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还有两点内容需要作一下补充说明。第一点是关于“东南”或“东南各省”这两个词语。之所以不用“概念”来称呼，是因为中国传统语汇，很少像现代学术语言一样注重对“概念”外延和内涵精准无误的追求，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感觉或意境的准确表达，而且一篇好的文章，包括文牍，是很少有同一个词语反复出现的情况。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个意思在中国传统的文章中实在是太平常的一件事。同样，用同一个词语表达不同的意思，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阅读古文，如果过于拘泥字面上的异同，则很可能会误读古人的意思。被后人称之为“东南互保”的那个历史过程，“东南”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意思在不同的场合便有着不同的表达。即使是保护章程的名称[48]，在后来人的论述中也有多种说法，如“中西官议定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49]“东南保护约款”[50]“中外互相保护章程”[51]“东南保护章程”[52]等。

本书也会经常使用到“东南”或“东南各省”一词，如《救济善会启》中便有“东南各省之旅居京师者”的说法[53]，《救济会章程》中又有“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的表达，与“西北各省难民”相对应[54]。在救济善会的公启和章程里，“东南各省”究竟指哪些省并不清楚。随后成立的济急善局明确表明其救援对象是“江浙人士”，引起“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的不满，认为其“只顾江浙，则东南各省未免向隅”，并认为救济善会“凡遇东南各省官商，皆准救济，则庶乎不负初心”。[55]于此可见，这里的“东南各省”包括了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以及江苏、浙江共十省，实际上包括了长江流域上的大部分省份，以及长江以南的几乎全部省份。到东南济急善会时，其开办章程表示“此系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援救对象是“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56]此处的“东南”各省，在上述“东南各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山东、河南、安徽和四川四省，范围大为扩张。本书在这里并不打算对“东南各省”应该如何划分发表意见，只是将本书经常出现的“东南”与“东南各省”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所包含的省份）稍作说明。几乎可以这样说，整个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省份应该都在“东南”的范围内，即“东南各省”与“南省”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无太大差别。[57]

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点是，有关庚子救援的经费问题，即庚子救援收到的捐款数目、各种救援活动的花费等细目，本书并没有逐一列举，最后只有两大善会组织各自提供的一个费用总额。[58]之所以没有对费用细目一一列举，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大善会组织均没有关于这次救援行动的账目征信录。东南济急善会没有刊刻征信录的原因是：“当时彼此以垫用经费已巨，已无余力刊刻征信录。”[59]救济善会虽然刊刻了类似于征信录的《救济文牍》，但其中几乎没有关于救援费用的任何账目，只是在《拟办天津工艺局启》中对于救济善会的“综计所费”数额一笔带过。虽然两大善会组织经常将捐款清单与解款数额刊登于《申报》，似乎利用《申报》上的捐款清单与解款通告也可以对善会捐款、解款数额进行统计。但《申报》上的数据有三个问题：一是《申报》上刊登的捐款、解款信息并不系统也不够完整，如东南济急善会“经收捐款清单”至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1901年3月14日）还有发布[60]，但解款信息在庚子年十月三日（1900年11月24日）以《解款声明》的形式发布有关第六批解款的信息之后[61]，便再也没有发布过。目前所见《申报》所公布的捐款、解款信息截止日期相差将近四个月，说明《申报》刊登的捐款、解款信息并不完整，尤其是解款信息。二是《申报》上的捐款信息存在各种各样的统计障碍，如很多捐款都是款项未到，善会组织便已登报表彰，而款项最终是否到账也并无下文。盛宣怀曾因此向杨文骏抱怨道：“各帅允拨之款，复电虽到一半而汇到者尚属寥寥。”[62]而且不少款项属于“垫拨”“借拨”，究竟是否需要偿还，或者最终有无偿还，也均无下文。三是《申报》上虽有解款信息，但是关于款项汇解到京后的花费情况，尤其是善会组织用于援救被难官绅回南的费用、平粜的费用、掩埋的费用、施药的费用等信息均没有在《申报》上公布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利用《申报》上的捐款、解款数据是很难对庚子救援行动的经费状况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且很有可能受到《申报》所刊登的片面信息的误导。

此外，《申报》所刊由上海解款至京的数额，与李鸿章奏稿所言“汇款数额”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个巨大差距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重要问题。《申报》所刊登的东南济急善会公函显示，东南济急善会在庚子年十月前向北京有六批解款，共计银六万余两、洋六万元[63]；而李鸿章奏稿表示，东南济急善会至辛丑年二月“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64]。显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为，东南济急善会在庚子年十月至辛丑年二月间向北京汇款四十余万两，但《申报》均没有刊登解款信息。就此一点，足见《申报》在救援款项相关信息的发布上存在着严重不足。而进一步深究，则不得不追问《申报》为何在庚子年十月后便不再公布解款信息？这对慈善组织而言显然是一种很令人费解的做法，因为这样一种做法与慈善赈济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赢得公众信任，从而获取更多捐款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要解释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一下李鸿章及其幕府当时在京城的处境。李鸿章进京议和的幕僚之一徐赓陛曾致函张之洞表示，“直隶司局扫地无余，傅相廉俸公费一无可支，而电费、日用皆百倍十倍，故不特公用艰窘，即私用亦支绌”。张之洞因此专门致电盛宣怀表示：“李相当此重任难题，困乏如此，恐阁下未知，特奉闻。应如何筹款汇寄，俾免公私交迫，想尊处必有办法。”[65]不仅李鸿章如此，另一位在京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奕劻也是如此，据赫德庚子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的一封去函言：“所有的衙门都被抢掠一空，庆亲王也得向邻居尽量张罗，才借到二千两银子。现在他来找我想办法，我只得向汇丰银行洽商，从我和衙门朋友的存款中，每月借给他一万两。”[66]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济急善会的北京分局设于贤良寺，由上海汇解至京的救济款项也完全是由李鸿章幕府人员进行管理，因此李鸿章及其幕府人员挪用救济款项以应急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在救援行动的过程中，东南济急善会北京分局的几位重要主持人便因款项不清而招致物议纷纷。如京官高枏曾在日记中表示，杨文骏、杨崇伊“为救济船事”，“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以致京官中“大起嫌言”。[67]另一位京官赵炳麟更认为“崇伊蚀款逾十万”[68]。杨文骏、杨崇伊等究竟有无贪占救济款项，或是另有隐情，现在均已无法得知，因为不但《申报》上有关救援款项的信息或语焉不详或严重不足，关于救援行动的征信录也以“垫用经费已巨，已无余力刊刻”为由而无缘面世。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救济款项的具体收支情况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与核实，而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1] 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 《上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0～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43页。

[4] 城破之初，大部分京官均认为并相信，皇上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参见高枏：《高枏日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174、176、182～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另外，本书中作为人名的“枏”字仍统一采用所引文献的异体字写法，未改成简化字。特此说明。

[5] 奏摺、折本是清朝的两种文书。折本的折，是动词；奏摺的摺，是名词，表示一种折叠的文书。在清朝，折本是交给内阁和御门听政大会处理的，奏摺是交给军机处处理的，二者保密程度不同，文体不同，篇幅也不同（折本厚，奏摺精炼）。《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根据简化字规范和约定俗成收入奏折一词，“奏折：写有奏章的折子”（《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748页）；同时又指出：“‘摺’简化为‘折’，但在二字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659页）。本书在行文中采用奏折一词，但若是引文，则根据所引文献是用“奏折”还是用“奏摺”仍旧维持不变。特此说明。

[6] 《调补直隶总督李鸿章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05页。

[7] 《两江总督刘坤一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5页。

[8] 《山东巡抚袁世凯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9页。

[9]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64页。

[10] 有学者曾对庚子“西狩”与电报通信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参见史斌：《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3）。

[11] 据李细珠研究，“直到庚子八月初，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尚未与流亡中的清廷取得联系，并不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安全与否，均有茫然无措之感”，并表示这期间才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参见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2010（3）。

[12]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0页。

[13]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序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吴天任过于强调梁鼎芬的作用，显然言过其实。学界有关张之洞庚子年是否有过“帝王梦”的讨论，显示张之洞对于清廷和慈禧太后的忠诚无可置疑。参见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载《学术月刊》，2005（8）；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载《近代史研究》，2010（3）；孔祥吉：《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10（5）；戴海斌：《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载《学术月刊》，2010（11）。

[14] 《盛宣怀致畲昌宇电》，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5] 《李鸿章致杨宗濂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196页。

[16] 《盛宣怀致刘坤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00页。

[17] 《盛宣怀致冯光遹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10页。

[18] 《盛宣怀致尚其亨电》《盛宣怀致冯光遹电》《保定电局致盛宣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09～210、223页。因为李鸿章与俄国关系密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各国“拒纳其为谈判对手”。同时，也是在英国的推动下，奕劻被增派为议和全权大臣。参见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6（2）。

[19] 《盛宣怀致杨宗濂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19页。

[20] 不久之后发生的日俄战争，中国东北成为战场，清廷宣布中立，“官方不便出面救助难民”，上海绅商因此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战争难民进行救济。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最重要的支持便来自清廷，“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内帑10万两给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当时总共也就募集了“约20万两”。也就是说，当国家力量一旦得到恢复，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救援，国家很容易便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此后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国家力量在其中也隐约居于主导地位。参见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20～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21] 目前为止，专门对庚子救援事件进行探讨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李文海、朱浒2004年发表于《清史研究》的论文《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一篇是阮清华于2005年发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李文海、朱浒一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江南地方精英何以能在此时跋涉数千里，到地域性质完全不同的华北地区开展救援行动”。其问题背后的理论关怀是，通过对庚子救援事件的梳理和研究来反思“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设定的界限”。李文海长期致力于灾荒史研究，也是国内最早对晚清义赈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李文海将义赈视为“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的”一种“民捐民办”的慈善活动，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因为民间自发组织的赈灾行为在义赈兴起之前便已存在，那晚清义赈又如何与此前的民间赈灾进行区分呢？李文海指出以往的民间赈灾“具有很大的地区局限性”，“某个地方发生了灾荒，就在该地区范围内进行募捐活动，至多也只是扩展到旅居个别大城市的本籍同乡范围，募捐的赈款自然也限于赈济本地的灾民”；而“光绪初年兴起的义赈，则完全突破了狭隘地区的局限，赈济对象，往往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地区，募捐的范围，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且募捐活动往往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海外的爱国华侨”。参见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载《清史研究》，1993（3）。此后，朱浒在其博士论文《晚清义赈研究》和专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中，对晚清义赈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理论关怀也一以贯之，即通过对晚清义赈的研究来突破以往的地方史研究框架。或许，正是因为李文海、朱浒长期专注于灾荒史和义赈研究，故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赈济史的范畴，尤其是从义赈这个角度进行解读。虽然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的全貌进行了概述，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有限的篇幅，都使得该文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的叙述显得过于简单，很多救援关节都没有梳理清楚。例如，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分工明确的救援活动混为一谈，没有注意到济急善局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这一救援机构的重要变化，也就更不会注意到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奕劻等疆吏、重臣独立于两大善会组织之外的救援活动。当然，这些要求对于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而言，显然是苛求，更何况该文的论述目的也并不在于救援事件本身。阮清华的论文主要从慈善救济的角度看待庚子救援事件，且完全将庚子救援事件视作一次义赈。同样，该文限于篇幅对于救援事件的叙述也较为简单。

除上述两篇专文外，朱浒、杨念群合作的《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5）］、池子华的《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2）］和周秋光、杨智芳合作的《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等论文也都涉及庚子救援事件，但均将其划归有关红十字会起源的论述中，重心都是在救济善会的“红十字”上。除论文外，一些著作或多或少也涉及庚子救援事件。较早关注这一事件的是闵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其以“中国救济善会——红十字的先声”为小标题对陆树藩与救济善会的救援活动进行了简介。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论述“义赈场域中的中国与西方”时，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脉络中再次进行叙述与分析，与此前的论文相比，专著中的论述更关注“这场救援行动的红十字会性质”的表达及其局限。张建俅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一书中以“援引红十字会名义的慈善团体”为小节标题，论述了救济善会与济急善会在庚子年间“模仿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指出“两会声称模仿红十字会宗旨，事实证明也不过是便宜行事的措施而已”。由上所述，以往关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因为救济善会以红十字作旗号进行救援的举动，使得众多学者均将庚子救援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从学术脉络上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均将庚子救援事件置于灾荒史或慈善救济史的范畴进行考察与论述，缺乏对于庚子救援事件本身来龙去脉的细致考察，而这正是本书所欲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22] 《军机处寄大学士昆冈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3～514页。

[23]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3～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25] 《军机处寄庆亲王奕劻等上谕》《军机处寄总税务司赫德上谕》《军机处寄大学士昆冈等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513～514页。

[26] 《大学士昆冈等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5页。

[27]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5页。

[28]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册，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事实上，陈夔龙身为荣禄的亲信幕僚，此前又刚刚署理过顺天府尹，应该也是其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29] 《徐会沣等奏报怀柔义和团戕官劫狱及调兵剿办情形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8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30] 《上谕》《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62～163页；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8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31] 主管电报事务的盛宣怀曾询问天津电报局，“何以十三后京中无信”？在五月二十三日又对保定电报局表示：“十日内无上谕，望择要电寄”。《盛宣怀致王继善电》《盛宣怀致保定电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50、73页。

[32] 《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6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3] 《盛京堂来电》，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0页；《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见苑书义、孙华锋、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盛宣怀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提出“东南互保”之议，是因为他和赵凤昌、何嗣焜等居住于上海的著名绅士在此之前便有此种设想，而这也体现了“在当地有着巨大利益的绅商阶层”的立场。参见戴海斌：《“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2）。

[34] 《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38b页，《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七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该版本是据1939年盛恩颐等刻本影印而成。）

[35] 据戴海斌研究，“东南互保”最终没有“议定”所谓的约款，而只是以互换照会的形式确立了某种和平性质的原则，从而达成了中外保护的谅解。参见戴海斌：《“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

[36] 张之洞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收到盛宣怀倡议“东南互保”的来电，当天晚上便复电表示赞同，参见《盛京堂来电并致李中堂、刘制台》《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8页；刘坤一则于五月二十九日复电表示赞同，参见《刘岘帅来电》，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39b～140a页。

[37] 《刘制台来电》，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029页。

[38] 《寄盛京堂》，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4～75页。

[39] 这一点对于历史的影响相当深远而重大。庚子国变期间，督抚们频繁地“会衔上奏”对朝廷施压，已令朝廷深感不安。据李细珠研究，清末新政之初，朝廷谕令包括各省督抚在内的大臣们，就新政如何开展，“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各省督抚起初准备联衔会奏，后因得知“上面的意思不愿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而放弃此举。然而在刘坤一的坚持下，江鄂两处仍采取了联衔会奏的形式。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2）。此后的清末新政期间，各省督抚们的“联衔会奏”之举仍频频出现，直至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们联衔逼宫，清王朝终由此作古。

[40] 《寄江鄂刘张两帅》《寄李傅相》，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40a～140b页。

[41] 相对于李鸿章将二十五日宣战上谕认为是“矫诏”“乱命”的激烈态度，刘、张二人的此封会衔电奏，虽然也是抗命不遵，但态度已婉转温和许多，参见《会衔电奏》，见《张之洞全集》第3册，2150～2152页。

[42] 戴海斌：《“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

[43] 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210页；《致杨儒》，见《李鸿章全集》第27册，76页。

[44] 《寄江鄂粤三制军苏浙皖三中丞》，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六，146a页。

[45] 《盛宣怀致各电局》，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98页。

[46] 因为《申报》馆本身便积极参与到救援行动中，《申报》馆协赈所是当时善会组织经收捐款的一个重要机构，仅在庚子年间便刊登了八次捐款清单。《申报》馆协赈所的负责人席裕福同时也是济急善局的发起人之一和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之一。因此，《申报》几乎就相当于东南济急善会的机关报，有关救援行动的信息，《申报》都最早刊登，内容也最全面。

[47] 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刘学照：《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48] 与东南互保相关的两个核心文件的正式名称是“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参见戴海斌：《“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载《学术月刊》，2013（11）。

[49] 金家瑞之《论“东南互保”》和谢俊美之《“东南互保”再探讨》均如此表述，见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357、368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50]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7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天路：《“东南互保”述论》，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388页。

[51] 金家瑞：《义和团运动》，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2] 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4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3] 《救济善会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54] 《救济会章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55] 《救济善会来往信函照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日。

[56] 《济急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

[57] 实际上，“东南保护约款”是用“长江及苏杭内地”一词指称中国督抚们“允认切实保护”的各省。出现在东南各省督抚电报中的类似用语还有：“长江以内上下游”“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长江各省”“长江内地”“长江上下游一带”“沿海沿江各省”“沿江海”等。盛宣怀曾在致闽浙总督的电报中明确表示：“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钧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笔者注：指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联络，共保大局。”《有关“东南互保”的资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325～362页。

[58] 陆树藩表示，救济善会“综计所费已几及二十万金”（《拟办天津工艺局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9a页，苏省刷印局，光绪丁未）；东南济急善会表示：“截至二月底（笔者注：辛丑年）共收付过银五十万余两，约分专济、指济、公济三项，及散米、施衣、煮粥、赠赆、掩骼等费。”（《李鸿章札任锡汾文》，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08773-1）

[59] 《任锡汾上盛宣怀禀》，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5794。

[60] 《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济急善局经收第六次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61] 《解款声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三日。

[62] 《盛宣怀致杨文骏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364页。

[63] 本书第四章对此有详细叙述。

[64] 《戴鸿慈奏稿》，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76页。

[65] 《致上海盛京堂》，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8477页。

[66]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 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15页。

[68] 赵炳麟：《赵柏岩集》（上），275～27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