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义和团全盛时期北京城的混乱状况，不同时期的义和团研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视角。民国时期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大都辟专节叙述义和团对于北京城的扰乱。如陈捷之《义和团运动史》以“义和团肆虐于北京”为专节标题，陈功甫之《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以“朝议之争持及北京大焚杀”为专节标题，讲述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乱状。两书对北京混乱状况的描述，都特别强调“恣意劫掠”这一点，也都列举“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为例；且都指出“拳众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并以都统庆恒为例；所不同者，陈功甫之书特别指出，“武卫军与拳众混合，恣意劫掠”，而陈捷之书对武卫军之劫掠并未提及。[45]1949年后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著作，大都也会涉及义和团时期北京城的混乱，不过混乱的制造者变成了清政府。如金家瑞之《义和团运动》如此描述北京城的混乱：“那拉氏准备‘西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人心惶惶，‘京中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五两’……北京城的混乱情况简直不堪言状了。”[46]义和团则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如义和团对出京官员的查拿。[47]民国时期与1949年后学界在此问题上观点的截然对立，体现了不同时期学界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态度：民国时期是否定多于肯定，而1949年后刚好相反。近年来，学界对于义和团时期北京城混乱状态的认识又有新变化。如马勇在《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中指出，义和团骚乱“不论对清政府来说，还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并认为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是采取了“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平息措施的。[48]

笔者认为，混乱与秩序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给绝对的混乱与绝对的秩序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认知，而比较的对象则应该是庚子国变亲历者的感受。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武卫军所掠，眷属仅能出险，衣物书籍，抢劫一空，阖家除短衫中衣外无长物”，恽毓鼎由此感叹，“宰相之家，所遭如此，可以觇世变矣”。[49]翰林院编修华学澜用一则日记活现出京师乱状及这种乱状对于京官们的心理影响：

辛蔚如世叔来，谈五月二十八日吏部看验毕，出门，几被甘军手刃事，甚悉。验看大臣陈桂生少宰学棻车夫被戕，骡马顶帽均被抢去未还，仅以身免。同验看者被戕二人，系由前门行向顺治门，为拳民所杀。谈许久去，见其以武卫军一人为骖乘，可谓惊弓之鸟也。[50]

陈学棻事件在当时的京官圈中很典型，事发当天，恽毓鼎便在日记中记下了该事件；后一天，叶昌炽也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再后一天，高枏也在日记中提到这件事。[51]类似事件在京官们的日记中还有不少，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被记录下来，也说明了此类事件的出人意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这些事件的主角历历可数，如前文所述“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榖，副都御使曾广銮”等，其实也正表明此类事件的有限性。对于京官们来说，尽管这些劫掠事件历历可数，但毕竟物伤其类，且横祸之来毫无理由、毫无征兆，难免会让长期生活在太平岁月的他们处处心惊。因此，与庚子年五月前的太平岁月相比，义和团全盛时期的北京城毫无疑问是一个乱世。

事实上，七月二十一日联军破城前后，北京城才可谓真正的乱世。七月二十一日前，清军溃勇大肆抢劫；七月二十一日后，联军烧杀抢掠，土匪继之。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十八日，各路败兵及武卫各军蜂拥而行，各持洋枪大刀，拧眉立目，通衢僻巷无一处无之，俱已拏车为名，肆行强掳”；“十九日，各街巷兵勇更多，甘军、武卫中军及外路败兵，逐队成群，即最僻静小胡同亦皆有之。城内城外车马驴骡搜劫一空，钱铺粮店被抢者大半，被枪击刀砍身受重伤者，不计其数。人心恐怖，日不安生”。[52]高枏在日记中对此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记载：“甘军、虎军四处拉车骡，到门放洋枪，捶门入，搜至书屋上房，孟甫二骡一马均被牵去”；“又有甘军抢一官车曰，‘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午刻，轿子胡同有甘军数十人放洋枪，抢一小民家。或曰抢其妇女。孟甫居与邻，写字与其统领方姓，方已赴通州，竟无治之者”。[53]

对比联军入城前夕的京城乱状，又可知五月中旬以来的北京城虽为乱世，但整体而言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首先，京城拥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存在。无论朝廷的谕令得到执行的程度如何，至少对于京城各种事宜的布置与安排，包括对于京师义和团的管理等政令都只可能出自于朝廷。朝廷在京师的存在，对于维系北京城的人心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作为权力的中心和朝廷的象征，两宫在京城一日，则京城的基本秩序便一日可得维持。恽毓鼎在京城大乱后曾表达“义不容去”的决心，但很快便风闻“六飞有西幸之说”，其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余虽镇定，闻此亦觉不安。”在御前会议上，恽毓鼎专门就此进谏：“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万不可轻动”，慈禧太后则“力谕并无此说”。[54]此外，金家瑞在其著作中对京师混乱状况的表述，亦反证了两宫所代表的朝廷对于维系京城秩序的重要性。

其次，京师各部院衙门仍维持运转。由于官员纷纷出逃，清廷于六月十八日发布了一道严惩“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著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著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著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儆。钦此。[55]

六月二十三日，翰林院点到，“实到百二十余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56]。告假者虽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告假者而言，惩罚也是相当残酷的，即前资注销。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一向注重论资排辈，一旦前资注销，便意味着多年辛苦化为乌有。[57]华学澜的日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例：一位天津京官被开缺，“前资皆注销”，华学澜大为痛惜，“二十年功夫，一旦仓皇出走，竟成画饼，惜哉！”[58]不过，朝廷对于“告假及私自出京各员”的严厉惩罚，及部分堂官对于清点人数等日常工作的认真与重视，使京师各部院衙门得以正常办公。[59]

其三，对于扰乱京城秩序者，清廷及其统兵大员大都给予了严厉制裁。如《为勇丁抢劫著统兵各员认真约束仍前即按军法从事谕旨》所言：“昨日单牌楼、头条胡同、二条胡同，及长安街、王府井一带，有勇丁持械，抢劫住户铺户，情形甚重，当经荣禄派员缉捕，拿获各营勇丁十一名，冒充勇丁土匪二十三名，均经就地正法，号令示众。即著统兵各员，严饬所属，认真约束兵丁，倘仍再有前项情形，即按军法从事。其分统营哨各官，有不严加约束，意存袒庇者，亦著查明，一并从严惩办。”[60]

其四，则是人心尚未大乱。在义和团时期，虽也有缙绅人家遭劫事件，但总体而言是比较少见的，有之则会立即在京城喧传殆遍，至少在京官圈子中人尽皆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但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北京城仍在一定的秩序中运转，而“拳民虽恣睢暴戾，寻仇擅杀，然亦尚知敬重长官”[61]，故京官常因同僚之遭难而心有戚戚，但绝大部分京官从未有过被抢劫被侮辱的经历。即使有京官被劫，过程亦颇耐人寻味。刘体智《异辞录》曾记载武卫军抢劫情形：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余，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62]

孙家鼐之“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虽为讥讽语，但武卫中军“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与甘军之“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也足以形成鲜明对照，证明当时之京城，人心尚未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