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在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记，真切地暴露了当时典型的京官生活。职责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较紧张，如《翁同龢日记》所表示的。至于一般的京官，不过是按着同乡、同衙门或同年而此一组彼一组地常相往还而已。就是学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缦堂日记关于在北京的记载便是一例。”[91]京官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中形成不同的群体，各行其是。同时，京官们的日常生活开销主要依赖于朝廷俸禄与各省印结银，而两宫西狩之后，京官们曾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俸可领，也无印结银可分，可谓完全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