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时人记载而言，逃难路上的危险大多来自京津及直隶地区，尤其是出京之时。在当时的京官圈子中，口耳相传有关京官逃难路上受辱几至丧命的传闻也很多。恽毓鼎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杜本崇“奉母携眷出京”的遭遇：“杜荍生太史护送太夫人及眷属出西便门，遇土匪，全家几遇害，幸免而归。其夫人身被四伤，血流被体。同行之罗姓亦伤。荍生已提发反接，以刀拟颈矣，危哉！”[41]六月九日又记载了黄思永送家眷出京后，在返京路上被义和团拘送至庄王府并“革职监禁”的消息。[42]叶昌炽也在日记中记录过好友的可怕经历：“伯斋归后，携眷属赴延庆州，经士送蔚若孥同往。出西便门即为团民所执，申辩不释，曳至坛中，伯斋仓皇点香不燃，经士叩头至地，额沾尘土，以为十字，群送至端王府，告以某为户部司员，某为工部司官，车中所坐者福建副主考吴郁生之妇，端邸命婢媪出视，又见老团，始幸而免。”为此，叶昌炽叹道：“士大夫之厄至此，可叹也！”叶昌炽本人在送孥至昌平的路途上也亲身遭遇了义和团：“途次，遇团民十人，持刀盘诘，室人下帷坐车中，团民遽呼云‘二毛子’。二毛子者，‘北人’称教民之词也。即搴帷示之，余亦下车，告以吾等系京官良善，出走避兵，将眷属安顿后，仍回京当差耳。始连呼好人好人而去。”[43]《拳事杂记》记载了贵州巡抚邓华熙出京赴任途中的遭遇：“邓小赤中丞在都时，遇义和团，叱问何人，从者对曰，是新放贵州巡抚邓大人。匪叱令下轿，邓未允，即拽之出令跪，邓未即跪，则以数人按之跪。又由二师兄为焚香，香烟直上，挥令去……邓仓皇走二十余里，始遇一仆携一包袱，内有黑布袍等，邓取服之。又步行四十里，始遇某君，假得三百金，以百九十金雇车至德州，沿途地方官多不认其为赴任大员者。后遇某公，又借得数百金始得南行。”[44]

为了逃亡路上的安全，一些京官被迫向京师义和团交纳保护费。首先对此进行记载的是李杕的《拳祸记》，后陈捷《义和团运动史》、金家瑞《义和团运动》等对此都有叙述。“诸京官纷纷出京，籍隶南省者，向团首领路照，保其至直东二省交界处，不遇险害。其路照之价，视购者资财之多寡以定；少则五两多，多者数百两。”[45]高枏的庚子日记亦有相关记载：“吏部孙某与万薇孙同出彰仪门，请一拳民保护出门。又有别坛拳民阻之”；“江西同年过门，七兄往问，言在炸子桥坛出香资四金，给所刊票放行。（注明：某出香资若干，出某门二师兄放行。）谓比当日卢沟桥税卒便易。又言东江巷如故。”[46]天津情况则有所区别，据《拳乱纪闻》所载，五月二十二日，“闻天津官场与团匪议定，凡官绅眷属有避难离津者，无论人口行李，概不得抢劫，团匪亦已应允”[47]。但天津官绅在避难途中，种种惊险亦丝毫不亚于京师。管鹤起初客居天津河东一带，因洋人逐渐进逼河东，遂雇车由河东迁于城内，短短一段路程，屈辱惊险备至：

出门后，街头难民拥挤，途为之塞。又值雨后泥泞，举步维艰。妇女皆首戴红袱，莫敢仰视。男子皆襟挂红布数寸，以示信匪。其往来移运物件者，皆手执刀剑，或握小枪。余遇数友人，呼之或不能应，或目余而无言，或向余摇头不语，狼狈情状，大都如此。途值匪众，相率停避。呼曰跪，则皆跪，妇孺有叩头不止者。余为家人故，数屈膝，而肩背尚为匪所击，几扑于地。内人车篷，屡次被匪击刺。且有一匪曰：“车内何人，是直眼否。”余揖而告曰：“车内是第一段保甲局周大老爷小姐也。”此匪点头而去。盖外舅曾膺是差，且在府县署审判案狱，津人多闻其名，幸以此得免。至过东浮桥时，亦甚险。此处匪设要卡，两旁派党执刀排立，口呼捉拿奸细。东洋车过，必挑簾审视，倘指为奸细，即不容置辩。种种危险情形，诚难罄述。[48]

相对而言，此时还不是逃难过程中最危险、最混乱的时刻。最坏的时刻出现在城破之时。天津城破时，坐船南下的林颦亲眼目睹了这一乱状。“路人遂大呼曰：‘天津城破矣！天津城破矣！速逃速逃！’一时河中俱拔蒿开船，而船多拥塞，寸步不能移。顿时哭声震天，日为之无光。”[49]很多人来不及上船，或从船上挤落下水，在水中呼号求生，而船与船之间不免发生碰撞，于是河中人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船挤压而死。“顷刻间，尸积如阜，至碍塞不能行，水为之赤。”[50]

管鹤一路南下，“凡遇一镇，需每舟举一二人，登岸至大师兄处拈香祷告。谓我舟皆是难民，并无奸细，请大师兄慈悲放行，并请给团贴，俾至下镇坛口，呈验放行”。也有避难者雇镖师保护，但稍不谨慎，便给全船人招来灭顶之灾。[51]管鹤南下因为尚在联军破城之前，所以旅途中的危险主要来自义和团，而林颦之南下则是义和团、溃兵、洋兵多重夹击，危险倍增：“夜半，忽来数百人，劫夺舟中财物。妇女辈又以为团匪逼至，投河死者又不计其数。风高夜黑，究不知是团匪，是逃勇，即为日间之兵，抑为近地之民”；“洋兵夺沧州，岸上之难民尤不下十万，大呼救命。舟子皆放舢板往拯，舟不过五尺，每船多载至百余人，因有争渡而覆舟溺死者”；“岸上未能渡之难民，遂有被洋兵杀死者，妇女辈皆为其拉去。或三四人共缚一人，又或两人而共牵一女，奸未毕而即手刃之，乃弃其尸于河”。[52]

如前文所述，义和团全盛时期，便有不少京官陆续离京避难，但更多的京官是在联军破城前后出京的。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大哥于七月十八日“单车就道，附谭文老之便赴清江”[53]。华学澜在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常相往来之京官的出逃：“鞠人、信安、德清、允、弼两叔均于十七夜三点钟赴定兴，益斋亦于是时赴固安。”[54]高枏也在日记中记载了身边友人的出逃：七月二十一日，“七兄由孟甫宅归，孟已同谢承皋、吴介甫、陈绍平天明时步行至昌平”。在此前后，“何云帆伙兵走保定。刘星阶充官兵，伙同乱兵走宣化。赵翼之约同余子厚步行送眷出居庸。凌东甫、张尧燊于六月十三以蜀学堂款报效义和团，不收，乃向恒裕大闹，索银五百，瓜分而去。其余大小各官分避城外州县者不少”。故至洋兵破城时，高枏在日记中写道：“本街只剩予四人，其余皆行。”[55]叶昌炽在日记中记载了好友陆润庠城破之后的逃亡经历：“七月二十二日单车出平则门，至黄村遇徐花农、曾慕陶、沈紫梅眷属，皆徒步八日而达保定，家人相见，再庆更生。”[56]

陆润庠在致顾缉庭的信中详述了其出京过程：“弟复壁藏身一昼夜，廿二已刻，忽有外城馆中长班进平则门来云，门无守者，并可通车。遂即刻登车，呼吸之间（午后洋人即把门），一物未带，只短衫裤两身，银数十两耳。出城一马被掠，转辗于流匪、拳会之中。至晚抵黄村，宿一破店，逐节危险。”七月二十五日，陆润庠与沈能虎等徒步至固安城，致函沈家本求援：

急欲到保，所谓“仓皇向家室者”。明知此时或已南行，然不得消息，终不放心。此信由固安王明府用排单奉达，未知能快到否？弟准于明日或后日，由此间至雄县（新城、定兴逃兵充斥，步步荆棘），欲由安州一线赴保，可否派人队至安州一带来迎（保定城外卅里中恐难逃脱，故必用此，且恐便衣不得入城也），俾得见面。生死在此一举（身边川资已尽），望哀而怜之。[57]

城破前后仓皇出京者，狼狈状况亦大多类似。华学澜便记载了诸多好友在逃难路上的窘状：“益斋前往固安，中途被劫，掠去金首饰数事，银在米包草叵罗内未动。与曾伯广汉结路伴，曾亦被掠。武柱卿已回津，先逃往西山，困饿三日然后归。”好友“酌升”无处可去，只得返京，又是一路折磨：“至新居只食小米二碗，至卢沟已暮，宿于空店，无门无牕无炕席，饥蜰巨蚊，群起而噬。夜深有犬入，气咻咻然，幸尚不敢食生人，天明乃行。路见死人甚多。入彰仪门，止梁巨川同年处，前月之晦日也。在巨川处三日，在庆潭帽店三日，帽店前已被焚，现移住丁次轩给谏之轼空宅。在内隆兴帽店一日，在瑞卿处一日，衣垢不堪着，着瑞卿袜，弼叔小衫。”[58]仲芳氏对出京逃难者亦有详尽描绘：

时在孟秋，只穿单纱襖裤，行旅既难多带，银钱不敢多拏，又无车马，又无伴侣，搀老扶幼，徒步而行。窃幸城门未闭，冒险逃出京城。遍地禾稼，一望无边，连天阴雨滑泥积水沾履湿衣。此时前进无投奔之区，退后无复回之理。只得舍死信步前行，腹饥无处买食，沿途偷窃玉米生吃；喝则井无绳罐，拘饮积雨之水；天晚无处安身，惟在青苗丛处露宿；夜间凉风透骨，冷露侵肌，又防路劫之匪，双目不敢交睫。或逢村人怜悯，亦不过为图重谢，藉以生财。每大钱一吊，仅买小米一斤，有米无火亦难作食。终日飘萍无定，囊中资斧断绝，前无所依，后无所附，只得仍回京城，以听天命。[59]

华学澜作为天津人，仲芳氏作为北京人，其常相往来者也大都为京津两地之人，他们“前进无投奔之区”，最后不得不重返京津。而对于那些南下的官绅士民而言，他们前进的方向则很明确，即南方的家乡。不过，他们在逃难路上的窘迫和狼狈却是一样的。陆润庠后来携家眷赴德州，“适闻召赴行在之旨，集赀得千金，以七百金赡家，三百金作途费”[60]。因为是京官，所以沿途州县还可略为筹助，至于一般绅商士民，若无亲朋好友，则孤苦无依，毫无办法。而且北京城破已在七月下旬，南下逃难者又多步行，严冬转瞬即至。因在麻仓停留两月、在沧州停留一月，至十月十五日，林颦一行才至德州，其在《被难始末记》中如此描述沿途情景：“朔风怒号，对面不闻人语。难民之逃生来者，携寒衣者，多僵木呼号，辗转以死，至此十去七六矣。冻死者身如腊，作深红色，有作白蜡色者。生者遂剥死者衣服以御寒。父子兄弟夫妇之亲，乱时亦不如路人，哀哉！”[61]对于南下避难的官商士民而言，回乡之路漫长而且艰难，几乎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