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民间通信，很晚才出现比较固定的专门机构。关于民信局的产生时间，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在明永乐年间[121]，一种则认为是在清嘉道年间[122]。民信局发展的鼎盛时期则是在步入近代后的同光时期，据《清稗类钞》记载，从同治年间开始，全国已达到“大而都会，小而镇市”，“东西南北，无不设立”的程度[123]；而根据《中国邮驿史料》所载，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全国大小信局有数千家”[124]。具体到北京，据《北京邮史》所载：“在北京，自鸦片战争后，陆续开设了全泰盛、森昌盛、立成、三义成、正大、三盛、三顺昌、福和等十几家民信局。其中全泰盛、森昌盛专寄三江、两湖、云贵、四川的信。立成、三义成专寄天津、保定的信。正大、三盛、三顺昌、福和等专寄奉天、吉林、黑龙江的信。这些民信局多设在商业繁盛的前门外打磨厂一带。”[125]
同治四年（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移设北京；次年，总理衙门把递送各国使领馆文件工作交总税务司赫德办理，这便成为海关兼办邮政的开始。[126]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设置的海关邮局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当时从北京寄往天津、上海的邮件，每星期封发一次”。光绪四年（1878年），北京邮政正式试办。[127]据黄福才《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记载，同光之交，“海关邮政与民信局尚未发生利益冲突，两者处于各行其事的状况”[128]。而据《北京邮史》记载，“北京的海关邮局正式试办后，在很长时间内，除洋人前往投递邮件外，中国的老百姓对它似乎不屑一顾。对此，连德璀琳也承认：‘由于没有收寄中国人邮件的有效办法’，北京海关邮局的经济亏损日见增多。”[129]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海关试办的邮政机构为基础，大清邮政官局正式成立。自此邮政官局采用多种方法控制、排挤民信局，特别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颁布《大清邮政民局章程》，对民信局进行重新登记，并就挂号领据、民间信函等方面作出多项规定。此外又加强对水上邮政、火车邮政、陆上邮政的控制，“除中国邮政局交来信件之外，其余无论何人及何信局交来往来中国各码头之华洋文信件，招商局一概不得接带”。邮政官局的诸种限制政策“切断了通商口岸与内地民信局的联系，迫使商民依靠邮政官局”[130]。不过，由于邮政官局打击民信局的这些政策大都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才纷纷出台，尤其是《大清邮政民局章程》至光绪二十五年才颁布。政策的推广实施存在一个过程[131]，这使得庚子年间的南北民间通信仍然是民信局与邮政并行，而且由于民间长期依靠民信局通信，而这样的通信习惯也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所以庚子国变前后的民间通信应该仍以民信局为主。
庚子年五月间北京乱起，与电报的中断有明显的时间节点相比，民信局之邮信则视各信局具体情况而定，无法一概而论。五月十七日，叶昌炽得“栩缘书”：“摺差自津沽航海带来。又得艺芳丈书，寄书邮云：京津道路尚通。”[132]六月二日，那桐“接到锡弟由杨柳青来书，知全眷由津逃出往南皮，幸勿恙。即日复其一信，交原人带回”[133]。家眷主要在天津的华学澜[134]自五月二十日后几乎每天都在收寄家信中度过：五月二十日，“龙文穆来，将家信交伊，讬其代送”；五月二十三日，“峻山去时，家信交伊烦代送”；五月二十五日，“卫哥又接家信，知天津洋人义和团在河东大战，房舍均烧，居民逃遁，城内尚属安静”；五月二十八日，“接家信，知大沽炮台失守。罗军门退至天津，即写一信，交送信人带回”；六月一日，“接家信，知天津尚未大乱，只每日必须坐夜防火，李信夫妹丈因絮村姻伯在张家湾，久未见信，信局捎信，不能到张家湾，嘱余由京为去一信，催其为家中寄信，晚写信，并李姻伯信”；六月六日，“接家信，即于卫哥回信附注数语，交送信人捎回”；六月十六日，“接家信，十三所发，知七弟得子，四弟由杨村回家。训平信，言天津鼓楼南、城楼各署，均被洋人用炮打缺。并云天成韩宅有致死者，焚去四合房六所，意甚仓皇，欲行逃避。七弟信甚安闲镇定耶，恐余悬系耶，不得而知。唯见家信知家人均尚无恙，即足慰耳”；六月十七日，“实甫归，携来弼叔家信，知大沽口及东局均已恢复，天成韩宅死却小孩二个……炮弹几于无家不有。危哉！”；六月十八日，“聚兴杜记报房来取家信，信系十六日接信后所写，原为送信人顺便带回，乃伊不耐久等，先往他处送信，至今日始来取酒资取信，因迟日已多，在信后又赘数语，然后交伊”。[135]
由上可知，在六月十八日天津沦陷前，京津间的通信并未中断，除托人代送外，专门的送信机构也仍在运转中。五月中旬时，航海而来的南方书信亦可由津沽送到。互有来往的天津京官收到家信后，会互相传观。身在南方的翁同龢对于北方状况的了解，主要来自报纸，此外便是家书。其所观之家书，亦多是传观他人之家书：六月十一日，“李玉舟家书，廿一发，云城内外焚烧千余家，同乡人均已迁避，此确信”；六月二十一日，“得郋亭函，传抄李家驹家书，详上月下旬京师事，即复之”。[136]当时南北之间的通信因华北之乱，已存在较大障碍，所以叶昌炽于六月四日“作南信一函，寄康吉、允之、心葵，属后事”，但又担忧此信“能达与否，未敢必也”。[137]其实，此时南北之间亦有成功通信者，如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接一叔信，十七日自清江浦发”；七月十日，又“接一叔信，前月二十三日由清江浦发者，较前三信加详，已闻天津失守，尚未知乡试改期”。[138]华学澜的“一叔”即华金寿，时派为福建乡试主考官。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收到华金寿于六月十七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后又于七月十日收到六月二十三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可见当时南北通信亦有可能，书信从清江浦至北京约需半月以上的时间。这或许也与华金寿时为福建乡试主考官的身份有关，其信可以通过国家驿传体系送达，因此更有保障。
实际上，对于那些位高权重者而言，即使身处乱世，想要获得家人的信息，仍是不太困难的。庚子国变时，盛宣怀的二女儿及女婿姚赓韶正在北京，且女儿将要产子，因此在盛宣怀的多封电报中，可见其对于女儿女婿状况的询问与安排。如盛宣怀在五月十九日致北京电局电报委员冯敩高的电报中，询问“小女产否”，且嘱咐“外耗切勿告之，恐一惊又病”；五月二十七日致总署总办顾康民的电报中，又询问“小女产安否”，并要求“详细复电交慰帅，专马甚速”；六月三日致姚赓韶的电报中，再次询问“二女产安否”，并指示“汝等应避西城，望速复电，交专差保定发”；六月十一日，致电已逃到德州的冯敩高，“小女是否同到德州？何以不提？速据实电示”。[139]身处乱世，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急剧增加，再加上消息隔绝，更激发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求。即使是掌握中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要了解家人的信息，也不得不一再通过询问他人来获悉。即便如此，也已属幸运。更多的人，包括普通官员，则是完全无法得知家人信息，以致常在担心恐惧之中，甚者忧虑而死，恽毓鼎伯母便是如此，而恽毓鼎获此噩耗，已在其伯母去世四十日后。高枏也有类似经历，其在十一月八日的日记中表示：“自三月以后，未接家函，寿侄以即用到湘，初得小厘差，到局而殁（四月初一）。至九月初八，予乃得信，大局未宁，内忧遂迫。”[140]当华学澜于七月四日收到华金寿于六月十七日发自清江浦的书信时，华金寿已于七月一日因酷热异常，“忽得痧症不及施救”而在常州去世。[141]
相对而言，此时更让华学澜揪心的是，其在天津的家眷自六月十八日后便再也没有任何家信寄来。六月二十日，华学澜听说天津失守的传闻，“未知确否，心甚悬系，然亦无可奈何”。次日，“遣李二到弼叔处询问接家信否”，“未见家信，只知天津北门已插俄国旗”。六月二十二日，“何清由大德通回，言伊处无便寄山东信，天津信局亦不收，两信均转回”，“见实甫，知洋人入天津城，系以教民扮作义和团，赚城而入。城外同乡亦均未接到家信，此系得之传闻”。无可奈何之下，一些天津京官决定各派家仆结伴回津“探听确耗”。七月二日，“表姐丈郦君自津来，言二十八日伊尚进城，城内焚掠不堪”，“无论男女皆掳往紫竹林，勒令入教，剪去发辫，为之执役”，华学澜“闻之令人心悸欲死。然其人素好过言，亦未敢深信，然心不能不摇摇如悬旌也”。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华学澜家的仆人从天津来京，其询知家中全眷皆无恙，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喜可知矣”[142]。身在湖南的杨度在六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伯父独在朝阳，伯母与两幼弟在天津，道阻千里，两不相顾。笃哥又独在张家口，流离分散，忧心如煎。”[143]杨度遣人往朝阳发电，“问家眷消息”，“电断不能达”；再发电往天津，“亦不能达”。杨度之母令其“由清江大道晨夜兼驰，趋赴天津，以迎家室”，但“恐其避乱南归，中途相左”，只能作书先探消息，须“眷未归，路可通，然后往”。于是又遣人“至县发信，归云可去，但局中无北方来书”，杨度为此叹道“亦可忧也”。直至七月五日，“得朝阳书，知天津家属尽避丰台，笃哥亦往，虽暂不能归，合家闻之，已皆狂喜不寐”。
无论是身处北京的华学澜，还是身在湖南的杨度，或者是身在上海的盛宣怀，以及身在常州的恽毓鼎伯母，他们的多方询问以及忧心如焚，都是因为他们有家人身在众所周知的危难之中。同样，对于身处危城者，他们也非常理解家人想要获悉自身信息的迫切性。华学澜在八月七日的日记中表示：“耀卿来，拟觅一人往胜芳送信，其家现在胜芳。天津人在彼避乱者甚多，恐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不知说京城若何糜烂，思去信以慰之，用心良是。”[144]同一天，恽毓鼎也托人“带家信一纸，报眷口平安，使伯母诸兄弟知余全家尚在也”；八月三十日，又托“士斋访赫德”，“将家信讬其寄南，赫君即日交邮局寄去”，恽毓鼎感叹“家书抵万金，信然”。[145]此时，对于更多的人而言，寄信还是得托人转递。如华学澜在八月二十三日记道：“世月舫来，闻有赴津人便，烦为其尊人往湖北寄信”，“铭宝臣亦送来一信，讬寄往浙江湖州府”。[146]九月廿五日，因为汪贻书将要回南，高枏“持东垣信往浏阳馆”，“面交颂年”。[147]京官们“思去信以慰”远在家乡的亲人，是因为他们担心“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不知说京城若何糜烂”，使得亲人倍加忧虑。这些远在家乡的亲人们何以认为“京城若何糜烂”呢？除了“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之外，报刊的推波助澜应该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