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大多数京官的逃亡路线都选择了海路，即经通州到天津，再从大沽登船至上海。这条南下路线，也是正常情况下最方便最快捷也最省钱的路线。叶昌炽最初送家眷南下，便是这条路线。五月十九日，当叶昌炽听闻“鞠延自南来，由京至津道路尚平安，明日即与柯庭挈全家南下”，当即“命南仆雇车，送室人及子沂附其伴同归”。雇车甚不易，且须加价，亦在所不惜。但一行人至蔡村，“知天津已开仗，不能前进，在通州住一宵，仍折回京”[23]。高枏的四川同乡最初选择的也是这条路线，后因“闻通州无船无车”，“闻天津梗阻”而作罢。[24]恽毓鼎的“四兄”及同乡好友“志先、叔南、葆良”送眷属南下，也均“因杨村道路不通”而折回通州。在恽毓鼎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其江苏同乡刘可毅的不祥消息：“闻刘葆真太史前数日逃往通州，不知下落，有谓其为义和团所杀者，已十余日无音耗，恐不妙矣。”[25]叶昌炽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伯斋有一子，携妇先由津南下，信甚恶。”[26]经天津南下的道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危险之路。

由于经天津走海路南下的道路已不通，京官们便只能另作筹划。叶昌炽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或由旱道南下，或往寿阳依秦介侯。旱道十八站，室人病体必不能支；寿阳车价四套一百金，二十八日有西帮大队可附骥，惟距故乡愈远，粮匮恐不能继。”[27]西行、南下均有问题，当叶昌炽听闻友人“寄孥于昌平，距京七十里，虽非桃源，较困守危城，尚宽一著”，遂“决计往依之”。次日，叶昌炽便启程送家眷赴昌平。高枏虽然本人决定留守不走，但对家眷很早便作了出京避难的安排。五月二十四日，高枏“雇车五辆”，“送三媳诸女等过昌平”。[28]五月二十九日，当高枏亲赴昌平安置家眷时，恰逢好友于式枚到昌平为何乃莹安置家眷。当时，在京城西北方向的昌平成为众多京官安置家眷的所在。叶昌炽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昌平当时的状况：“本斗大一城，迁客纷来，房价腾贵，一土室索直至十余金，糙米每斗八百文。”[29]

那些仍希望南下的京官在海路不通之后便只有改走陆路了，花费也因此大增。恽毓鼎的四兄赴津南下计划失败后，“拟与志先、叔南、葆良诸眷，改由陆路赴德州”，特致函恽毓鼎设法筹款。六月十三日，恽毓鼎的“大嫂附蒯伴出京，有武卫军护送，可以放心”，不过“车价甚昂，雇至清江浦，板车一辆，价一百二十两，轿车一辆，价八十两”。进入七月后，“清江车价大贱（每车价仅四十金）”，恽毓鼎的大哥遣人“押行李由山东达清江浦”。[30]于式枚也欲“送其弟媳到沪，轿车到王家营，每车六十两”。[31]由京城经德州到王家营到清江浦，这是当时南北陆路交通的东大道。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不时便得接济路过山东之京官，据其致张之洞电报所言，“东省自六月后京、津来者，公私筹助计逾三万”。[32]

叶昌炽常相往来的同乡京官亦准备由陆路南下，在其六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陆润庠的一封来函：“紫东、康民、根生三家眷属，今晨赴保定，莘耕同往，其家望后亦拟赴卫辉，依同乡汲县令李子明。”[33]陆润庠于六月十日便致函时任保定知府的沈家本，嘱其沿途照拂：

今日敝西席朱莘耕（修爵）孝廉赴保，特再奉一言。昨闻保阳民教焚杀，亦复扰扰。究竟如何？望即日见复一言。敝眷欲令其径至卫辉，必由保定经过，尚不致有祸否？倘敝眷过境，欲求派兵护送，想叨在爱末，必无不可。莘耕送同乡曹根生（兵部）、邹紫东（礼部）二君眷属到保，如可照拂，尤感。

陆润庠与沈家本为姻亲，故有此函。[34]由京城至保定府再至卫辉府，这是当时南北陆路交通的西大道。山东人张守炎时在河南当差，其在致姻亲吴重熹的书信中，记录了当时京官南下的情景：“符曾于五月十九日全家出京，（京官出京者甚多，日内来汴者络绎不绝。有二十八、九出京者，是以五月内事全知。闻石曾留护眷属，祁叔颂日内可到）至津至胜坊至高阳，暂将全眷留于高阳，（尚拟赴曲阳暂住，与三令郎子久选曲阳训导）而符曾与祁府来汴。”符曾，即李符曾，李鸿藻之子。祁府指山西寿阳祁家。李家祖籍直隶高阳，因此全家出京之后，全眷暂留高阳，由李符曾之弟李石曾保护。而李符曾则与祁寯藻之孙祁孳敏、吴寯川等一起赴汴，“其意本欲赴南，故出京时汇一项至沪”。但至汴后，李符曾又欲作太原之游，张守炎劝其不必远去，“即在曲阳暂住最善，即有可靠之人，亦为回京之地”。李符曾因此派专人赴沪取汇款，自留汴以待。[35]

不过，河南亦非清静之地。张守炎本来庆幸河南“省垣幸无教堂”，教民亦不多，“拳民仅流及河北，实为福地”，但“上月中丞招来拳民三十余人，住署内箭道，练习一月”，以致“省中习者已遍街衢”，“而乡间已有假托抢劫者，城内官绅夜夜轮查”。张守炎认为“北方拳势已衰，而此地犹狃为可用”，因此托李符曾致函东抚，“为谋一席书院，是其本谋；降而幕府、河工亦可”，并请吴重熹“再致慰帅一书，代为说项，当更得力”。在张守炎看来，“吾东亦非善地，但北方拳焰已衰，慰帅又严搜不贷，冀可伏莽潜消耳”，而“河南实不可一日居也”。不久，张守炎又在书信中表示，“日来亲友来汴者极多”，且“舍下来信，家老姨太太意欲携嗣弟来汴”。张守炎为此叹道：“可知东、汴两省，皆有不可一朝居之势，奈何奈何？”[36]

对于当时的逃难者而言，“一过德州，即无拳匪踪迹。即有之，亦不敢公然帕手持刀”[37]。而前往德州的逃难者，既有来自北京方向的，又有来自天津方向的。来自北京方向的避难者，即如前文所述，很多是因为京津道路不通，无法走海路南下，不得已由陆路南下者。而来自天津方向的避难者，亦是如此。因为八国联军与中国开战后，津沽出海口便由洋人控制，通过海路南下已经不可能。于是，许多南省籍官商士民由津乘船至沧州再至德州，取道山东而行。一位名叫管鹤的南省人士即是“附舟南下”：“舟值极昂，尤不易觅。余一家三人，居一装货小舱内，本是局促，而心中甚畅。午后船上人满，催促开行。河下船只，舷桡相接，每船皆数十人，男妇老幼，杂沓拥挤，一律南行。”[38]时在天津的沪上名妓林颦亦是买舟南下，由天津至静海至独立至麻仓至沧州至新济至东光，最后因天寒河冻而在德州登陆，由旱道南下。[39]

综上所述，由于津沽出海口被联军掌握，又由于铁路因被拆毁而停运，当时的京津难官难民南下，主要是走传统时代的南北通道。走东大道由山东南下者，德州为必经之枢纽；走西大道由河南南下者，彰德府、卫辉府则为重要枢纽。因为走东大道者，不仅包括来自北京的难官难民，也包括来自天津的难官难民，所以走东大道者，人数相对而言会更多一些。这也成为日后救济善会在德州成立分会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