日本，亦已允诺，后以兵少船小，又复诿辞。现仍议由我自行雇船，由俄派兵护送至通，由日派兵护送至杨村。莘伯带翻译等，赴杨村照料，李幼山、董遇春带翻译赴通州照料。俟雇船人回，即可定期，电请派轮，大约总在十五后可运头批。塘沽由燕谋京卿派矿局洋人白乐文照料，如轮未泊马头，即暂住矿局，因塘沽马头多为洋人占用，必须临时商借，是以不能轮船一到，即泊马头也。[77]
在第四号京函中，杨文骏对保护办法又作了补充说明：“由京至通，车归俄日保护；通至杨村，船亦归俄日保护；杨村至塘沽，火车专归俄保护。”对于“此间车船及火车一切价值，及洋兵酬费”，杨文骏亦有报告：“车价每辆约五两余一次，船四十余元一次，火车俟事竣，俄员开来方知。”与第三号京函不同的是，要求“轮船必须早到塘沽，以便火车一到即上轮船”，因为“虽有矿务局空屋，近闻有德兵占住，则又不便矣”。[78]
需要补充的是，杨文骏在第四号京函中对于援救被难官商士民是否一视同仁，亦颇为苦恼：“此次南旋诸人中，有外官流滞京师，或解饷、或赴引、或放缺未得出京者，情形虽不窘，而急于出京不得，是同一急也。旁人初拟令捐经费，然后准往，骏等以收费不知多寡，勒派事属不情，且车船皆不免拥挤。万一人皆情愿出费而求舒服、多带辎重，其势必办不到，转贻人口实，仍概准搭往。惟面嘱如以受济急之费为不安，请至沪酌量捐助公费于上海济急会交收，庶几两尽其道，想诸公闻之亦必喟然。”[79]这一细节亦充分显示，庚子救援远不同于一般之赈灾救荒，它需要救援人员更多的考虑与更精细的筹划。
汇款救人之外，东南济急善会还承担了“托寄信件”等工作。东南济急善会曾公开声明：“所有托寄信函等件，亦即一并附请设法探投矣。”[80]此后在上海致北京的各号公函中，均有托寄信函、托查“同乡京官姓名住址”的相关内容。在第七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还特别表示：“敝处接到各处信函日有十数封，弟等深恐事多，或有疏忽，拟此后每五日发信一次，托寄信件均另开淸单，分晣注明，以清眉目而免遗误。”[81]因为托寄信件太多，施则敬在《申报》上特别刊登《寄信须知》：
现因托寄信件太多，包封不能附入，不得已改交邮局挂号转递，以期妥速而免稽延。惟来件既大且厚，终觉有所不便，此后托寄京信，务祈改用薄纸小封，并删除一切客套闲话，方可代为递寄。又如有托查在京亲友，并乞于函外，另书密行小字清单两纸，注明何人托查，即当以一纸寄京，一纸存局，免致另行钞写，耽延时日。其有托查流寓京外各县官绅，现在道途梗阻实属无法转寄，谨乞赐登报章，统乞阅者鉴原为幸。[82]
每隔一段时间，东南济急善会还会在《申报》上公布“托寄信件汇款清单”[83]。陆树藩的救济善会也会定期在《申报》上公布“托查覆音”[84]，因陆树藩亲自带领一批人员赴北方援救被难官商，故救济善会在京津地区的工作人员远较东南济急善会为多，所以救济善会对于京津周边地区，包括保定、沧州等地，均派人前往探查，因此托寄信件、托查京官下落等事务，救济善会承担得更多。有关救济善会在京津地区的活动情况，本书第五章将详述。
此外，东南济急善会还曾筹划向北方运送棉衣和粮食。在上海致北京的第六号公函中，盛宣怀等表示：“奉傅相敬电，以陈京兆意，饬办棉衣裤五千套，运津交杜税司胡良驹接收转运，遵已垫款赶办，俟办成，随时由电或函驰陈。”[85]到第九号公函时，上海方面表示：“前承傅相电传陈京兆意，赶办棉衣五千套，则敬承办，现已告成，运存招商局栈房，陆续轮运到津转解，即请代陈傅相，转致陈京兆。”[86]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的主持者们由运送棉衣想到能否“如棉衣办法”运送粮食。此前在上海致北京的第四号公函中，盛宣怀便谈及其“晤询各国沪领，第据称都城粮食太少，必须设法接济，惟京津道路不通，未敢贸然购运，祗可留作后图”[87]。此后，东南济急善会于九月三日接京电，获悉“日本放仓米平粜，每石二两五，白米市无定价，现每石约七八九两不等”；次日便致函北京表示：“米价如此，亟拟购济，无如由津运京竟属无法，倘尊处能如棉衣办法，请即电示酌购为盼。”[88]杨文骏等因而再次表示：“米价都中尚未开市，无一定之价，有极便宜者白米七两一石，约重一百三四十斤，极贵者至九两一石。直隶今年甚丰稔，无如各国不许人割，恐土匪夹杂其中，殊为可惜。已向日本说过，不知能从中为力否。”[89]盛宣怀等则在致北京的第九号公函中也再次表示：“棉衣既可转运，米粮究竟何如。次翁上书香帅，请购米粮十万石运津，必可转运到京。此说果否能行，务新迅赐电示。”[90]东南济急善会的购粮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践，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便将精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对陕西灾荒的赈济上[91]，在京城办理平粜赈灾等事宜的便主要是陆树藩的救济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