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庚子救援事件的叙述以时间顺序为主，同时兼顾不同救援组织实施救援活动的完整性，即对两大救援组织（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分别论述。有些救援活动是由两个善会组织共同完成的，则将该救援活动置于其中居主要位置的善会名下进行叙述。下面对本书各章内容及其材料来源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章“庚子国变中的京官”。该章主要是通过庚子国变时一些留守京官的日记，如《高枏日记》、《恽毓鼎庚子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那桐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华学澜《庚子日记》和《辛丑日记》等，辅以《石涛山人见闻志》、《齐如山回忆录》、《王大点庚子日记》、仲芳氏《庚子记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王鹏运等《庚子秋词》、郭则沄《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中所载之杜某《庚子日记》、陈璧《五城公牍汇存》等当事人的亲历亲闻为核心材料，其他还有《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日本佐原笃介与浙西沤隐所辑之《拳乱纪闻》和《拳事杂记》等相关史料，建构“庚子国变中的北京城”，尤其是京官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第二章“南北之间的交通与通信”。南北交通方面，先通过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所编著之《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从全能视角叙述庚子国变期间由于南北陆路交通和海路交通分别中断，以致“南北阻隔”，北京变成一座“围城”的情况；更主要的是通过《高枏日记》、《恽毓鼎庚子日记》、华学澜《庚子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京官日记和《陆润庠庚子书札笺注》、《张守炎庚子六月至九月致吴重熹函十二件》等信函，以及管鹤《拳匪闻见录》、林颦《被难始末记》等南下逃难人士的自述，对京官与普通平民逃离京津的路线、花费以及各种危险略作铺陈。在南北通信方面，先是通过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中有关电报通信的史料对庚子国变期间的南北电报通信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然后通过华学澜《庚子日记》等京官日记和《翁同龢日记》《杨度日记》《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朱峙三日记》《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庚子国变时期身处东南各省之人的日记或回忆，考察当时南北之间的民间通信状况；并通过《中外日报》《申报》等报刊对于庚子国变的相关报道，来看当时“南方对北方乱象的了解与想象”。

第三章“从‘江浙’到‘东南’：救援组织的成立”。从本章开始正式切入本书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救援事件本身的叙述。救援事件本身的史料来源，其实比较单一，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申报》《中外日报》和《新闻报》等当时上海报刊上所刊登的各种有关救援的公启、章程、公函、电报、捐款清单、载回被灾官民名单、有关善会组织的杂记等资料，其中尤以《申报》为主。[46]二是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与相当于中国救济善会“征信录”的《救济文牍》。《救济日记》是陆树藩率救济善会会员北上京津进行救援的亲历亲闻。《救济文牍》包括章程、文告、禀启、尺牍之去函、尺牍之来函、杂存等六部分，资料相当丰富，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关于救济善会经费收支的情况。三是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档”之未刊部分，这部分材料反映的主要是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情况。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中国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成立时的情况，对两大善会组织的发起人、公启、章程以及分工均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解读。在最初的分工中，救济善会负责津东一带的海路救援，济急善局则负责清江至德州的陆路救援。在救援对象上，济急善局从仅限于“江浙人士”扩展至“东南各省”，体现了东南各省寓沪官绅士商的共同意愿。本书在这一章的最后略为钩沉陆路救援的情况，就结束了关于陆路救援的叙述，因为当海路救援全面展开后，陆路救援就几乎形同虚设了，原本准备由陆路回南的人大都从山东折返天津渡海回南。

第四章“‘泽被宣南’：对于京官的救援”。此章为本书的重点之一。该章第一节“东南济急善会”分别介绍了该善会在上海和北京的办事机构与主持者，并对东南济急善会的救援活动进行了详细叙述。东南济急善会的首要救援之举是打通南北之间尤其是京沪之间的汇款渠道，盛宣怀等通过与汇丰、道胜等外国银行的沟通，最终在庚子年九月中旬实现了京津间的正常汇款；其次便是商定护送被难官商由北京至塘沽登轮的具体办法；再则是“托寄信件汇款”等，此外还有筹划从南方向北方运送棉衣和粮食等。该章第二节“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先以“粤籍绅商与粤籍京官之救援”的个案揭示庚子救援行动的乡谊性质；接着通过对东南济急善会汇款救济京官的三种方式（公济、指济、专济）的叙述与分析，再次充分证明庚子年对于京官的救援本质上是以乡谊为基础的一场救援行动。该章第三节“疆吏与庚子救援”，先介绍李鸿章通过东南济急善会向各省督抚倡导捐款以接济京官，接着叙述张之洞联合刘坤一、袁世凯向京官汇款，一方面对京官进行接济，另一方面鼓励京官奔赴行在；最后介绍庆亲王奕劻向在旗督抚致电筹捐以接济在京旗员的情况。

第五章“华洋官绅之间：以救济善会的活动为主”。此章亦为本书的重点之一。该章第一节“陆树藩与‘救命船’”主要是对陆树藩亲自率领救济善会会员北上京津援救被难官商回南的救援活动所作的概述，包括救济善会起程之前的各项准备，救济善会分别在天津、北京和保定设立分局的情况，以及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救援机构之间频繁沟通联系，以协调救援行动的救援机制等，有关海路救援之举的全面叙述。该章第二节“华洋之间”主要探讨救济善会为了在洋兵遍地的京津地区顺利开展救援活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如对“红十字”的标榜，通过上海道请“德领事”给予护照，聘请“德医官贝尔榜”和“德人喜士”负责与洋人交涉，在天津开展救援活动时凡事先向都统衙门进行请示等。陆树藩认为，“与洋人交涉，知是善举，莫不钦敬”，这也是陆树藩标榜“红十字”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因为陆树藩与救济善会会员身为华人，仍不时遭遇“种种险厄”与“处处掣肘”。该章第三节“官绅之间”先是深入探讨救济善会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认为陆树藩通过各种方式将救济善会与李鸿章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可以自抬身价，另一方面又为救济善会在官商士绅中赢得了更多信任与资源；然后通过对刘鹗因购买太仓粟平粜而获罪之事的叙述和分析，探讨了清末官绅之间因权力分配而产生的紧张与冲突。

第六章“救援行动的终局”。该章第一节“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是以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运送“浙江三忠”灵柩回南并在上海进行隆重祭奠的方式结束了东南官绅对于东南各省被难官商士民的救援行动，这再次表明庚子救援事件是一场具有鲜明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的救援行动。该章第二节“京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从南北通信、南北汇款、南北交通，特别是京城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等方面表明，救援行动之所以结束，根本原因是到辛丑年二三月间，产生救援需求的各项前提已经消失。该章第三节“救援组织的善后”对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先后结束救援行动的主观原因进行了介绍，并对其结束救援工作后的善后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说明。此外，该节还对陆树藩与刘鹗在平粜款项上的争执进行了介绍与剖析。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余论：庚子救援中的关键词”。余论主要从五个关键词对庚子年的救援事件进行总结和深入探讨。第一个关键词是“丝业”。因为首先倡导庚子救援且一直主导救济善会救援工作的陆树藩，其家族财力主要来自丝业；从济急善局到东南济急善会，救援行动的日常事务均是由丝商庞元济、施则敬负责；救援行动中第三个值得一提的救援组织“协济善会”也是由湖州丝商杨兆鏊创办。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几乎全是由江南的丝商们筹划组织完成的。丝商的这种巨大财力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蚕丝贸易在上海的出口贸易中独一无二的主宰性地位，这使得丝商群体成为晚清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显赫的财富拥有者。第二个关键词是“京官”。因为这是庚子年救援事件中最主要的被救援对象。科举制度保证了几乎每个省均有人在京城做官，太平天国以来的捐纳制度与印结费制度，又使得京官们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于同省“捐生”，再加上官员任免的籍贯回避制度，不断强化人们的籍贯观念。由时人的笔记可以看出，各省京官几乎成为各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言人。体现在庚子年的是，浙江籍京官许景澄、袁昶的被杀，“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是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媒体更认为，“浙江三忠”是“为东南而死”，东南互保是三忠以血的代价换来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省籍意识”，第四个关键词是“东南意识”。“东南意识”是刘学照根据上海报刊中的“庚子时论”提炼出来的“历史话语”，是指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的意识。[47]“东南意识”的背后是南北对立。本书认为，南北对立的形成与19世纪中外贸易的南北差异有重大关系。以丝茶为主的出口贸易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各省，这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其中又以江浙为尤。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火车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为从中获利巨大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而北省民众则在洋货的冲击下生计日艰因而更为排斥西洋器物与文明。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截然对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成为连接东南各省的枢纽，各省商帮纷纷在上海设立会馆公所，庚子救援行动因而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面貌出现。所谓“东南官绅商民”不过是东南各省在沪商帮绅董。庚子救援行动正是依靠东南各省在沪商帮的合力而顺利完成。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东南意识”实际上是以“省籍意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救援组织对寓沪各商帮的动员是以“乡谊”为号召；汇款至京的发放办法也是由各省“公举一人经理”，因此李鸿章称庚子救援行动是“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以“省籍”意识为底色的庚子救援行动，反过来也大大推动了“省籍”意识的高涨，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意识或“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

第五个关键词是“义赈”。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反客为主，同时又帮派林立，互不统属，较大的几个移民群体还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如广东籍移民与江浙籍移民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竞争。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近代上海的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与洋人争衡。一旦某个移民群体与租界当局发生纠纷，起而抗争的只能是这个移民群体本身，如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与之不同，义赈自诞生之初，便是整个江南社会慈善力量的联合行动。在江南义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义赈活动的中心城市由苏州转变为上海，几乎所有重要的筹赈公所都设在上海，而筹赈公所的主持者也由江南各地的义赈领袖，逐渐转变为上海各移民群体的头面人物。例如，第二代义赈领袖中，既有代表江浙移民群体的两位丝商，也有代表广东移民群体的粤东买办。与此同时，各方义赈力量的联合行动局面一直得以保持，几乎成为一个传统。上海义赈界的统一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移民群体，久而久之，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慢慢形成。