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善会成立之后，陆树藩在致苏松太道余联沅的信函中曾颇为得意地表示：

藩不揣愚陋，为援救北地被难亲友起见，创设救济善会，曾向严小舫诸公商议，均不甚为然，婉辞谢绝。藩自顾德薄力微，恐难担此巨任，不得已乞合肥相国劝谕诸公，略为接济。昨日往送傅相，谕以诸公颇有蜚语，必须赶紧开办，并蒙奖以小子可造，令人惭感交萦。兹将傅相札谕及呈复稿录奉，不值大方一笑也。[43]

据此可见，陆树藩在创办救济善会前，曾与严信厚等义赈领袖进行过商议，但这些义赈领袖“均不以为然”。不得已的情况下，陆树藩只好求助于时在上海的李鸿章。陆树藩的父亲陆心源与李鸿章颇有交情，且在多次赈捐中协助过李鸿章，并蒙李鸿章一再向朝廷上奏奖叙。据徐桢基《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一文，陆树藩本人也曾受李鸿章提携，因此在李鸿章由粤北上议和停驻上海期间，“专程由湖赴沪拜见”[44]。据《申报》《傅相行辕纪事》记载，李鸿章暂住上海期间，陆树藩曾三次前往拜访，第一次是在七月十六日，第二次是在八月十二日，第三次则是在八月十四日。[45]据《救济文牍》记载，陆树藩上李鸿章禀，于“八月十四日奉批”：

据禀已悉，具见好善之忱，已分别咨行劝谕筹办，此批。[46]

陆树藩很有可能是在第二次拜见李鸿章时，上禀提出创办救济善会的主张。据《中外日报》八月二十五日所刊登《陆部郎等上李傅相禀》可知，正是在该禀中，陆树藩请求李鸿章“劝谕盛京卿宣怀、候选道严信厚、候补府施则敬、刑部郎中庞元济等筹款济助”。[47]获悉此事后，严信厚等向李鸿章表示：“司员等虽早经筹及，彼时道路梗阻，无法可施，况值上海银根奇紧，商货滞销，艰窘万分，颇难筹集巨资”；同时向李鸿章建议：“迅饬陆树藩等克日派人带款先行往办，不得任意延缓负厥初心，一面即由司员等分投竭力劝助，陆续接济，如因一时无人可延，卑府则敬情愿约友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48]由这些建议可知，严信厚等人对于陆树藩张罗救援之举显然是不信任的。为此，严信厚等通过李鸿章催促陆树藩“克日派人带款先行往办，不得任意延缓”，甚至有“札饬陆树藩等，于三日内，赶将先行筹集之银贰万两，连同德总领事允给护照一并发给，即当乘轮北上，实力举行”之语。[49]

当然，这样一种催促的态度主要还是为了防范陆树藩“徒讬空言”，但催迫如此之急，则又显示出严信厚等人对于陆树藩的毫无信任，欲使其陷入难堪之境。另一方面，施则敬又以“情愿约友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来对陆树藩施压。因为在陆树藩上李鸿章禀中，赴津沽一带援救难民是“拟派妥实华人”；由清江浦至德州一带沿途赈救难民，也是“拟即日遣人”。[50]施则敬因而针锋相对地表示，情愿亲自出马往办，“不假他人之手，致有不实不尽情弊”。这样一种姿态，显然会对陆树藩“遣人”往救的救援方式造成压力。为此，陆树藩在《覆呈李中堂禀稿》中表示：“一俟护照颁到后，树藩当约同司事人等迅速往办，有一分力尽一分心做一分事。此次往北各友，均出自愿，谅不至假手他人，有不实不尽情弊。”此外，针对严信厚等人对于自己出面组织救援行动的不信任，陆树藩再述衷肠：“树藩等因见时局一变至此，富贵浮云，人生幻梦，不如实力行善，为子孙留一余地，绝不敢徒托空言，改厥初心，有负中堂保卫官商成全善举之美意。”在《覆呈李中堂禀稿》的最后，陆树藩“仍请札饬候选道严信厚等，分投劝助，陆续接济，实为德便”[51]。由此可见，陆树藩的打算是，由严信厚等义赈领袖广为劝募，“陆续接济”其所创办的救济善会的救援工作；而在严信厚等人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中，亦有类似表达，即要求李鸿章“迅饬陆树藩”“先行往办”，“一面即由司员等分投竭力劝助，陆续接济”。[52]

在上李鸿章的禀稿中，陆树藩还希望李鸿章能“恩准札饬招商、电报两局，免收水脚、报费”，“倘能拨借一船，由善会酌贴煤油工食尤美”。此外，陆树藩还在禀稿中向李鸿章报告了自己正在做或准备做的各项筹备工作：“先行筹集银二万两，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领事发给护照，俾善会之人携向军前救护”；“拟即日遣人，由清江浦至德州一带，沿途接济盘川，赈救难民”。[53]

陆树藩等人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救援前的筹备工作：一方面是通过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各国领事，以获取护照，为赴津沽一带救援难民作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准备派人“由清江浦至德州一带，沿途接济盘川，赈救难民”。也就是说，陆树藩等成立救济善会，一开始便准备陆路、海路双管齐下进行救援。在八月十二日上禀李鸿章之前，陆树藩或许便已咨请余联沅，“照会德总领事”，请颁护照。因为在八月十四日得到李鸿章的批示之后，陆树藩又一次咨会余联沅表示：“业经禀奉北洋大臣李批饬筹办，并请贵道照会德国总领事准予给发护照各在案。”[54]在八月十六日《申报》正式刊登《救济善会启》之前，余联沅便已照会各国领事，但直到八月十九日才得到回复。[55]

与此同时，潘炳南通过浙江布政使恽祖翼开始布置陆路救援。潘炳南曾上书恽祖翼筹款改建上虞石塘，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潘炳南向恽祖翼表达了其援救江浙士商的心愿，并获得支持。《申报》于八月二十二日曾刊登《浙江藩宪恽方伯为救济会事致陶君铨生电》，表示：“江浙士商流落在德不得归者无数，无人援手。今由浙江潘赤文兄先集银三千两，此后源源募济。资银集成，非求声望素著、勇于好义、熟悉情形，不能当此巨任。众推吾兄可力保此事，弟以为亦兄素志。求即起身赴德设局速办，银两咨文即刻派员解来，望速复。”[56]后来，驻清江粮台督办恽祖祁致电恽祖翼告知，“潘赤文义举，陶铨毫不愿做”[57]。《中外日报》在八月二十四日刊登《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之前，便于八月十八日在“紧要新闻”栏中以《清江专函》的形式报道了“浙藩恽松耘方伯、前福建兴泉永道恽莘耘观察及浙省绅商潘赤文等筹集巨款解赴德州，拟将是项灾民迁徙南回”[58]的新闻。此时，在《中外日报》的视野中，还看不到陆树藩的身影；在恽祖祁的眼中，救援也只是“潘赤文义举”。

或许，在救济善会公开宣布成立前的筹备工作中，二人有所分工，即陆树藩负责疏通海路，而潘炳南则布置陆路；两人同时都要想法争取更多更大的支持。陆树藩与严信厚等义赈领袖的沟通，正是寻求支持的一种努力。在这种努力失败之后，陆树藩径直上禀李鸿章，终于获得了认可与支持。或许正是由于李鸿章八月十四日的批示，陆树藩、潘炳南等便决定正式公开宣布救济善会的成立，于是便有了《申报》八月十六日的“救济善会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