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可谓是典型的社交群类。一个普通的京官，身上往往会有四重人际网络：一是同乡，二是同年，三是同事，四是师生。其他如家族血缘关系之类且不论。这些人际网络本身并无亲疏之别，京官之间的交往是否密切，也无法以这些人际网络作为标准进行衡量。这些人际网络只是提供了一种京官间相互交往的可能性。京官中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且是同事，但交往泛泛者比比皆是。反之，京官中既非同乡，又非同年，且非同事，但交往密切者亦不乏其人。但总体而言，京官的社交世界以同乡、同年、同事为主，其中同乡又居主要。
恽毓鼎以“顺天府大兴县附学生民籍”之身份参加会试[92]，而据其墓志铭所载，祖籍又为“江苏阳湖”[93]。因此，对于恽毓鼎而言，他拥有两种同乡身份，一为顺直同乡，一为江苏同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是顺直京官的活动，还是江苏京官的活动，恽毓鼎一般都会参加。如戊戌年（1898年）正月六日，“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同乡官诣干清门外谢恩。”[94]同年二月，顺直京官公议张淮、李殿图、李鸿藻、张之万“增祀先贤”事，“到者十余人，鹿芝老领袖”，恽毓鼎也参与其事；三月，顺直京官“至畿辅先哲祠演礼”，恽毓鼎“与张篁楼太守（彬）司执爵”。[95]同年同月，恽毓鼎“与伟臣、作黼、葆良、大哥在广和居为同县公车接场。共列四席，颇为热闹”[96]。葆良即刘树屏，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97]不久，便又是“常府京官在同丰堂为八邑公车接场，到者四十人”，恽毓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竟日周旋，归寓惫矣”；戊戌年年底，“德音蠲缓江苏被灾州县钱粮”，恽毓鼎又在日记中表示：“同乡京官具折谢恩”。[98]虽然恽毓鼎对于顺直同乡、江苏同乡的身份都表认同，但其日记显示，恽毓鼎的社交圈以江苏同乡京官为主。戊戌年考差后，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刘叔南得分授武阳，考差者五人，唯叔南张吾军矣。”[99]叔南即刘瞻汉，亦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100]恽毓鼎的社交活动也大多以江苏馆为中心，如在江苏馆请客、赴约、团拜等。其他省籍的京官也会认同恽毓鼎的江苏京官身份，如湖南京官瞿鸿禨便曾向恽毓鼎问及江苏知名之士，并学校利弊。除同乡外，同年之间的交往也是恽毓鼎交往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其丙申年（1896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消寒第七集，余作主人（梁铨院、段春岩、叶鞠裳、张逊之、张季瑞、陈苏生、曾重伯、徐研甫，皆己丑同年也）。”[101]当时京官们的聚会非常之多，如夏天之“消夏”，冬天之“消寒”，各省京官定期之“团拜”，此外还有京官的生日，及其京官父母的生日、祭日等也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理由。“消夏”或“消寒”也并不是一次便结束了，而是常在一起“消夏”“消寒”的京官们轮流做东。恽毓鼎在日记中对于“消寒”记载颇详，如丙申年正月二十八日，“消寒第九集”；丁酉年（1897年）正月十八日，“消寒第五回”等，大多数时候恽毓鼎在日记中只有“消寒”二字。[102]
京官间的这种社交往来，在庚子国变期间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乡谊性质。如义和团在京全盛时期，京官纷纷出逃。清廷为保证京师各部院衙门的正常运转，发布了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上谕一出，立刻忙坏了诸多留守京官。天津籍京官华学澜在日记中写道：“弼叔来，持来十八日未经登报上谕”，“嘱设法为同乡出京者斡旋”。于是，一些尚在京的顺直京官开始分头行动：“书庵来、益斋来，到松际云处，烦为国子监五人设法。到陆凤石年伯处，烦为哲臣设法”；“益斋写信，遣人到枚岑处为翰苑诸君设法”。与此同时，“专差为鞠人去信，并专差到津，致范孙、亦香信，令其就近知会统计各署出京者”，“为卫哥写信遣人送去”，“商议为哲臣专差去信”。[103]正是在这样一番努力下，翰林院点到才出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的显著成效。与此相反，四川京官则因一笔蜀学堂名下的公款而纠纷不断。蜀学堂是戊戌年间由四川京官杨锐、骆成襄、高枏、王乃征、李稷勋、傅增湘、乔树枏、曾鉴、汪世杰、郭灿、高树、蔡镇藩等奏请设立。[104]蜀学堂的公款相当于在京四川籍官商士民的公产，面临京师大乱的局面，四川京官赵翼之表示：“学堂公项，凡家眷可走者，均挪以行。”高枏作为公款管理人亦表示：“事有轻重，时有缓急，所言极是。”因京津道路不通，家眷欲南归但无路可走，于是挪用公款事作罢论。不过，自此以后在京四川人都对这笔公款虎视眈眈：“孟甫信来，言侍卫杜、秦、陈汹汹然向之言，学堂公费任少梁曾用若干，是从翼翁处拨用，伊等亦要用”；“少平来，言：萍三欲送其姑丈去绛州，欲挪银三百”；“夜闻子厚与奂如信，言分则不敢，借则要多借”；“茂萱、金波来，以翼翁欲用七百以上，萍必六百以上”。[105]面对这种“饿鬼太多”，均“望分借公款”的局面，高枏作恨恨之言：“必欲搅我，则以存款捐入五城团防。”后来由其他四川京官主持，果然“将款及房屋报销”。
联军破城后，两宫仓猝西狩，既未对京城留守事宜作任何布置，又在西逃过程中一度与留守京官失去了联系。对留守京官而言，与朝廷中枢失去联系，实际上便意味着往日朝廷秩序的不复存在。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中国君臣堕甑不顾，闻洋人颇欲言归于好，举朝无与接谈者。”[106]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表示：“洋兵入城已数日，王公大臣无出见者，觅庆王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大员会晤，先通彼此之情。余乃与敬子斋尚书分头纠合满汉诸公。”[107]高枏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京惟昆、敬、那、溥、善等七人。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不理”，“昆、敬等讬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108]在此“京师臣工毫无头绪”之时，留守京官们各自为群，各行其是，冀挽大局。叶昌炽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闻留京大小诸臣，各树标帜，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敬子斋、恽薇孙为一班，郭春畬与枢曹诸君为一班，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并请议抚。”[109]叶昌炽之语得诸传闻，虽不太准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所谓“徐颂阁太宰与汉员数十人联名具摺请安”便是事实，据《清实录》记载，八月十五日，“吏部尚书徐郙等八十三人奏，京都自洋兵入城后，庙社安固，禁门以内亦尚完整。五城地面各国分段驻扎，居民渐就安谧。报闻”[110]。有关京官具折请安之事，恽毓鼎、高枏之日记均有记载。恽毓鼎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八月初三日，始闻行在真消息，城外大小臣工，拟备折恭请圣安，并陈都城近日大概情形，同人委余主稿。”[111]高枏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宋芸子与王幼霞等商具折请安，既无留守，又无明文指明行在，折从何递去。”乔树枏来，“以行在确信告之”。于是，高枏等人的意见由乔树枏汇总后转交恽毓鼎。[112]八月六日，恽毓鼎又在日记中写道：“自初四至初六日，大小诸臣，愿列安折后衔者，咸来余寓。简不停披，客不离座，出入酬应，体为之疲。”[113]高枏在八月四日的日记中表示：“南城外联衔请安，余亦列名焉。”[114]徐郙领衔之“京官具摺请安”实际上是外城京官之联名请安，与之相对的是内城京官之联名请安，即叶昌炽所谓“昆相、裕寿田、阿云亭诸公为一班”。事实上，正是这一班人在庆亲王、李鸿章进京前“隐然成为办事机关”[115]。
据昆冈等奏折，总理衙门章京舒文于七月二十二日便致函总税务司赫德探询各国意见所在。[116]赫德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复表示：“各国并无害国、伤民之主见，如有大臣出头商办，定可转危为安，惟应愈速愈妙，迟则不堪设想矣。”[117]七月二十六日，那桐到舒文处，“昆中堂、敬子斋、崇受之、裕寿田、阿允亭、溥小峰共七人议定，明日申正往晤赫德”[118]。次日，昆冈、裕德、阿克丹同翻译官张德彝前往高井庙总税务公所会晤赫德。赫德表示：“必须庆王爷急速回京，李中堂来与不来均可，缘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倘若迟迟不来，恐大内一切不堪设想。”[119]事实上，昆冈等人正是通过与赫德的会晤，开始理清头绪的：一方面是尽快与行在建立联系，转达洋人派庆亲王前来议和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函催庆亲王进京议和。据《那桐日记》记载，七位满大臣于七月二十八日再聚舒文处，“具折请派庆邸来京议和”。不过列名者，除了七位满大臣外，还有陈夔龙、许佑身、舒文，共十人。[120]陈夔龙、许佑身之所以能够列名，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赘言。该奏折于七月二十九日递出[121]，八月二日到达行在[122]。至此，行在开始得到有关京城的信息。八月三日，行在发布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并任命昆冈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123]该谕旨于八月九日抵达京师[124]，至此京师也开始得到来自行在的谕令。行在于八月三日还发布上谕，着手在行在与京师之间建立稳定的通讯渠道。[125]行在从此开始遥控京师，而京官们也不再是无主之臣。某种程度而言，京师与行在通信渠道的建立，以及留守大臣的进驻京师或被任命，实际上是在留守京官中重建了往日的朝廷秩序。
叶昌炽所谓“于翚若、李亦园诸君为一班”，当是指于式枚、李希圣、黄曾源、郑沅、高枏等人与美国公使康格联系，“问上起居”之事。事实上，这些人代表的是南城京官。这些南城京官先是致函赫德，“请给执照”以便探两宫[126]；接着便是通过李佳白等联系美国公使，欲进宫“叩问起居”[127]；然后就是用南城京官的名义“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128]。南城京官们执意“问上起居”，一方面是出于君臣之义，另一方面则是情势使然。在当时留守诸臣根本没有资格与洋人议和的情况下，高枏等南城京官在还没有确定皇上西狩之前，首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其次便是当时已有全权之名的李鸿章。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前之杀戮无理，宜其不来。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更何惧哉。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次日，高枏便“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129]八月一日，徐郙、李端遇、曾广銮、郭曾炘、张亨嘉、黄均隆、朱祖谋、高枏、杜本崇、柏锦林、刘福姚、郑沅、宋育仁、黄曾源、郑叔忱、汪贻书、王鹏运、陈璧、陈懋鼎、林开章、张嘉猷、于式枚、曾广镕、高树、陈秉崧、李希圣、乔树枏、王世琪、卓孝复、许柽蕃、傅嘉年、高向瀛、劳启捷等三十三名留守京官联名致电李鸿章，催其迅速来京，以挽回大局。[130]显然，这三十三名留守京官也是以南城京官为主体。
这些南城京官能够在庚子国变时频频以一个类似团体的声音对外发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京官在此前的交往中打下的基础。在华学澜看来，三十三名京官联名电催李鸿章的公函乃“福建公函”：“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131]事实上，这三十三名京官中，只有郭曾炘、张亨嘉、黄曾源、郑叔忱、陈璧、陈懋鼎、陈秉崧、卓孝复、张嘉猷、傅嘉年、高向瀛等十一人为闽人。其他二十三名京官籍贯分别是：曾广銮、杜本崇、郑沅、汪贻书、黄均隆、曾广镕、李希圣、劳启捷为湖南籍，高枏、宋育仁、高树、乔树枏为四川籍，刘福姚、于式枚、王鹏运为广西籍，李端遇、柏锦林为山东籍，徐郙为江苏籍，朱祖谋为浙江籍。[132]虽然这三十三名京官籍贯并不一致，但大体集中在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部省份。而从高枏的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联军破城前，高枏便与黄曾源、于式枚过从甚密，几乎是隔日一见。[133]后来于式枚曾打算为高枏的庚子日记作“笺释”，即因为其乃“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也。[134]而联军进城之时，黄曾源便是与高枏兄弟共居一处，三人还有分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135]联军破城后，于式枚仍然非常频繁地来到高枏寓所，且一般是同郑沅一起来，有时还有李希圣、汪贻书等。[136]后来因李鸿章进京，于式枚入驻贤良寺，与高枏等人见面变少，汪贻书还“以晦公先生久不见，欲戏拟公檄檄之”[137]。或许正是由于黄曾源、于式枚、郑沅、李希圣、高枏、汪贻书等人频繁的交往互动，使得福建、湖南、四川、广西等南城京官在“问上起居”和“电催合肥”等行动上保持了一致。[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