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间东南地区的中文报刊，销量最广的是《申报》《新闻报》与《中外日报》。[148]这些报纸对义和团运动均有大量报道与评论，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149]这些研究基本上只是关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当时的交通、通信以及官商士民的离乱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较少涉及。事实上，报刊除了评论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新闻消息。就此而言，这三家报刊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庚子国变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料。对于当时的南方人而言，在南北通信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他们要了解北方的状况，一般都要通过报刊。[150]

时居常熟的翁同龢在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中首次表达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忧虑，即在阅读了《申报》的新闻之后：“《申报》拳匪日炽，烧狼房车栈，杀比国工匠，又云夷兵陆续入京保护使馆。此可忧事，如何如何”；六月三日记：“报纸有十七、十九日谕旨，严拿戕日本书记官之犯，又宣布拳民在涿州等处具结毁棚，又严九门之禁，有昨夜仍有喊杀焚抢之语，则京师之乱可知矣，阅之头眩心悸不可支，奈何奈何”；六月二十四日又记：“天津城于十八日失守，聂士成阵亡，山海关洋兵上岸，皆报纸所传，然惊心动魄矣”；七月二十五日再记：“报传西兵于廿一入京师，虽未确，然惊魂飞越，我两宫圣驾如何，羁臣无状，撼不执戈扞掫也。竟夕不寐”。[151]

《申报》与《中外日报》均于七月二十五日报道了联军入京之事。《申报》于头版论说之后，以《联军入京》为题进行报道：

昨日西人由天津电致烟台转达上海云，东西各国联军已于华历本月十九日行至北通州，旋于二十一日薄京城。当在通时，华军略为抵御，然亦不甚勇猛。及抵京，即由东直门入。在京各营不复与之鏖战，是以联军亦并未以枪炮从事，诚人民之大幸也。至于各国公使，类皆幸获安全。此外官绅商贾千余人，则若存若亡，一时尚难查悉云。[152]

由此可知，《申报》是七月二十四日才从西人处得知京城沦陷；同样，《中外日报》也是七月二十四日才得知相关消息：“昨日得烟台友人专电，内开二十一日西兵至北京城外攻击竟日。傍晚日本兵用炮攻破东直门及朝阳门，各西兵即乘势入城。日本兵由东便门入城，各公使均无恙。”[153]两报消息来源均是烟台。事实上，当时中国掌握信息最迅速的盛宣怀得知联军入京的消息也是来自“烟电”，其在七月二十三日便已得知。[154]前文曾述当时盛宣怀安排的电报线路是由各电局致电济南或德州电局，再由专马递送至京，这是中国方面最快捷的通信渠道。联军方面南北之间的最快捷通信渠道是，在京津之间设军用电报线，然后“由天津派快艇将电报送到烟台，由烟台中国电报局拍至上海”。[155]联军入京后，对于中国方面而言，京城无主，山东与京城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在联军方面，则可以迅速将占领北京的消息由行军电报传至天津，再由天津送至烟台，然后电达上海。联军七月二十一日攻占北京，盛宣怀七月二十三日得知此信，由此可知联军的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快捷程度或更优于济南之转递。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刊采用来自烟台的电报，在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上是非常有力的。

不过，对于当时的报刊而言，类似的电报新闻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消息得自友人来函及传闻，因此消息不准确者也非常之多。如《中外日报》七月十三日在头版“紧要新闻”中有这样一则报道：“探得初三日被祸之大员，除许侍郎、袁京卿外，尚有五人。闻朱古微阁学祖谋、恽薇孙阁学毓鼎均在其列。”七月二十七日的“紧要新闻”中，又如此更正：“探得荣中堂及朱阁学祖谋、恽阁学毓鼎、黄翰讲思永均下刑部监禁。按：据此，则前报所登朱恽二阁学与袁许二公同时赐死之说，的系讹传。”[156]本节开头所述恽毓鼎伯母于七月二十七日去世，或许也与当时的报刊误传信息有关。事实上，《申报》还曾针对不确信息发表过相当于社论性质的评论文字，如六月三日在头版刊登的新闻：“探闻昨日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接北方确电云，拳匪已平，大沽西人守东炮台，华兵守西炮台，西兵舰均泊口外，电线已接，惟火车尚未通行。”[157]次日，便发表论说，表示：“北方匪已渐平，自可信为确凿。非但北方浩劫从此可消，而南方人心亦可以定，沪上之市面亦即可有转机，杞人之忧遂瓦解冰消，不禁为之喜而不寐。”[158]正因为如此，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报纸皆谣言”，“报传多妄”，但同时又离不开报纸，对于某日报纸之有无甚为上心，在日记中也不忘记录。总体而言，翁同龢对于报纸上的新闻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如八月二日所记：“报传銮舆还京，疑信参半，苦不得确音”；又于闰八月九日记：“日报刊某大臣于扈从出都日记，其真伪莫知，然于六飞在途情形甚详备，自恨羁囚，不能奔赴，饮泣而已”。[159]虽然对于报纸上的新闻半信半疑，但这些新闻终究还是极大地影响了翁同龢的心境乃至生活，如七月二十五日从报上得知联军入京师的信息后，翁同龢于次日“晨入城”，“中怀郁结，耳鸣如雷”，二十七日“头旋欲仆，胸中搅扰作恶”，因而不得不请人诊治，更表示“值此事势，祈死不得”。

对于南省一般读者而言，尤其是有亲人有困处北方者，报刊上有关南省官商士民的新闻报道，一定也会极大影响他们的情绪与生活。这样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的报刊上并不少见。其中，既有对北方乱象生灵涂炭的概述性呈现，也有对某些人物个人命运的具体关注。如天津失陷后，《中外日报》曾于七月一日以《记津地近状》为题对天津兵灾后生灵涂炭的状况进行白描，“城中各处，遍地瓦砾，情景凄凉，殊形惨目”，“男女老少，尸骸满地”；七月二日，又以“津电照译”为题再次进行描述：“天津城内情形，伤心惨目，殊非笔墨所能尽述。街巷间尸骸横陈多以千计。”[160]《申报》亦于七月二日以《函述天津乱事》为题，登载了由津回沪之人口述的天津乱状，其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死亡甚众，尸积满河，又有多尸从上游流下……间有被洋人轰击屋宇中弹而毙者。沿河臭秽异常，河水不可供饮食。”[161]

北京失陷后，有关北京的类似报道也有不少，如《中外日报》八月二十四日以《行纪照录》为题登载了“寓居日本友人”提供的“日本人植松良三所著北京行纪”：“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不遭此难者，决非过论。”[162]植松良三之所以特别强调“此我等所亲见”，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乃是因为当时的一般国际舆论，包括南方一些报刊均认为联军纪律严明，不会出现“公然大肆掠夺”等现象。当时《中外日报》《申报》等南省报刊关于北方的新闻又多转译自西报，因此报纸上关于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大肆抢劫的报道极少，至八月十六日南省某读者致函《中外日报》，仍称“联军入都”“颇有纪律”。[163]南省报刊与读者对于联军的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于西方人的长期自我标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信息的极度缺乏。南省报刊有关北方战乱的新闻信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电、西报、西人来函，因此难免对于北方乱状产生不准确的想象。[164]

因为缺乏更多更准确的有关京津乱状的信息来源，报纸上更多的是一些具体到个人的乱世遭遇。这些信息多出自“各地来函”，即那些从北方逃回南方者的口述，或者各地访事人有关各地官绅士商自京津逃回南方传说的耳闻，其中以访事人的耳闻居多。《中外日报》七月十日刊登了一则“苏州来函”：“某观察哲嗣昆季三人素在北洋学堂肄业，当天津租界失守时，被俄兵掳去三日，充当包尸苦工。继经西教习丁君设法救出，仍回学堂暂住，直至上月二十日始由丁君护送上轮，乃得生还吴地，亦险矣哉。”八月十日报道：“有友来自津郡者，述及扬郡李毓如部郎全家惨死之状，令人发指。”八月二十一日，又报道：“湖北京官范郎中德镕、胡主政大崇，均在京寓为枪炮之声震惊毙命”；“铁政局委员查大令有铨，于四月间奉解京饷，并请咨引见。到京后……大令进退维谷，忧闷成疾，殁于京邸”。[165]前文所述有关朱祖谋、恽毓鼎的报道，也正是大量类似报道中的普通一例。

除南省人在京津遭难的报道之外，还有一类报道也非常之多，即南省人逃难路上的遭遇。《中外日报》于七月十三日在“紧要新闻”栏中以《记京电局冯君遇险事》为题，详细报道了北京电报局委员冯敩高离京南下行程之艰险：“行至通州，雇舟将行，突有义和团数十人聚而询其姓氏。紫仙应之曰冯，团匪意似甚怒，即曳至岸上询其即洋报局总办否，紫仙见势不佳，诡称并非洋报局总办，再三恳求，团匪始释之去。复行至沧州一带，又有团匪高声询有洋报局总办冯某否，紫仙已预嘱舟人勿应，始获安抵济南，现已雇车赴清江矣。”[166]当日该报又云：“近日凡苏人之自北归来者，类皆行李全无，仓皇失措。”七月十五日又以“山东友人来函”的形式，报道“有自天津来之某观察家眷船数号，行李颇多，该匪故借查验为名，登舟行劫，继竟肆意杀人，计各船上共死百余人，夺去什物计值千余金”。[167]以“某观察”为名而不指名道姓的报道，在这些报刊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逃难者均有名有姓，如“前任顺天府府尹胡云楣侍郎”“前工部尚书钱子密大司空”“海运局总办王旭庄太守”“黄学士思永家眷”“太平王主政”“陆凤石侍郎眷属”“秦太史家眷”“山东学政眷属”[168]“前任江宁藩司瑞方伯璋”[169]“彭子介主政”“吴蔚若宫允之夫人”[170]等。

报纸除了报道南下逃难者可能遭遇到的危险之外，还详细报道了一些逃难者在旅途中的困窘之状。如《申报》对瑞璋南下行程的报道：“当各国联军入京之际，乘机挈眷而南，途中迭遇匪徒，以致行李被掠无遗，瀛眷亦均散失，不得已沿途典质，始能竭蹶抵清江。”[171]《中外日报》于七月六日便以《常州来函》的形式报道：“本郡宦官家眷现在流寓德州济南者，均以旅费缺乏电嘱汇款应用，而本城庄家因银根紧亟，竟不能如数汇出，是以各家甚为焦急。”八月二十六日，《中外日报》又在“紧要新闻”中报道：“探得陆凤石祭酒之眷属，虽在昌平州避难，然困苦殊甚，而祭酒又杳无踪迹，现其亲友拟派妥人携资前往接济。”更甚者，恐怕还是“查无下落者”。如《中外日报》于八月十一日报道了《李毓如部郎全家惨死》的新闻后又云：“李侄名桐生者，先期逃难南来，至今尚未抵家”；八月二十七日报道，徐用仪之子“号毓臣者，随侍在京，自尚书被逮后，生死存亡，至今家中未得信息”；闰八月七日又报道：“闻浙省粮道派赴津局各员，当津地变起之时，虽皆陆续由陆路狼狈遁回，然迄今查无下落者尚有五人；苏省津局各员，查无下落者，且不止此数”。[172]

这类新闻信息的刊诸报端，势必加剧南省人士对于困处北方之亲人安危的担忧。《申报》于八月一日刊登了一则题为《招寻孙仲英》的广告：“孙君仲英自端午前返天津公馆，津郡失守后有见孙君于五月中即买舟避难他处，惟迄今查无确信。伊有家眷在申，屡欲自尽，经友人暂为劝止，为此登报，凡有亲朋如知孙君下落，即乞速寄一信至申。”[173]《中外日报》在闰八月六日也有类似报道：“南乡某甲向在天津设肆售卖广货，其母及妻均留居故里。五月间甲寄家信云，已避难至京华。迩有各国联军入京，甲久无消息，母忧成疾，妻年甫二十，惊惧尤甚。刻已讬人赴北往探，未识能得其存殁确耗否？”同一天的《中外日报》上，还有这样一则报道：“邵绅之在津直一带者，殊不乏人。近自拳匪扰乱以来，类皆音信杳然，家属人等恐有疏虞，咸深疑虑，或传电探问，或驶书访觅，终难得实。兹特由各家属互筹，得川资洋百余元，公雇一熟悉北道可靠之家丁，前往都中遍行探访，未识能悉庆平安否？”[174]

从这些散见于报刊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东南士绅在庚子国变时成立救援组织，前往北方援救遭难之东南官绅士商，在东南地区是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是东南诸省上下一致的迫切要求。

[1] 林存阳：《赶考路上——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小议》，载《科举学论丛》，2007年第2辑，16～25页。

[2]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上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辑，第391号，313～3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3]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 天津籍京官华学澜在庚子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天乘火车由京赴津的经历：“车中人不少，强半赴保定者。巳正抵京，乘洋车到家。”见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99页。

[5]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1页。

[6] 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65页。

[7] 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09、112～113、115、119～120、122、127～129、131、133、139～141页。

[8] 《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1页。

[9]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49页。

[1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3页。

[11]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4页。

[12]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1页。

[13]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3页。

[14]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5页。

[1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2页。

[16]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0页。

[1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5页。

[1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21页。

[19]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49页。

[2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4～445页。

[21] 一竿，即一千。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63页。

[2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52页。

[2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5页。

[24]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6～147页。

[25]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5页。后来证实，刘可毅确实死于拳民之手。

[2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8页。

[2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5页。

[28]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7页。

[29] 联军破城前夕，叶昌炽本人也奔赴昌平，同行者有友人“淮海父子”。此后，其日记中常有京官或平民到昌平之记载，且行状极为狼狈。二十一日，“见一人哭于道，询之，昨夜洋兵攻齐化门，使馆出柙之虎，鼓噪应之，炮声大作，火光烛天，弃其妻孥，只身徒步至此”。二十三日，廖寿恒至昌平，“行遇溃勇，时避高粱中，三日间关始达此，失去一小僮，无下落，即馈粥一瓯，佐以两肴，不啻芜蒌亭之豆粥矣”。二十五日，“孙子均吏部”亦自都中到昌平；同日，“顾康民来，孑然一身，求绨袍之赠，余与久高，各假以敝衣一袭”。其他到昌平者，还有“左笏卿前辈”“朱益斋前辈”“葵初昆仲”“王聘三”“陈孟符”等。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7、456～459、461页。

[30]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9页。

[31]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62页。

[32] 《袁抚台来电》，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356页。

[3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7页。

[34] 沈厚鋆：《陆润庠庚子书札笺注》，见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8辑，131页，沈阳，白山出版社，2000。

[35] 后来，李符曾亲自赴沪取汇，再返汴；李石曾也送全家经顺德到汴，赁屋以居。参见《张守炎庚子六月至九月致吴重熹函十二件》，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842～860页。

[36] 参见《张守炎庚子六月至九月致吴重熹函十二件》，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842～860页。

[37]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4页。

[38] 管鹤的记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478页。

[39] 参见林颦：《被难始末记》，见《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075～1081页。

[40] 有学者曾以“逃难之旅”和“拯救之旅”为题，对“叙及庚子之乱的晚清文学文本”中的逃难、拯救等文学书写进行分析和论述，指出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北上”赴京之旅，往往与“面圣”“觐见”“赶考”“朝贡”“呼告”“求救”等意义相关联；官员的出京南下之旅，则常常与随扈皇帝浩**南巡、“钦差”的威风赫赫、出京放赈官员的救灾济民、金榜题名后的衣锦还乡和历经沉浮后的挂冠而去等意义相伴随。然而，到了庚子国变，一切都颠倒过来，“北上”成为“拯救之旅”，“南下”则成为“逃难之旅”。参见林晨：《文学行旅与晚清“庚子之乱”书写》，25、31页，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6。

[41]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3页。叶昌炽、高枏的日记均提到过此事，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8页；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8页。

[42]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55页。叶昌炽的日记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参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9页。

[4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8页。

[44]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3～254页。

[45]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33～34页。

[46]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49页。

[47] ［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36页。

[48] 管鹤的记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476～477页。

[49] 林颦：《被难始末记》，见《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075页。

[50] 林颦：《被难始末记》，见《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076页。

[51] 管鹤的记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478～479页。

[52] 林颦：《被难始末记》，见《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076～1078页。

[53] 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0页。

[54]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4页。

[55]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8页。

[5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9页。

[57] 沈厚鋆：《陆润庠庚子书札笺注》，见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8辑，133～134页。

[5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9～120页。

[59]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46～47页。

[6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69页。

[61] 林颦：《被难始末记》，见《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081页。

[62] 陈陆：《拳变系日要录》，141页。

[63]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677～6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4] 在刘文鹏看来，“电报并不能完全取代驿传体系”有三个原因：一是“电报费用昂贵，电文必须尽量斟酌，反复压缩，以求简约，对事务的商讨无法展开”；二是电报网络的发展尚需时日，一些边远地区电报设置很晚，“所以与驿传体系有一个互为补充的并行时期”；三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清朝对电报虽很倚重，但也一直心存顾忌”。夏维奇在其论文《晚清电报的引入对清代谕旨奏折制度的影响》中，亦指出电奏不同于普通奏折的一个基本区别便是：电奏须是“紧要事件”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也主要是由于“电报花费甚巨”。见刘文鹏：《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载《清史研究》，2003（4）；夏维奇：《晚清电报的引入对清代谕旨奏折制度的影响》，载《历史档案》，2009（1）。

[65] 夏维奇：《晚清电报的引入对清代谕旨奏折制度的影响》，载《历史档案》，2009（1）。

[66] 参见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54～55、63～64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

[67] 参见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63～65页。

[68] 史斌：《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3）。

[69] 《盛宣怀致孙钟祥、张毓树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页。

[70] 《电局为京保线已阻事致总办电》《冯敩高为京保电阻事禀奕劻等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591～592页。

[71] 《盛宣怀致汉口等十四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7页。

[72] 《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1页。

[73] 《盛宣怀致天津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6页。

[74] 《盛宣怀致冯敩高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2页。

[75] 《盛宣怀致程大业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1页。

[76] 《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73页。

[77] 《盛宣怀致袁世凯、孙钟祥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4页。

[78] 《盛宣怀致天津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0页。

[79] 《盛宣怀致王继善电》《盛宣怀致冯敩高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2页。

[80] 《盛宣怀致裕禄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5页。

[81] 《盛宣怀致各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6页。

[82] 《盛宣怀致刘坤一电》《盛宣怀致袁世凯电》《盛宣怀致庄□□、李希杰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8页。

[83] 《王继善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9页。

[84] 《盛宣怀致德州、泊头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7页。

[85]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盛宣怀致裕禄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4页。

[86] 《盛宣怀致庄□□、李希杰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8页。

[87] 《盛宣怀致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4页。

[88] 《盛宣怀致鹿传霖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5～66页。

[89] 《盛宣怀致山海关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76页。

[90] 《盛宣怀致廷雍、孙钟祥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4页。

[91] 《盛宣怀致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2页。

[92] 《盛宣怀致武昌、汉口等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2页。

[93] 《盛宣怀致端方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6页。

[94] 《盛宣怀致廷雍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06页。

[95] 《盛宣怀致廷杰、廷雍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97页。

[96] 《盛宣怀致各省督抚将军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05页。

[97] 《盛宣怀致刘坤一、张之洞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16页。

[98] 《盛宣怀致刘坤一、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18页。

[99] 《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处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18页。

[100] 《盛宣怀致伦敦〈日日新闻报〉馆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3页。

[101] 《盛宣怀致张毓树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64页。

[102] 《盛宣怀致济宁、泰安等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64页。

[103] 《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9页。

[104] 《盛宣怀致各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0～191页。

[105] 《罗丰禄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0页。

[106] 其间，六月二十八日，罗丰禄又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英、意、比三国外交部极盼“窦、萨、屠三使密电，祈准照美例，饬取寄洋”。参见《罗丰禄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4～156页。

[107] 《李盛铎致奕劻、荣禄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6～157页。

[108]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9～160页。

[109] 《盛宣怀致杨儒、罗丰禄等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74页。

[110] 《盛宣怀致各国驻沪总领事和江海关税务司函》《盛宣怀致来觉福函》《盛宣怀致克纳贝函》《盛宣怀致霍必澜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75～179页。

[111]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0页。

[112]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84页。

[113] 《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05页。

[114] 有关电报通信不畅对东南互保的影响，可参看本书导论相关分析。

[115] 类似的电报除“宣战诏书”外，还有不少，如六月二十八日，盛宣怀两次致电各电报局，要求撤销“与东南大局甚有关系”的“挂林沁电”。参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40～143页。

[116]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22页。

[117] 《盛宣怀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23页。

[118] 《盛宣怀致袁世凯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55页。

[119] 《袁世凯转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94～195页。

[120] 《盛宣怀致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80页。

[121] 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载《安徽史学》，2009（3）。

[122] 黄鉴晖：《民信局兴亡简史》，载《浙江学刊》，1986（6）。

[123]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22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4] 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55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

[125] 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126] 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23～24页。

[127] 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2页。

[128] 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29] 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34页。

[130] 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31] 事实上，从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900年至1905年），邮政官局与民信局还处于相当激烈的竞争之中，尽管邮政官局在政策方面占尽优势，但毕竟民信局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积累，在内地铺开的规模和深度都是起步不久的邮政官局难以企及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由于邮政局的机构大量增加，业务所涉范围扩大，并改善或增设了多项邮递服务项目”，邮政官局才在与民信局的竞争中逐渐获得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参见黄鉴晖：《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3）。

[13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3页。

[133]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47页。

[134] 据陶孟和之《辛丑日记序》记载，华学澜因家贫，不能独立门户，“在京馆金寿家”。庚子后，华学澜得放黔省试差，“逾年，家眷始迁京”。陶孟和：《辛丑日记序》，见华学澜：《辛丑日记》，451、453页。

[135]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01～105页。

[136]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第6册，3276～3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48页。

[138]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0～111页。

[139]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5、84、100、114页。

[140]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21页。

[141]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六日。华金寿之子华石斧则于七月十八日起程前往南方料理其父后事，参见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4页。

[142]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4页。

[143] 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17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44]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18～119页。

[145] 八月二十八日，赫德便向恽毓鼎表示，“可以代寄南信”。见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4、67～68页。

[146] 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24～125页。

[14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0页。

[148]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2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汪穰卿先生传记》亦有类似记载，《中外日报》“至庚子夏秋间，北方拳匪肇衅，始复增至万余”，而“是时上海之报纸，最流行者为《申报》及《新闻报》”。参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9] 参见岑洪：《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申报〉舆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况落华：《〈新闻报〉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钱秀飞：《〈中外日报〉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邵雍、王惠怡：《〈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50] 庚子国变时，在武汉就读铁路学堂的曹汝霖，曾在回忆录中表示，“余只看报章，实情不甚了了，史称为庚子之役”，参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湖北鄂城人朱峙三得知有关京城的消息，主要来自其父，而其父订有《申报》，此外另有其师“自武昌寄回《新闻报》”，参见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56、69～70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时在云南蒙自任文案的满人天主教徒英敛之从友人处得知“北京被拳匪围城”，后至越南河内“向纪司铎借《汇报》八张，归阅，津、京乱甚，消息难详，为之忧闷，不知家中安否”，参见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21—23号，120、13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身在湖南的杨度在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也详细记载了其通过“阅报”所获得各种军国大事信息，并表示“南北已成分局”，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175页。

[151]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3271、3274、3277、3282页。

[152] 《联军入京》，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153] 《警信六十五志》，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154] 七月二十二日，盛宣怀曾致电“各省电局、将军、督抚”，告知“联军十九据通州，拟攻东直门，另由河西务赴京西南”；七月二十三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称“烟电，敌廿一到京，各使无恙”。参见《盛宣怀致各省电局、将军、督抚电》《盛宣怀致李盛铎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2～193页。

[155] 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72页。

[156] 《警信五十二志》《警信六十七志》，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三日、七月二十七日。

[157]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三日。

[158] 《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四日。

[159]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3282～3289页。

[160]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二日。

[161] 《函述天津乱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日。

[162] 《行纪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63] 《慈谿王君来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64]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报刊对于联军的抢劫行为没有报道，事实上不但有报道，还有评论，何伟亚等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正是基于此。只是相对而言，西方媒体不会太过关注这个有损自身形象的话题。

[165]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一日。

[166] 《记京电局冯君遇险事》，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167]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168]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七日。

[169] 据报道，刘坤一向其“寄银五百两以济急用”，又“函讬漕督以下各官推情资助”，参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申报》于闰八月一日也以《宦海飘零》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170]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

[171] 《宦海飘零》，载《申报》，光绪二十六闰八月一日。

[172] 《中外日报》，光绪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七日、闰八月七日。

[173] 《招寻孙仲英》，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一日。

[174]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