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四月底五月初，一位官员从山东进京，一路记下了所见所闻：

余于四月廿三至德州，均属平顺。廿四到景州，即闻往北州县，皆有义和团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廿八至任丘，闻数日前义和团在任丘县东梁州地方，与奉教人开战，杀教民五十余家，共二百余人。房屋烧毁，最奇者，奉教之家，见火即着；中间不奉教者，火即绕道烧去，房屋皆完好。然此时尚未见义和团匪之面。廿九到雄县，则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首帕用红裹，亦有束黄带用黄裹者，旗书“义和团替天行道扶清灭洋”字样。领队之旗有坎字、乾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陆行皆向北进发。其中三十岁以上甚少，二十岁以下十二三岁居多，途中相遇，秋毫无犯。

从该官员的叙述来看，四月二十三日前山东境内“均属平顺”。四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八日间，即东大道景州至任丘段，虽有义和团之传闻，但沿途“尚未见义和团匪之面”。至四月二十九日从任丘到雄县则沿途皆是义和团，“皆向北进发”，但对行客“秋毫不犯”。该官员于当日到雄县，“庙中有拳厂，家人等皆往看”。五月初一日到新城，沿途“见车辆纷纷自北而南，车中皆有镖局旗号”。五月初二日，由新城向涿州进发，“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毁，火车道上烟火蔽天，询之途人，始知马家铺至高保店二百余里铁路，自廿九日烧起，火犹未熄”。当日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不食已三日矣”。五月初三日，涿州“城门又闭”，“涿州牧促余登程，启北门而出”，是日到良乡。五月初五日到京，“各国洋兵纷纷进城，禁城内外营盘林立”，“官商出京，只许空身，不许携带行李”。[5]

据《义和团书目解题》所载，《拳事杂记》“系作者辑当时报章所载京官及其友人函牍而成”[6]，而上述纪闻又以“节录某大令自京来函”为小标题，可知此段叙述出自该京官之函牍。这是一段庚子国变期间京城大乱前夕由南进京之东大道沿途状况的私人化叙述。从后世的全能视角观之，此一时期的京畿地区发生了这些事情：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将领杨福同在涞水被义和团设伏刺死；四月二十八日，义和团开始拆毁芦保铁路，并拔去沿路电杆；四月二十九日，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并焚毁京郊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芦保铁路火车不通；五月四日，在各国驻华公使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同意各国派兵入京保护使馆，当天各国官兵共三百五十六人乘火车自津抵京；五月六日，列强纷纷增兵来华，停泊于大沽口外之各国兵舰已达二十四艘；五月九日，清廷派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与此同时义和团与清军在通州附近发生战斗；五月十日，清廷加派刚毅前往涿州，同时义和团烧毁落垡车站，京津铁路中断；五月十一日，外州县义和团开始陆续进入京师，同时英、俄、美、德等国驻华公使分别从本国政府得到“酌情处理事务”的全权；五月十四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八国联军二千人分批乘火车自津赴京，至落垡遭义和团民拦截，当日清廷命端王载漪兼管总理衙门，与此同时京津间电报中断。[7]

由上述内容来看，义和团先是阻断了由京师南下的陆路通道。如前文所述，当时连接南北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东西两条大道，这两条大道在涿州会合，也就是说涿州是出京南下陆路的必经之地。义和团于四月二十九日占据涿州，实际上等于控制了离京南下的陆路通道，更何况因义和团焚毁涿州铁桥已导致芦保铁路不通。义和团在焚毁铁道的同时，也在拆毁电杆，因此由保定至京城的电报也同时中断。盛宣怀在五月十二日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便指出：“京、保沿铁路电线现已不通，京津沪线路设有损毁，南北阻隔，不可不虑。请迅速严饬沿途州县、营汛实力保护，以防未然。”[8]事实上，此时义和团活动的主要阵地已然转到了京津之间。五月十日京津铁路中断，十四日京津电报中断，这意味着连接南北的海路通道也告中断。至此，南北之间的交通要道、通信要道均已被毁坏，盛宣怀所担心的“南北阻隔”很快便成为事实，北京已经变成一座“围城”。

五月十七日，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汪子渊、张啸圃、吕幼龄及徐、郑、陈、毛诸君均遁，会馆为之一空，思召、念谋亦去”，并由此感叹“京官来往者，无复长度，咸谋送眷出都”。恽毓鼎在日记中表示：“余义不容去，家累亦过重，听之而已”，但仍难免心绪不宁，于是“偕大兄访张心斋问卜。据云：京城甚安，交小暑节即可渐定。”[9]也是在这一天，叶昌炽收到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同乡杨宗濂的来函，获悉京津道路尚通。于是，叶昌炽至同乡京官吴郁生处，“并晤药階，共谈时事”，“药老欲请保送开缺，以便束装”。随后，叶又急访“柯庭”，因“畿辅四乡，皆其所熟”，据云“城中如扰乱，乡间土匪必乘机抢劫，无桃源可避”。[10]此前一日，高枏便在日记中写道：“十六日，毁海岱门（崇文门）教堂，刘夏先言当走。答以路赀不易，家小出去亦无安顿处。”[11]华学澜则在五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知沈金门已避乱南行”；后又在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酌升频频来信，约同避难。商之许久，主意不决，余终持不行之说”。[12]在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诏宣战前，无论是家乡在江苏、四川的恽毓鼎、叶昌炽、高枏，还是家乡在天津的华学澜，身边都有同僚或同乡，或已经或准备离京避难。是否走，能否走，对于庚子年五月中旬还身在京城的京官而言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走与不走，则体现了京官在生命安全、官位得失与官员职责，乃至朝廷大义之间的权衡。

对于华学澜而言，其在五月“终持不行之说”，原因相对简单，即“道路梗塞”。他的很多天津同乡均因道路梗阻而折回：“陈润甫前辈家眷，行至河西务，以杨村有洋兵合战，又折回”；“刘年伯欲回津，以道路梗塞中止”；“金门赴津，行至杨村，以道阻折回，现住通州”。亦有成功回津的，但一路颠沛流离也足令人提心吊胆：“亦香、苏雨翁二十二日由水路回津。梯云二十三日由水路回津。星垣二十四日由旱路回津。前为七弟去信，令其访诸人详询路上情形。回信云诸人并未到津。”至六月六日，华学澜才得信，“知诸人三十日始抵家，稍觉放心”。坐火车本来只是一日的行程，现在要走六七日，难怪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如传闻所云，道路梗塞之故，实可骇惧。此余所以力主不动之说也。”[13]在这种情况下，华学澜选择不走，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恽毓鼎的不走，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考虑。当友人纷纷遁去，恽毓鼎于六月七日的日记中录下曾国藩书札中的一段话：“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镇定，断不宜逃徙出城。去年七月贼匪未来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县各乡而遇害者，可见生死前定，命数应死者，虽逃亦死，命数应生者，不逃亦生也。”恽表示“此语足定人意”。[14]另一个让华学澜不走的原因是，清廷对于出走京官的严厉惩罚，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言。对于华学澜及相当一批不走的留守京官而言，仕途正是他们不愿意逃离京师的最重要原因。

官员职责与对朝廷的大义也是许多京官留守不走的重要原因。就整体情况来说，华学澜所供职的翰林院，应算是京师各部院衙门中京官到职情况最好的衙门之一，叶昌炽因此认为“词臣无负朝廷矣”[15]。如前文所述，恽毓鼎在身边友人纷纷离京之时，便表示“予义不容去”。后听闻天津失守，恽毓鼎又表示：“余株守于兹，设使夷兵奄至，惟有朝服坐中堂，以一死报国而已。”联军破城前夕，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余八口俱寄危城，惟扃门加锁，静待命数而已。”[16]对于高枏而言，不愿离京出走的原因之一也是如此，“洋兵未到而先逃者，以为开花炮不及我国家宗社之重，僚友胶漆之人于我何干”，高枏据此认为“先逃者鄙”，并表示“予无取也”。[17]

对于高枏而言，另一层不走的原因是家累太重，缺乏路费。事后在追述五六月不走的原因时，高枏自道衷曲：

胡砚生之行也，与我密信一封，言事必决裂，嘱设法出京。宋芸子谓必屠城。余于其时，未尝不慌。遽转念弟兄全家三十口，毫无蓄积，日食且难，更从何处筹借路费。于是死心塌地，守而不走。[18]

对于当时大多数京官而言，走或不走，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能不能走才是问题。之所以不能走，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缺乏路费。同高枏一样，恽毓鼎不走的理由之一也是“家累过重”[19]。叶昌炽第一次谋划送家眷南下失败，在日记中感慨逃难花费之大：“南下车夫，欲壑无厌，余两车极驯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能不破格，先后所费，已逾五十金矣。”[20]高枏也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友人逃难路上的花费：“砚六月初二由大同走，十二到太原，廿八又由太原入秦，川赀已二竿。”[21]叶昌炽的同乡好友陆润庠，在六月中旬则因路费问题导致行程一改再改，“其初欲至卫辉依李子明，以饷不足，改计至保定府，最后又欲至行唐依永诗师”。而叶昌炽的另几位好友于六月下旬结伴南下，则采取了每人负责一段路程费用的办法：“子嘉无款，汉于更不名一钱，统归延陵支应；到兖州后，由子嘉筹款；到扬州后，由汉于筹款，如此通力合作，不为非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