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庚子年间的中国人而言，庚子国变都意味着不同的生命经历与人生意义。即使同为死亡，方式与感受也各有差异，如陈陆在《拳变系日要录》的序言中写道：“大臣如裕禄、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等以作战死，许景澄、袁昶、联元、徐用仪等以直言死，刚毅、崇绮、徐桐等以忧惧死，熙元、寿富、王懿荣等以悲愤死，赵舒翘、英年、毓贤、启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躯，经沟渎罹锋镝者，不可胜数。”[1]以往有关庚子国变的研究多关注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意义，以及义和团与清政府、外国侵略者的关系等宏大主题，对于这场运动中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较少关注。即使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慈禧、光绪、载漪、荣禄、裕禄、毓贤、董福祥、李秉衡、聂士成、罗荣光、马玉昆、寿山、徐桐、赵舒翘、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刘坤一、杨儒、张德成、赵三多、朱红灯等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动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人物身上，而且也主要是关注这些人物在这场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与影响，而对于他们个人及其家族的命运较少关注，那就更不用说他们在这场空前浩劫面前的或彷徨、或愤怒、或挣扎、或得意、或忧惧、或无奈。[2]本章所关注的对象是在这场巨变中只能被动承受这个历史过程的普通京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庚子国变为以翰林词臣为主的京官们提供了一个伤时感事的绝佳契机，恰如王鹏运在庚子国变期间致郑文焯函中所言：“尝与古微言，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阙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识尚能快睹否？不意名章佳问，意外飞来，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遗，何以得此。”王鹏运与同居一处的朱祖谋、刘福姚，在被其称为“入棺未盖”这一时期，“每夕拈短调，各赋一两阙”。这些词合编一集，宋育仁又有和作附在其后，是为《庚子秋词》。王鹏运对此集非常自信，称：“天公不绝填词种子，但得事定后始死，此集必流传。”[3]《庚子秋词》被誉为“词史”，但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庚子秋词》走的并不是真正的“词史”之路，作为困守愁城的亲历者，耳闻目睹种种惨状，经历前所未有之事变，居然还能墨守词课成规，以藏头露尾为能事，这也未免太过难以理解了。[4]在笔者看来，通过诗词来呈现历史，在相关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下，未免有点舍近求远。或许，对于历史研究更有价值的是这些诗词作者坐困愁城的日常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这才是本书所要关注的。[5]本章主要是根据京官们留下的各种文字记载，力图建构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