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30年的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是较早的以学术视野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述，其在“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一节中写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遣兵杀之”，“城门昼闭，北京大乱”。[14]陈功甫这一表述的最早来源应是李希圣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庚子国变记》[15]。李希圣，字亦园，湖南湘乡人，曾在刑部任职，庚子年间居于北京湘乡会馆。[16]《庚子国变记》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作者有着自觉的为后世留信史的意识，自负其著“可追王闿运《湘军志》”[17]。李希圣将庚子年北京城大乱的开始划定在五月十五日，反映了亲身经历者的直观感受。的确，对于庚子国变的亲历者而言，五月十五日是让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天。

五月十五日，这一天在众多的庚子年日记中都留下了或惊惶或忧虑的情绪表达。一位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左姓文案在日记中记录了杉山彬遇害的过程：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前往马家堡探事，出永定门，行至桥下，董福祥所部甘军“不知礼”，杀死杉山彬。[18]御史高枏从这一天开始写日记：“五月十五日，城外杀多人。永定门杀杉山彬。街民狂奔。”[19]这一天是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伯母的七十六岁寿辰，“傍晚正觞诸客，忽报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马家埠为甘军所戕，大衅将起，同人相顾失色，狼狈散去，座客一空”[20]。居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的仲芳氏在日记中写道，因杉山彬被杀，“城门关闭数刻始开，由是人心惶惑，举国皆惊”[21]。时任史官的叶昌炽以史家笔法评论道：“闻董军戕一日本书记官，火候渐熟矣。”[22]所谓“火候渐熟”，在叶昌炽看来，当是指京师大乱。[23]

正常情况下，京师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与五城御史共同负责。具体而言，内城属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外城由五城御史负责，京畿则由顺天府负责。当面临社会动**、治安形势严峻之时，神机营、虎神营也会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从官方资料来看，早在庚子年二月，五城御史便发布了严密查拿义和拳的告示。“为严行晓谕事：二月二十日接奉稽查保甲大臣片称，本大臣风闻有义和拳教匪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属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日久恐滋蔓延。除饬本公所委员分路侦访外，相应片行贵城，即饬所属于该管地面严密查拿，毋使该匪党等得以窜京，以杜邪教，而安首善等因到城。查教匪聚众滋生事端，大干例禁，况京畿辇毂之下，岂容此辈潜踪。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24]从告示来看，京师当时尚未发现义和团，只是因为近畿一带开始出现团民传教之事，为防患于未然而预作准备。三月六日，御史李擢英奏请严行禁止“赛会迎神”，因担心“乡民麕聚”，“聚众过多，即难免滋事”。[25]由此可知，二三月间的北京城，尽管尚难寻觅义和团的身影，但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的活动造成的影响及其向京畿乃至京城发展的趋势，已在部分京官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

进一步加剧北京城紧张氛围的是义和团揭帖。据以“辑译当时字林西报、文汇报及各国公报所载消息函电而成”[26]的《拳乱纪闻》所载，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黏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27]。四月一日，北京西城又出现了内容为“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28]的揭帖。两天后，京城西四牌楼羊市南璧上也出现了义和团揭帖。[29]针对这些揭帖，清政府于四月十九日曾专门降旨，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妥议章程，“防范查禁”。[30]但毕竟只是揭帖，义和团在北京城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京官而言，还是缺乏感觉的。在这些京官眼中，三四月间的北京一如既往，他们的生活也一如既往。军机大臣王文韶在三四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在“巳初”“入对”，下午“见客”。作为军机大臣，王文韶不可能不知道义和团在直隶乃至京畿地区的蔓延和逐渐渗入京城的趋势，但其日记直到五月十一日才首次提到“义和拳匪”。这表明，三四月间的王文韶根本没有把义和团当回事，在其心目中，这些“拳匪”不过是因为天旱可能导致的饥荒而闹事，这在往年的岁月中屡见不鲜。四月九日的一场雨使具有多年军机大臣阅历的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风雨竟日，农田望泽正殷，屡经设坛祈祷，获此甘霖，人心大慰。”[31]

事实上，这种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包括一些外国人亦如是看。《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在当时的日记中表示：“拳民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真正的危险来自干旱，因为天不下雨被认为是洋人干扰风水所致。大雨一到，拳民自然消亡”；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亦表示：“我相信几场透雨就能迅速解除旱情，不管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如下雨更能平息骚乱”。[32]真正使洋人们感到危机的是，义和团从四月底开始的拆铁路、毁电杆等行动。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丰台被焚。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毁，在京的外国人群情激动。”[33]在外国公使团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于五月四日同意各国派兵入京保护使馆，但“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34]。当天，各国官兵共三百五十六人乘火车自津抵京。[35]

洋兵入驻京城的同时，团民和教民也在纷纷进入京城。[36]据《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记载，“十一日，连日义合（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十四日，“教民纷纷而至”。[37]因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的烧教堂杀教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便有教民逃到当时尚属平静的北京避难。据《拳变系日要录》四月二十二日记载：“教民之避祸于京师者，踵趾相接。”[38]随着各方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北京，这座首善之城的治安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据《庸扰录》记载，五月十四日，“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39]。同一天，“不知姓名人，沿街飞跑，口中叫喊‘上门’，各铺户、住户，误为鬼子作乱，惊惶无错（措），即时罢市。厅官带领官人，劝速开市”[40]。北京城里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氛围。

五月十二日，朝廷首次在谕旨中指出“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因而“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密巡查”。[41]神机营、虎神营加入到京师治安的维护中，也证明北京城正面临着人心动**、大乱一触即发的局面。五月十三日，在端王、刚毅等“以京城空虚，非有劲旅不足以资守御”为由的奏请下，甘肃提督董福祥率所部甘军由南苑调驻京城。[42]正是这样一个举动，直接导致了五月十五日杉山彬的被杀与京城局势的“突变”。[43]

由上所述，北京城混乱局面的形成，直接原因是多方力量的进入京城。[44]四月底五月初，团民、教民均往北京集中；五月三日，三百多名洋兵进入北京；五月十三日，甘军入驻京城。团民与教民的矛盾，团民对洋人的仇视，教民对于团民的恐惧与仇恨，洋兵对于团民的戒心，以及部分甘军与团民的不分彼此，使得这些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厮杀几乎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