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破城之前，京官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毫无问题的。到七月十四日，高枏还收到了“俸米，折价八两八钱五分”[139]。当时困扰京官们的主要是无钱可用，而这与五月二十日的火烧大栅栏有关。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140]。恽毓鼎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师自大火之后，炉房尽焚，银根大紧，各票号相与闭门，不发一款。”[141]恽毓鼎于六月十日“偕大兄至恒裕筹款，不得一金”，恽由此感叹“银钱艰难如此”。[142]高枏则在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何伯卿存款二百在恒裕，往提用，不与，仅与洋元，为可恶。”[143]事实上，正是因为缺钱，许多京官选择了留守京城。
联军破城后，两宫西狩，朝廷已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等于断绝。更雪上加霜的是，联军进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144]。仲芳氏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粮米蔬菜无处籴买，有积存柴米之家，尚可自饱。无柴无米之人，只有枵腹哀号而已，更有有钱无处买粮者”，仲芳氏因此庆幸自家“有存储白米四百余斤，煤块二千余斤，藉资糊口，如不被抢，可作两月之粮”。[145]恽毓鼎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也有如此表述：“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146]但更多的情况是，家中无余粮或余粮很少。高枏在八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少平来问子厚行止，言厚走时未与留煤米钱，向米铺挪五十斤，烧木器，吃所剩泡菜。今米已完。而又有郝世兄者跟宋公来京，今宋宅未开火，郝饿两日，央恳来依云云。予曰，‘此时只一人可设法，添一人则无法’。”[147]华学澜家向来将俸米存于广源米店，‘陆续取用’。八月十日，华学澜“令人到广源取米，未取来，言其店以无米辞，又遣翁德领人往，勉强取来白米老米共三百斤。翁德亲见其店白米已无，老米亦无多，其店尚有四人，自己亦须食也”[148]。避难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三日写道：“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149]其实，叶昌炽在昌平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八月七日的日记中，叶昌炽写道：“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十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150]
此时，对于北京官民而言，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因粮道不通所引起的缺粮。高枏在七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表示：“米路若通，在京多住数月何害。大局未定，百里内米商畏劫不来，惟有望火车成，可运津米。”[151]仲芳氏更是在七月二十五日便写道：“内城外城各门均有洋兵把守，严禁出入，故连日逃难之人皆不能出城，街市反无弃家逃走之人矣。青菜货物亦不能贩运进城，粮食尽被土匪抢劫一空，民间无处购买粮米谷菜，多有两日仅食一飡者”；八月九日，仲芳氏又写道：“近日乡间青菜，暂能贩运进城内货卖，惟城门把守之洋人须扣留一半，方准放入”。[152]因为粮食蔬菜无法进城，导致北京城内物价陡涨。高枏在七月二十六日便观察道：“昨今两日，小菜涨价一半。”[153]仲芳氏则记载了八月四日京城有关粮食买卖的信息：“近日偶有住户磨卖一箩到底连麸子之面，每斤大钱五百，其粗糙实不堪下咽。每日只五更出售，买者皆须鸡鸣而往，每人只许秤买二斤。门前拥挤，多有徒手而归。”[154]为此，仲芳氏感到眼下众民甚有绝粮之虞，但也只能徒唤奈何。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八月十一日，庆亲王在与赫德的广化寺会晤中，在商谈和议等国家大事前，“先商之赫德，转诺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蔬菜照常入城，以维生计”[155]。恽毓鼎也访赫德，“商办南粮，赫甚以京津运道梗塞为虑”，“惟就近采办杂粮百货，或有可为”。[156]而高枏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洋人亦望市店开张，给一护照，保以洋兵。”[157]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也正是经商的大好时机。叶昌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都中百物腾贵，香油尤缺乏，若从昌平贩往，可得倍称之息，粮食蔬果亦堪获利。”[158]仲芳氏在十月二十日亦有类似表述：“刻下遍地生意，颇可谋财，凡绅商士庶，大半改作买卖，以图糊口。”[159]高枏便安排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到京来卖，虽然其主观意图是作为出城运货之提倡，兼平粜，但客观上还是“稍资挹注”，“人己两益”。[160]后来因创办《京话日报》而得享大名的前官员彭翼仲，和时为同文馆学生的齐如山也都在此时尝试着经商。[161]当时的北京城，几乎人人都在从事经商贸易。
因从事贸易者日多，货畅其流，物价也得到了控制。高枏在闰八月十九日写道：“由津运米来者亦多，米价六两八”；到了九月五日，则又写道：“市价白米六两二一包，老米四两，小米三两”。[162]仲芳氏也在九月二日的日记中表示：“街巷出售估衣、绸缎、珠宝、古玩、粗细器皿、各样吃食，凡百货无一不有，价值且廉。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但仲芳氏又表示：“惟居家分毫进项皆无，即或稍有存储，自五月开兵以来，迄今困耗五月之久，久已坐食山空，粮米虽有，无钱岂能籴买，亦与缺粮何异哉”。[163]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北京城之所以出现人人都在经商的局面，“推原其故，皆因旗汉官民人等，人人失业，糊口维艰，故暂作生意，以谋蝇头之利，养赡身家耳”。[164]
对于一般平民而言，做生意是不需要太多顾虑的，但对于达官贵人而言，则可能有伤体面。困守京城的“王公、贝子、贝勒等”因“财产既尽，俸禄又无从支领，生计日绌”而不得不“自怀其宝石顶，沿街求售”。这类事情被报章登载，并命名为“记诸王公大臣困辱事”。[165]显然，官员权贵沦落到靠售物经商来维持生计的程度，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高枏让其家人从昌平贩油售卖，一定要特别强调“本平粜之意而为之”，只有如此，才能“心亦安矣”[166]。故大部分京官不屑也不愿靠经商来维持生计，而同时这些京官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才开始领到部分俸禄。[167]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底，这将近半年的岁月，靠俸禄为生的京官们毫无收入来源，又何以自活呢？
当然，不少京官也有一些积蓄，这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岁月。但在联军入城之初的抢劫风潮中，这些京官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华学澜在十月一日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遇书庵，言适到嵩文恪师处见庶师母，其寓被掠甚苦，几有断炊之势。”[168]华学澜本人也于七月二十四日被掠去“银洋元貂褂女衣表首饰木箱各一”，还庆幸“前二日用银易钱数百千，不然皆为掠去，何以度日”。[169]当时很多京官将衣物等寄存当铺、镖局，结果当铺、镖局亦被劫，使许多京官遭受较大损失。如高枏在八月三日、五日连续两天记载其亲朋好友因当铺、镖局被劫而遭受之损失：“洋兵入春元当搜括银元，土匪乘之，劫物甚多。七兄衣物皆在，甚为焦躁。德先物，皆幼涪拮据而成，不无可悯，然已失，奈何”；“元顺标局存衣箱数百口，皆被日本兵拿去垫睡。子厚颇吃亏，萍三、芸子亦不免，芸不嗟叹，可谓雅量”。[170]逃往外地之京官，在京寓所损失更大。例如，逃往昌平的叶昌炽于闰八月四日得知，其宅“洋兵先至剽掠，教民继之，衣物搜括一空，惟书籍碑版尚未动”；闰八月七日，叶昌炽“至龙王庙寺，僧出迓，引至禅堂，条衣瓶钵，劫掠一空，余寄存翎冠，亦化乌有，满地字纸。据寺僧云，麟书衣裘六十余件，及书籍皆寄此，亦**为烟尘矣”。[171]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京官只能靠借贷为生。如华学澜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少棠来，前向伊通融，今送来银十一两一钱五分，余暂存留为寓中日用之需。”[172]高枏在十一月四日写道：“早饭初毕，房师熙先生来，出客厅见之，师问予况何如，欲挪数十金。予以近况答之，许以如能设法，或有款来，当分数送去。师之官衣全在当铺被劫。言劫者皆左右邻，无一洋人。”[173]叶昌炽则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准备向人还款之事：“拟以百金归栩缘昆相款，以百金度岁。”[174]有时所借还包括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米煤之类。如前述余少平靠向米铺“挪五十斤”以度日，吃完后便只能“央恳来依”高枏；华学澜在十二月十六日、十九日分两次共买煤六千七百九十五斤，还邻居五千九百四十五斤。[175]
更多京官是靠省吃俭用来勉强度日的。高枏在八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早饭用红薯蓣煨粥，薯蓣一斤值钱九文，可省米一碗”，“昌寓后圃枯井出泉，月省水钱二金”。[176]日后，高枏曾表示：“今年七八月间，凡陷于城中及寄居外县者，但有包谷面以为窝窝头（用包谷面杂小米面为之，另煮粥以下），小米以为二合饭（先煮小米，后煮大米，同沥起而同蒸之），即谓口食不缺，可以不慌。八口之家，可月省米银十余金。一日京寓买小米，一老翁过门曰，‘吃二合饭，何如用白高粱与饭豆同煮，其养人与白米等。’”[177]这还是“口食不缺”的状况，对于高枏而言，这段岁月实际上更加难熬：“七月城破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178]由于难得吃到一顿蒸饭，故高枏曾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特别记道：“十五后至今始食蒸饭一顿，虽糙米，甘芳无比。”[179]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180]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宋育仁向高枏表示“大局不可为，南行何如”时，高枏认为：“现在钱米烟酒，一时俱罄，若得合肥速来，并添钱若水、米元章、王烟客为全权，或者可为。不然，真不可为。”[181]在高枏看来，南归与行在，皆非吃饭不行。高枏“日盼”李鸿章来京，除盼其来京议和之外，也希望李鸿章来京，能给京官们的生活带来转机。同高枏一样，一向对李鸿章“恨之入骨”的旗人也日日期盼李鸿章来京。在齐如山看来，旗人们盼李鸿章来京的迫切，超过了京城里的其他人群：“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182]李鸿章来京，的确不仅仅是带来了议和的希望，也给京官尤其是南省京官带来了南下回乡的希望与可能，而这正是本书后面部分将要着力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