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庚子年前后的中国在通信方面有这些渠道：电报、驿站、邮政、民信局以及私人传递。这些通信渠道既有公私之分，也有传统近代之别，这是一个通信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传统时代的通信，官府主要依靠驿传体系，民间则主要依靠民信局。但随着电报、轮船、铁路的次第兴起，驿传体系逐渐被取代，正如郑观应所言：“盖电报设而驿差轻其半，轮船通而驿差轻其七八，若铁路之干枝渐次告成，而驿传势难再留。”[63]至庚子年时，官府间的公文往递仍是电传、驿传并举。刘文鹏在《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一文中称，电报被使用后，“驿传体系传递紧要文报的功能逐渐被电报所取代”。[64]
事实上，原本对设置电报颇为抵触的清政府，正是在处理对外交涉等紧急事件的过程中，“深感消息阻隔带来的不便”，而对架设电报网开一面。光绪初年，中俄交涉伊犁问题，赴俄改订条约的曾纪泽，曾表示清廷“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65]初步感受到电报之便的清政府，于光绪六年（1880年）批准李鸿章架设津沪线的请求。该电报线路于光绪七年（1881年）初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至年底便全线竣工。津沪线是沿运河而建，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在紧随而来的中法战争中，电报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保障中法战争的通信需求，清政府专门架设了广州至龙州线；同时，津沪线也由天津延伸到通州，并最终与北京相连。[66]
由于中法战争的推动，清政府大大加快了电报通信网络的建设。光绪九年（1883年）由左宗棠主持修建的长江线，从镇江经南京到汉口，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大干线，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将从汉口经泸州到成都的电线向南延伸，架设了川滇线。天津与奉天之间的电线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架设完成，光绪十五年（1889年）电报线又由保定经太原、西安架设到兰州嘉峪关。与此同时，天津至保定线、济宁至开封线等内地各大城市间的电报线路也逐渐铺设开来。[67]至庚子国变前夕，北京对外联系的电报线共有三条，一条由北京经通州到天津，再由津沪线接通上海，称为“东线”；一条由北京通往保定，再经太原接至西安，称为“西线”；还有一条由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库伦，再接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称为“京恰线”。[68]
庚子年五月一日（1900年5月28日），时任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致电保定电报局委员张毓树，告知“长辛店路线均被毁”[69]。同一天，电报局致电总署总办，“闻琉璃河至涿州铁路、电线，已被匪徒拆毁，故京保线已阻”。与此同时，北京电报局委员冯敩高为京保线电阻事，上禀庆王奕劻，指出义和团于四月二十九日午后在琉璃河、涿州一带拆毁铁道、电线，“故自京至保定电报已经阻隔”，又表示义和团拆毁铁道及电线的行动“有至长辛店及京城之说”，强调北京电报局“承接钧署官电，并有各国使署洋文电报，深恐设有阻隔，贻误匪浅”，从而要求总署对电线“沿途派兵看守，预为防范”。[70]次日，身在武昌的盛宣怀致电汉口、九江、镇江、上海、清江、济宁、德州、天津、北京、汉中、襄阳、西安、太原、保定等十四电局：“团匪近京滋闹，铁路被毁，各局全夜勿停，京、津、保各电尤紧要。”[71]
在南北通信上，虽然“西线”已断，但“东线”“京恰线”尚存，因此南方督抚与朝廷中枢之间的电报往还保持着通畅。五月十二日，盛宣怀致电“京总署、顺天府、津直隶护院、济南山东抚院”，指出：“京、保沿铁路电线现已不通，京津沪线路设有损毁，南北阻隔，不可不虑。请迅速严饬沿途州县、营汛实力保护，以防未然。”[72]话音未落，盛宣怀便在五月十五日致天津电报局的电报中询问：“京线坏在何处？”[73]在五月十八日致北京电报局委员冯敩高的电报中，盛宣怀又表示：“十二后不接京电，虽线阻，何不专差？”[74]据此可见，“东线”在五月十二日也中断了，“大约线断在通州”。不晚于五月十八日，“京恰线”也中断了，盛宣怀在五月十八日致恰克图程大业的电报中表示：“近京土匪滋事，各报即电张家口专马递京”，“恰电报派马拨递京”。[75]五月二十三日，盛宣怀致电保定电报局，指示：“十日内上谕不通，望择要电寄。”[76]五月二十七日，盛宣怀致电“济南袁中丞、保定孙道台附寄总署总办顾康民兄”，打听京中信息：“半月无京信，两宫驻园否？使馆无恙乎？洋兵入城多少？英提督到京乎？董军尚遵荣调否？请告冯道。小女产安否？详细复电交慰帅，专马甚速。”[77]作为电报局的督办，盛宣怀对京城里的这些基本信息也无法获悉，据此可见，五月十二日后，北京中枢与南方督抚在信息通信上已不再如前通畅，而是存在诸多障碍以及不确定的因素。
盛宣怀为保证京津间的正常通信，采取了诸多措施。五月十七日，盛宣怀致电天津电报局，指示道：“各省寄京官电，到津应交邮政寄京。如各省电奏均关紧急，务请速寄，如邮政已停，应交督署或关道马拨飞送，切勿片延。”[78]五月十八日，盛宣怀又分别致电天津、北京两电局，表示“目前虽阻，望速专差至落垡换马寄津，每日汇送两次，并录上次副本，下次并寄，以免遗失。各省官商京、津电报，切不可退，但须与寄电者说明”。[79]五月十九日，盛宣怀又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表示“邮政不收信，各电专差均不能去，但各省电奏，关系紧要，刘、李、张三帅尤急”，请求“随时专马递京，以免延误”。[80]同日，盛宣怀致电各电报局：“京津线被拆，各省寄京电只能寄津局专差递送，到不到难定。各督抚电奏，请寄交北洋大臣专马递京。”[81]京津马拨刚设好，津线又不通。[82]天津电报局的负责人在五月二十日致盛宣怀的信函中禀告：“一点钟后，马家口电杆全毁，南线不通，积报三百余张未发。”[83]
津线不通，盛宣怀只有另作筹划。因为京津马拨已设，故盛宣怀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如何将电报送至天津。在五月二十日致德州、泊头电报局的电报中，盛宣怀指示：“所有津电暂由泊头专送，一日两次”[84]；次日又分别致电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请求在泊头至天津之间设马拨。[85]同时，又致电烟台电报局，表示：“津线不通，各处要报暂寄烟台，即由电局包封交税务司，由轮船寄津。”[86]但“泊头专差、烟台轮递俱慢”[87]，而海兰泡至津线尚通，因此盛宣怀在五月二十一日致“苏鹿中丞、宁刘宫保、皖王中丞、南昌松中丞、鄂张制台、于中丞、长沙俞中丞、成都奎制台、浙刘中丞、闽许制台、粤李中堂”的电报中表示：“只有东三省至津线通，要电由大北水线、俄线至海兰泡转津，每字应付洋线费一元二角。两头本线费在外。若由泊头、烟台转寄甚迟。”[88]
除天津之外，盛宣怀还在北京周边其他办有电报局的城市筹划设立马拨直接送电报至京。五月二十四日，盛宣怀致电山海关电报局，指示“寄关道三电奏，即交宋宫保或都统专送荣相”[89]；五月二十七日，致电保定，称“京城半月无信，各省人心摇惑，只有保定电通，距京尚近，想文报尚通。李、刘、张、奎、鹿各帅请尊处设法多借快马转递电旨、电奏，各督抚办事，方有率从”[90]。因为从保定至京“较济南近”，快马“一日可达”[91]，所以盛宣怀于五月二十七日致电“武昌、汉口、沙市、襄阳、老河口、龙驹寨、西安、潼关、侯马、太原、平遥、获鹿、正定、保定”等电报局，称“各省至京电线，只有保定可通，以后诏奏，均归此路”。[92]为防止保定线也中断，盛宣怀致电陕西巡抚端方，表示：“南北只剩西线可通，军务紧急，乞公电会晋、直抚藩，切实保护”[93]；后又致电廷雍，表示：“现今拳民既归顺，请饬各团长保护电线，以通各省入卫军报，亦是要事”[94]。直隶藩司将电报局迁入院署，以“免遭不测”，盛宣怀专门致电感激。[95]盛宣怀因而又致电“各省城督抚将军”：“如寄京电，须注明由保定藩台收转。因电局无法递送。”[96]
保定虽近，但并不稳定，因此大大延误了递送电旨的时间。盛宣怀在六月十四日致“宁刘宫保、鄂张制台、镇鹿中丞、西安端中丞、成都奎制台、太原毓中丞”的电报中指出：“近日紧密电旨，均由保定廷藩司转各省。五天、八天始转到。初七据太原电局禀，‘省南省东线杆，均被拳童锯断，各毁各村，自称奉师命来，见电局巡勇即砍。请示抚宪，尚未奉谕，势难修理’等语。查京都危险，海道不通，诏奏若通保定，两日可到，利害实关大局。应请各帅电商毓中丞，能否晓谕地方，电线关系国事，业非洋人所办，官民允许保护，方能修理。”[97]同日在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中，盛宣怀表示，“晋线多被匪断，晋抚不肯保护，致难修复”。[98]次日，盛宣怀又通过济南转电总理衙门、军机处，禀告山西省电线为拳民砍断，“地方官不肯保护”，“屡电山西大吏，不复”，指出“电旨请暂递济南袁抚转递，较速”，因为“直藩初八递件，沪道十四、五方接到”。[99]在六月二十九日致伦敦《日日新闻报》报馆的电报中，盛宣怀公开表示：“电线最近通至济南府，距北京八百华里，专快马须四日夜，兵部火票两日夜到。”[100]
此后，盛宣怀主要将山东作为朝廷与全国各省进行电报通信的中转站。从山东至北京又有两条通信渠道：一是由济南专马递京；二是由德州转递保定，再由保定递京。七月十一日，盛宣怀致电保定电报局委员张毓树，表示“德州至各省线畅通，望即回明廷方伯，赶设马拨”[101]，同时致电济宁、泰安等电报局，“派京局领班一名、报生三名赴德”[102]，以加强德州电报局人手。至七月二十日，保定至德州的马拨设立[103]；次日，盛宣怀致电各电报局：“保定至德州已设马拨，如寄保定、京城各电，可寄德州。”[104]
济南则成为各国公使与各国政府往来密电的中转站。六月二十七日，驻英公使罗丰禄致电袁世凯，“祈转总署庆王爷，顷得康电，英、比外部均盼窦、屠两使耗，祈饬取两使密电寄洋”[105]；七月五日，罗丰禄再次致电袁世凯，“请转总署”，称英政府表示“现在拟解之法，自以令各使与各国通电为第一义”。[106]驻日公使李盛铎致奕劻、荣禄之电报亦是通过济南转递。[107]总税务司赫德家人的致京电报也是由盛宣怀亲自叮嘱袁世凯“寄呈庆王爷饬交总税司赫德亲阅”。[108]在各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清廷于七月十一日下旨“准各使与其本国往来密电”。[109]盛宣怀因此专门致函各国驻沪总领事，“如有电报寄京，请即迳送上海电报局，递至济南专送”。[110]与此同时，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各国至京城往来电报日多，接件递抚署太繁琐，以后拟仍由各局电交济南局抄号，每日汇送抚署，包封附递总署，并拟每封酌贴车马费，由局呈院。”[111]由于“在京官商，久不通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请求“包封寄京”，并表示已饬令济南电报局，“每日分作两封：一使馆洋报，请交总署；一系官商报，请交尊处留京员弁分送”。[112]至此，南北之间的电报通信渠道基本稳定下来。
从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底七月初，南北之间的电报通信状况不断恶化，朝廷的电旨和督抚的电奏不但不能准时递达，而且能否递达也成为一个问题。盛宣怀曾于六月六日致电保定电报局：“迭次专差送京电信，某电送到，某电送不到，有无回信？即分析查明速复。”[113]盛宣怀因此一再表示：“上谕难通”“十日内上谕不通”“半月无京信”“京信、电俱阻，七日无信”，而与此同时，地方督抚办事，须有电旨，“方有率从”。朝廷中枢与地方督抚在信息沟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障碍与混乱，但也正因为这种障碍与混乱，使得东南督抚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去谋划东南互保。[114]特别是当一些不利于东南互保的谕旨或电奏出现时，“负责接收京津各省电报消息”的盛宣怀，能有充分的理由，或延缓或屏蔽相关信息。[115]
在盛宣怀的一手操控下，东南督抚还与奕劻、荣禄、王文韶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六月十七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表示：“揣摩诏旨两歧，大家觑破。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督抚未便出名，某是闲曹，谨用虎城密电，请庆邸独对。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分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116]在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的虎城密电中，盛宣怀表达了与朝廷谕旨大相径庭的看法，并表示，该电“与江、鄂、闽、粤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某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最后特别强调“如有密旨，请用虎城电码，分递济南、保定递上海道分转最妥”[117]。七月五日，盛宣怀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再次强调紧要电报需用密码：“九五号微电，暨尊处致粤督九八号歌电，皆系用新编，恐有泄露，转碍全局。以后务饬凡要紧报，均用密码为要。”[118]
由于这些密电均要通过山东转递，在督抚中资历甚轻的袁世凯得以参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疆臣领袖与荣禄等中枢重臣的往来密谋，无形中大大提升了袁世凯的地位。例如刘坤一、张之洞六月一日的会奏便是由“东抚代为具摺”[119]。此前，盛宣怀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表示：“会奏已由洋线递榆关，东抚专马，四日到京最稳速，请另寄慰廷一份，并可请其列名。”[120]前文曾述联军进城后，徐郙等三十三名南城京官，联名函催李鸿章进京议和的电报，也是通过袁世凯转发的。庚子国变时期南北通信的重重阻隔，使得袁世凯因祸得福。此一时期，山东不但是地理上连接南北的枢纽，也成为信息通信上连接南北的枢纽。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在此期间为各方所瞩目，亦得以参与机要，为其日后之显达积累了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